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鄉愁只是文人騷客對農耕文化的深切眷戀

當前，仍然有不少社會“精英分子”認為，牧牛悠悠、炊煙裊裊、漁舟唱晚、天人合一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村生活模式才是人類與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態和最和諧的治理狀態。然而，這種充滿了中國鄉土社會狹隘價值觀念的濃郁鄉愁，并非為今天的改革開放突出重圍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問題便想回頭的陳規陋習。實質上就是對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時代大潮所表達出來的一種情緒抵觸，也是為正在走向衰亡的傳統農業農村社會而譜寫的一曲悲傷挽歌。

為此，作者撰寫《莫讓浮云遮望眼——鄉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首篇《鄉愁只是文人騷客對農耕文化的深切眷戀》。

20世紀80年代，一曲優美動人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曾經唱響大江南北，唱出了對當時中國農村發生巨變的喜悅和憧憬。“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十里喲荷塘，十里果鄉……”。

實事求是地講，被這首深沉婉約之歌所撥動的并不是廣大農民群眾對現實中農村生活所激發出來的那熱情洋溢之心弦，而應該只是眾多新生代城里人離開故土后仍然深切眷戀著的一種濃郁“鄉愁”。

其實，這種濃郁“鄉愁”并不是改革開放以后產生的新生事物，而是在2000多年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心目之中，就從來未曾斷絕過。但“鄉愁”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與時代緣由？其中蘊含哪些主要內涵和本質特征？幾乎很少有人去仔細琢磨和深入思考過，因為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確實是個說不清、道不明，很容易讓人蒙圈的復雜事物。

把“鄉愁”視作對過去農業時代與農村社會的一種懷念與情感，應該大致上不錯。一些詞典如“百度”詮釋說，如今的“鄉愁”就是指那些出身于農村的城里人“懷念家鄉的憂傷心情”，說得也算不太離譜。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人通過各種路徑進入城市打拼，面臨不少難以預測的風險和難以言表的苦衷。但家鄉是生我養我的地方，耕牛悠悠、炊煙裊裊、春花夏雨、秋收冬藏，那里沉淀了太多的幸福往事與復雜思緒。懷念家鄉更多時候是種甜蜜的感覺，說著說著便讓自己的心情憂傷起來了，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有專家認為“鄉愁”的本質屬于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情緒渲泄（禹建湘2017）。

我們覺得，如果鄉愁的內涵與本質簡單得只是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情緒渲泄的話，就很容易混淆鄉愁的歷史性與時代性之間的有機聯系，不僅難以深刻地揭示鄉愁的精神特點與現實意義，也會因為缺乏足夠的正能量而得不到頂層決策者的支持與欣賞，更不可能聚焦成一種力量磅礴的社會思潮，使其千百年來一直縈繞和激蕩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

喜歡也好，討厭也罷，從來就不是無緣無故的事情。時至工業化城市化早已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的今天，仍然有人還在聲情并茂地抒發“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憂傷，甜甜地自我沉浸在“富春山居圖”的虛幻意境里，并且頑強地將這種只有在古代中國歷史上才反復出現過的思潮，突出地提升到新時代主流輿論的中心地位上，確實屬于耐人尋味之舉。在我們看來，至少說明了現在還有一大批人特別是某些社會精英們對于傳統農業形態與鄉土文明仍然癡心留戀、執著向往和無限追求。

我們認為，當前這種鄉愁思潮的再次泛起，并且能夠在全國出現席卷之勢，恐怕不能視之為一個孤立的文學意義上審美觀的討論，應該與我們五千年來從未斷裂過的農業農村歷史有著極其緊密的依存關系或曰現實反映。不敢說鄉愁正在被某些勢力當作意識形態工具了，但確實反映了傳統的農業形態與鄉土文明的思維慣性正在與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進程進行著頑強的抗爭。

從小學時代教科書就告訴大家，古代中國是一個讓炎黃子孫無比自豪的農業大國。幾千年血與火的歷史記載證明，中華民族創造的農業生產方式經與游牧生產方式、商旅生產方式的反復競爭與往來廝殺，不僅把獨特的農耕文化演繹得極其威武壯烈，而且還在不斷地完善與升華。有人斷言，如果不是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野蠻入侵打斷了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進程，也許還真的可以說中國創造的農業文明應該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存在形態。

眾所周知，從事農業生產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樣隨水草而居，到處自由地遷徙，必須依賴土地資源這個“命根子”才能順利展開。同時，圍繞固定的土地條件即生存空間進行農業生產不能超越一定的活動半徑。在此范圍內，人們依據血緣關系與宗法制度會自然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生活社區即自然村落。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從事農業經濟活動，農民、土地、村落總是被高度重疊在一起，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這個生產生活的全息場景之中。

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隨著生存空間、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這三大要素的有效配置與相互作用，久而久之，一種崇拜土地、熱愛故鄉、安土重遷、守望相助的農耕文化便根深蒂固地植入到了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中國人的血脈與骨髓之中。

完全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內涵就是彌漫在中華民族蕓蕓眾生心靈深處的這種農耕文化，也叫鄉土文明。而鄉愁從意念到思潮的逐漸興起與不斷嬗變，則正是以傳統農耕文化為基因和乳汁而孕育成長的邏輯產物。所以，鄉愁有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演化遞進過程：底層邏輯是對故土家園和父老鄉親的眷戀；宏觀層面是對農業農村社會的懷念；實踐中的核心目標則是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期盼。

通過深入細致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真正把鄉愁情感擁入胸中并且有能力通過各種路徑表達鄉愁意念的人們，基本上是以知識分子和朝廷官員為主體的社會精英階層。

例如，西漢早期最具代表性的鄉愁詩恐怕是漢武帝劉徹的侄孫女——史稱“江都公主”的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為了與匈奴和親，將她嫁給烏孫國的單于。劉細君在遙遠的西域十分懷念故鄉：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

再如《漢樂府·十五從軍行》中那位“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的老漢，顯然不是一般的老兵。《漢樂府·木蘭辭》也曾講到“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愿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所以說，鄉愁思潮的源頭與盡頭，反映的都不是普通農民即“下里巴人”的利益訴求，而是“陽春白雪”階層中精英分子的一種精神反映與理想追求的體現。

根據我們對典籍的追溯，鄉愁情緒于文字上的最早表述，應該是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所形成的《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次是先秦屈原《離騷》中的“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兩者的年代雖然相隔較遠，但背景與境界都是描述公職人員遠離家鄉時對故土的那種憂傷彷徨與悠然思戀。

唐代著名詩人孟浩然是湖北人。他對老家襄陽農村的情況十分熟悉，感情也特別深厚。有一次，朋友請他去鄉下喝酒聊天，他很隨意地寫了一首詩叫《過故人莊》，竟然成為了古代中國農村田園生活的一曲絕唱。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全詩用語極其平淡而通俗，敘事亦非常自然流暢，沒有半點故意渲染和刻意雕琢的痕跡。如綠樹環繞的生態村莊，青山橫斜的美麗景色，風和日麗之下，四周一片稻菽正在茁壯成長，猶如一幅清淡恬靜的水墨圖畫。朋友可能就是本村種田的農民，也可能是來自襄陽城里的文人，大家歡聚在村頭場院（現在應該叫“農家樂”）之中，臨風于菜圃之旁，頻頻把酒之間，暢談莊稼的長勢和今年的收成。

讀到此詩，會立馬感覺氣氛親切，情感真摯，環境自然，一股濃郁的鄉土氣息撲鼻而來，讓人對農村田園生活的美感充滿了詩情與畫意，對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產生了強烈的憧憬與追求。“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顯然被深深地陶醉在這種田園牧歌式的農村生活之中。

同樣充滿了美妙絕倫之鄉愁意境的詩歌，還有南宋時期著名文豪陸游寫的《游山西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

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陸游當時因政見不同遭到彈劾罷歸故里，心情十分郁悶與憂傷，一腔憤恨正待發泄，但家鄉一片豐收的景象與人們寧靜、歡悅的氛圍，這種純樸的農村生活給了他極大的欣慰，“鄉愁”思潮的社會底層邏輯一目了然。

與陸游同時代的范成大也有一首《四時田園雜興》，其中之二的“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亦給后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是平江吳郡（今江蘇吳縣）人，對南方農村農作物的各類與特色很熟悉，非常細膩地描寫了農民初夏時節緊張的勞動氣氛，讓人讀來逸趣橫生，思緒飄逸。

由各個朝代知識分子們接力創作的這一首首膾炙人口、嘆為觀止、傳誦千古的山水畫般的文學作品，具有十分典型的美學意義，滲透著人們對于淳樸自然、恬靜閑適的田園風光的由衷崇拜和無限遐想。久而久之，鄉愁便由情緒價值變成了社會思潮，最后成為國人的審美標準和新的世界觀。

鄉愁思潮之所以能夠獲得中上層社會很多文化人的高度認同，還因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精英及其代言人親身修為過的生活范式，更是逐步升華并扎根在心中的理想境界。

中國古代社會中，不僅只有那些閑云野鶴式的文人騷客們在詩詞作品中熱情謳歌山水田園生活。科舉制度打破了傳統門第對“官場”的限制之后，大量的農家子弟得以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擠進上層社會，不少人還通過辛勤努力最后當上宰相、尚書等一品大員，成為了泱泱大國朝堂中的決策層人物。而出身于鄉野的這些文人士子為官之后對于自己家鄉那種恬靜的田園生活仍然有著一種稱得上本能式的懷戀和向往，甚至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深入腦髓的自覺。

由于歷朝歷代都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加之上述官場精英分子潛移默化的長期影響，很多同屬于農家子弟出身的現職官員們在內心深處對農業生產、農村社會、農民生活充滿了尊敬與期盼，市中心認同這種自然而然的“三農”存在方式與運行場景，就是美麗社會形態中最時髦和最有效的一種制度“供品”。

當然，我們在分析古人特別是被官場文化“浸淫”過的那些文人思想的時候，恐怕不能把他們捧為至愛的“山水”與“田園”簡單地等同于農業、農村、農民的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廟堂”、“官場”或“朝廷”相對應的一種具有社會環境意蘊上的用詞。

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世稱“范文正公”的范仲淹先生借《岳陽樓記》抒發情感，講了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這“江湖之遠”，即泛指下層社會的煙火民間。他們拿山水田園來說事兒，“醉翁之意”不完全在農業與農村，而在官場與朝廷。

前面所言的關于農業文明的評價，即使與同時代世界各地的生產與生活模式相比較，中國開創的農業文明也未必能被斷言為人類社會先進的存在形態。但是，在古代那些出身于平民階層的中國官員以及大部分傳統知識分子看來，他們所經歷或所見所聞的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生活場景和農民的自由自在，就是典型的山水田園式的美學境界和閑暇恬靜式的生活歸宿。在這里，他們親近自然、走向自然、與世無爭的心態、天人合一的處境、與山水園林為友的志趣，幾乎都能得到盡情宣泄和充分體現，成為其身心的療養院和精神的棲息地。

在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基調的“色彩斑斕”的世界里，農村山水田園式的美學境界和閑暇恬靜式的生活歸宿，并且在此基礎上構建出和諧穩定的社會治理模式，恐怕全天下再也沒有比這個生存形態更讓他們孜孜以求、欣欣向往的美好社會了。因此可以說，這就是絕大多數知識精英分子心目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真正“鄉愁”。這個富含著信念與理想的社會存在形態，值得為之陶醉、為之謳歌，甚至值得為之獻出生命。希望它即使海枯石爛、地老天荒也能夠沒有變化，永遠永遠地存在于人世之間。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