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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的宏大敘事與微觀情緒的潮汐交匯處,一些曾經屹立不倒的公眾人物,突然在細微之處遭遇了名聲的冰封。
他們并非失去了道德的航標,而是失察于腳下土地的深刻變化。
俞敏洪、何同學、李佳琦,這些在各自領域“光芒萬丈”的名字,去年以來的“翻車”事件,與其說是個人偶發的失言,不如說是一次集體情緒在“液體現代性”背景下,對“精英盲點”的迅猛反噬。
當然,隨著時間流逝,可能帶來的實際影響也許不會有什么,但當時當刻的危機,吞噬性依然兇猛。
南極的冰川與格子間的焦慮
俞敏洪先生那封來自南極的內部信,帶著冰雪世界的純凈與哲思,字里行間流淌著對新東方歷程的深情回望,以及對普通員工的真摯感謝。
這份情感,我相信是真實的、經得起考驗的。然而,當這份溫情通過社交媒體的放大鏡投射到公眾眼前時,卻瞬間引發了一場情緒的“雪崩”。
“老板在南極,員工在加班。”這簡短的八個字,以一種近乎完美的戲劇性沖突,精準地擊中了時代的心臟。隨之而來的,是關于“南極郵輪20天人均花費30萬”等細節的聚焦與熱議。公眾情緒的敏感與易燃,并非針對俞敏洪個人的財富,而是對一種階層與特權分野的投射。
當普通打工人掙扎于高企的房貸、不確定的“35歲危機”和永無止境的內卷時,企業家在地球盡頭享受的,不僅是美景,更是一種時間和財務的“固態自由”。
這種自由,與絕大多數人所體驗的“液態不安全感”——工作不穩定、財富流動性大、未來模糊——形成了尖銳而殘酷的對比。
冰川的純凈,在焦慮的目光中,成了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多重失語,共情的瞬間斷裂
俞敏洪的案例是空間和財富的隔閡。去年以來,李佳琦與何同學的事件,則更直觀地揭示了勞動尊嚴與情感價值上的斷裂。
今年,何同學拒絕給出“討好型人格”的好評,從個體自由表達的角度看,或許并無不妥。然而,在集體意識層面,這被解讀為對底層勞動者為換取微薄生存空間而不得不低頭的“情感契約”的拒絕。司機師傅尋求的,可能不是一個客觀評價,而是對服務過程中所付出情感勞動的認可。
當這種微小的、帶著生存壓力的請求被拒絕時,公眾看到的不是一個獨立個體的堅持,而是一種精英對勞動尊嚴的冷漠。網友要求“不要一鍵三連”的回應,正是這種對“情感PUA”的反抗。
去年,李佳琦在推銷“天價眉筆”時,那句反問:“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則是一次標準的“情感羞辱”。這句話將系統性困境,如通脹、階層固化、經濟下行,瞬間歸咎于個體的不努力和不認真。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否定了無數“牛馬人”在格子間、在生產線上的辛勤付出。看上去,這不僅僅是價格的爭議,更是一種對個人努力價值的否定,瞬間點燃了積壓已久的憤怒引信。
多重的翻車,表面是名人失言,內核更多是對底層情緒和勞動者困境的集體性“共情失語”。
算法加速,與憤怒機器
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對名人的道德批判,那將是片面的。這些事件的爆發速度、熱度持久度,以及情緒的同質性,共同指向了背后的冷酷技術邏輯:AI算法與社交媒體。
不久前泡泡瑪特兩位員工私下對DIMOO掛件價格的討論——“這東西賣79確實有點……沒事,會有人買單的”——被曝光后,迅速引爆輿論。這句不經意的對白,成為了公眾對商業逐利和自身被剝削感的完美代名詞。網友們炸鍋了,因為他們不僅在股市里是“韭菜”,在消費場也被企業內定為“會買單的傻瓜”。
一個名人的一句話、一個動作,或者一個品牌直播間里的私密對白,一旦被解讀為“道德失范”或“階層傲慢”,其帶有強烈道德批判色彩的解讀就會被算法賦予最大權重,瞬間完成從“個體焦慮”到“非理性共情”的病毒式傳播。
社交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像一臺“憤怒機器”。它根據用戶的“憤怒偏好”進行精準喂養,將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內容推送到最可能引發共鳴的人群面前。這種情緒的傳染和共振,不再是基于理性探討,而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的羞辱狂歡。
焦慮、不公感、對尊嚴的渴求,通過公眾人物的瑕疵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投射點,從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集體宣泄。
焦慮的液體現代性
這種普遍的敏感和易怒,并非空穴來風,它植根于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液體現代性》中深刻預言:我們正從一個“固體”的、結構穩定的社會,邁向一個“液體”的、不確定且不穩定的社會。
在“液體現代性”下,一切都處于流動狀態:工作不再是終身制的保障,人際關系變得脆弱,價值觀和身份認同也在不斷重塑。這種流動性帶來的是一種普遍且深刻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普通人發現自己被拋入一個“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都無法確定”的迷茫狀態。
當俞敏洪在南極享受特權自由時,它與普通人對工作穩定、財富自由的“液態”不安全感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這種對比,瞬間將宏大背景下的結構性焦慮,轉化為對個體傲慢的憤怒共鳴。公眾情緒的敏感與脆弱,正是宏大時代背景與微觀技術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戰略性共情精英的必修課
在“液體社會”中,維護信任已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對于公眾影響力人物而言,構建和維護真實的、可預測的信任,是時代對他們提出的更高要求。這不再是簡單的危機公關,而是一種“戰略性共情”的生存哲學。
第一,警惕“精英盲點”:公眾人物必須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優越生活經驗,已不再是大眾的平均經驗。當他們在山巔俯瞰時,必須心懷謙卑,并對底層和中產的經濟壓力保持高度敏感。不要用自己的成功經驗去簡單地解釋和評判別人的困境,因為許多困境本質上是結構性的。
第二,尊重勞動尊嚴:任何言論都應避免將系統性困境歸咎于個人,杜絕任何形式的“情感PUA”或“努力羞辱”。企業家或名人應站在系統性困境的理解者角度,而非高高在上的評判者。尊重每一份平凡的勞動,就是尊重這個社會最基礎的價值底座。
劉強東的“重出江湖”,似乎提供了一個極具反思價值的范本。他不是用精致的公關辭藻,而是用最原始、最具有身體感的方式,和快遞小哥站在同一陣營,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福利,甚至親自與他們把酒言歡。他拿出的那股“光腳不怕穿鞋的”勁兒,多少讓普通勞動者感受到了一種被接納的溫度和“踮腳就能夠得著”的希望。
劉強東選擇的,是放棄一部分精英的體面,換取與勞動者的情感聯結,這可能也算是一種基于對時代情緒深刻洞察的戰略性共情。
在信息洪流和階層冰川并存的當下,只有通過這種對結構性困境的理解和對勞動者尊嚴的尊重,公眾人物才能在贏得大眾喜愛的同時,避免觸碰時代的敏感神經,實現長期的、健康的公共關系。
潮汐仍在涌動,而共情的斷裂,可能比任何商業失敗都更具顛覆性。精英們,必須學會與腳下的土地一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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