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增長困境：為什么越努力，越不敢創新？｜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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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我們談論日本經濟時，腦海中會浮現出什么？是上世紀 80 年代橫掃全球的日式豪邁、是“失去的三十年”里停滯與沉寂，還是近年來在通縮迷霧中終于透出的那一絲微光？

曾幾何時，終身雇傭、年功序列是日本模式的自豪標簽；政府與財團緊密攜手，被視為“東亞奇跡”的密鑰。然而，理查德·卡茨在其著作《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中犀利地指出，這些曾經的“功臣”，如何在新的發展階段淪為阻礙創新的“枷鎖”。

如今，從終身雇傭制下的“有去無回”，到銀行體系的保守信貸與嚴苛個人擔保；從懲罰性的破產法案，到教育系統對創業精神的忽視；再從企業內部“只罰錯、不獎優”的“扣分制”晉升體系，到社會對失敗者的低容忍度——這一切共同構筑了一個對創業者極為不利的“風險與回報”天平：失敗的代價過高，而成功的回報卻相對有限。僵化的“大象企業”與充滿活力的“瞪羚企業”之間，正在進行一場關于未來的無聲爭奪。

這并非日本獨有的困境。大洋彼岸的美國，其創業率在過去四十年間持續下滑，背后的推手同樣是沉重的學生貸款、與雇主綁定的醫療保險等現實枷鎖，而非美國人冒險精神的消退。這雄辯地證明，是經濟與制度環境，而非飄忽不定的文化，在更深層次上主宰著一個國家創業活力的興衰。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

知名日本經濟研究專家、資深財經評論家，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前高級研究員

*文章摘自《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作者為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

文化解釋的陷阱

“這是不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我問日本創新網絡公司總裁勝又干英(Mikihide Katsumata),該企業的任務之一就是像一家風險投資企業一樣投資有前途的初創企業。

我想了解,是否有太多有潛力的日本創業者因為覺得無法獲得風險投資而沒有去嘗試,而風險投資企業又因為找不到太多的創業機會,從而無法吸引足夠多的投資者資金。

他的回答令人吃驚:

“這不是雞和蛋的問題,而只是蛋的問題,創業者數量不夠多。直到五六年前,日本還沒有多少人敢于創辦一家逐步成長的企業。他們傾向于去大企業。”

從一家負責為這類機會提供資金的機構的領導者口中聽到這樣的話令人驚訝,但是這種觀點并不罕見。相反,日本人曾反復被告知,他們過于規避風險和墨守成規,無法獨立創業,以致很多人都相信了這一點。

即使這種觀點有道理,它也只能說明問題的一小部分。幾十年前,日本人被告知,由于文化原因,日本人喜歡儲蓄,而美國人喜歡花錢。后來,經濟形勢的變化使日本的家庭儲蓄率從兩位數降至甚至比美國家庭還低的水平。

不利于創業的陳詞濫調與上述觀點一樣荒謬。幾十年來,人們一直說日本人天生不喜訴訟。后來,立案費用降低了,訴訟數量猛增。如下文所述,“企業如家”和“員工忠于企業”的觀念并非源于古老的文化,而是源于雇主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宣傳活動。

我曾多次詢問東京20多歲的都市職業女性,就你的希望、夢想、挫折和自我意識而言,你更像你的祖母還是紐約的同齡人?得到的回答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后者。在二戰剛結束的那些年,日本還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農業社會,大多數婚姻仍然是包辦婚姻?，F在,日本實現了高度城市化,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包辦婚姻幾乎消失了。這種轉變是所有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現象。

事實證明,對經濟行為的文化解釋問題重重。20世紀50年代,學者們將日本經濟落后的根源歸咎于儒家思想,卻沒有意識到經濟奇跡已經開始。然后,日本以及隨后韓國、中國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取得了成功,導致人們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逆轉?，F在有人認為,正是儒家思想推動了這一成功。

羅納德·多爾(Ronald Dore)1977年出版的頗具影響力的著作《認真看待日本:儒家思想對關鍵經濟議題的認識》(Taking Japan Seriously: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接下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情況又發生了逆轉。現在,儒家思想又被視為裙帶資本主義的罪魁禍首。很難明白,一個理論如果聲稱能解釋一切事物,甚至是相悖的事物,它究竟能有多大的解釋力。

沒有人否認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然而這能夠解釋80%的現象,還是只能解釋20%的現象?

盡管文化變革是緩慢的,但是為了應對環境的變化,個人行為展示的文化變革則要迅速得多。如下文所述,正是不斷變化的環境而不是文化,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的創業率在過去40年間不斷下降。

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深入研究這些不斷變化的環境,不僅能提供更好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它還為決策者通過改變社會經濟環境來改變結果提供了工具。

風險與回報的失衡

與美國人或歐洲人相比,打算創辦一家富有潛力的瞪羚企業的日本人要面對更為不利的風險回報率。考慮一下終身雇傭制,這種做法并非源自7世紀的圣德太子時代,而是源自一戰和二戰之后自上而下推行的變革。一個人丟下一份大企業的優越正式工作,去創辦一家新企業或者為其工作,如果這家新企業倒閉了,他幾乎再沒有機會被另一家頂尖企業錄用為正式員工。

那些投資于員工培訓的企業不希望員工把這些技能帶到其他公司,于是企業之間會自發形成“不挖墻腳”的非正式協議。因此,當被問及對創業的最大擔憂時,日本受訪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失去年收入有保障的穩定工作”,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除此之外,與其他地方相比,日本的銀行更不愿意向沒有抵押品或沒有個人擔保的中小企業貸款。如果企業倒閉了,借款人就不得不動用自己的房子和儲蓄賬戶等資產進行償付。

如果一家中小企業倒閉,所有者和共同擔保人可以申請個人破產,但是日本的個人破產法非常苛刻。研究表明,破產法越嚴厲,創業率就會越低(Solomon,2014;Eberhart et al.,2017)。在一項針對24個富裕國家的調查中(OECD,2013b,第83頁),認為學校教育有助于培養主動意識和創業精神的受訪者比例,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為50%,而日本只有18%,排名墊底。認為學校為其提供了經營企業的技能和訣竅的受訪者比例,日本也僅有20%,同樣位于最后一名。

傳說中日本母親不愿讓女兒嫁給企業家,她們對創業的艱辛有著清醒的認識。這與簡·奧斯汀小說中極為滑稽的母親費盡心機為女兒尋找一樁好姻緣并無二致。奧斯汀小說中的母親知道,如果沒有一樁好姻緣,在那個貴族家庭的女兒幾乎沒有繼承權和謀生手段的時代,年輕女性將面臨一貧如洗的風險。

杰弗里·查爾是一位娶了日本女人為妻的美國企業家,連續創辦了多家企業,我們從他那里聽到了一則經典的姻親逸事。查爾喜歡創辦新企業,使其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再賣掉,然后再重新創建另一家企業。在他經營一家企業時,姻親們很高興他有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當他賣掉企業并獲利時,他們就會擔心他又失業了。

“規避風險，墨守成規”的說法有依據嗎？有一些被廣泛引用的研究報告認為,日本人更加傾向于規避風險和墨守成規,因此缺乏企業家精神。比如,全球創業觀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多次顯示,日本在各類企業家精神方面都處于墊底或接近墊底的位置,包括對機會的認知(49個國家中排名第49位),對創業技能的認知能力(49個國家中排名第49位),擔心遭受失敗(49個國家中排名第9位),以及將創業視為一種良好的職業選擇(49個國家中排名第46位,GEM,2018—2019,第88頁)。

仔細研究這些數據可以發現,日本人并非天生就更為膽小,而是有更多的擔憂。在一項調查中,大約37%的日本男性表示,他們寧愿冒險創業,也不愿為別人打工,這一比例約為各國中位數的80%。

但是,只有20%的人認為這是可行的,這一比例僅為典型國家的一半(OECD,2020f)。因此,最大的差別并不在于人們是否渴望成為企業家,而是在日本的情境下,人們對創業持更謹慎的態度。盡管很難糾正根深蒂固的文化傾向,但是改變一個國家不利的風險回報率沒有那么困難。

據說日本人墨守成規,一個常見的標志就是參加某些著名企業招聘日的大學應屆畢業生,無論男女,都穿著一模一樣的黑西裝和白襯衫。人們由此推斷,情況一直就是這樣。

然而,在早稻田大學講授創業課程的瀧口匡(Tadashi Takiguchi)教授給我看了一篇報紙上的文章,證明這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現象。《日經新聞》的一篇文章刊登了兩張對比鮮明的照片,兩張均拍攝于日本航空公司的招聘日,一張是在1986年,另一張則是在2010年。在1986年的照片中,女性雖然穿著保守,但是與人們在其他國家看到的一樣,彼此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在2010年的照片中,她們則身穿“制服”。

《日經新聞》認為這一變化源自就業機會的減少?？磥泶_實是這樣,在被稱為“就業冰河期”的失去的數十年里,大學畢業生極為渴望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開始閱讀各種“求職寶典”,而后者總是建議穿上黑西裝和白襯衫。自1990年以來,很多日本年輕人變得更加謹慎,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變得更具冒險精神,上述現象也體現了這一點。

正如已退休的心理學教授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在著名的“紅筆”實驗中證明的,被視為墨守成規的行為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況要復雜得多(Yamagishi et al.,2008)。在1999年的一項實驗中,給一群人一個裝有四支藍筆和一支紅筆的盒子,70%的美國人選擇紅筆,而選擇紅筆的日本人只有53%。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日本人中,選擇顏色獨特的筆的人也略占多數。山岸俊男認為,日本人做出選擇的動機不是順從,而是社交特性和關注榮譽。于是,他找新的參與者再次進行實驗,并且告知他們是最后做出選擇的人。

由于不用再關注其他人的想法,選擇顏色獨特的筆的日本人數量上升到與美國人相同的水平。他們還被問到如果去一家商店,貨架上只有一支紅筆和四支藍筆,他們如何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不用擔心會冒犯別人。結果,表示“一定會”選擇顏色獨特的筆的日本人比做出同樣選擇的美國人還略多一些。

“扣分制”如何扼殺創新？

我們不難發現,從事管理工作的一些員工對風險持規避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從大銀行開始實行的新的晉升標準,隨后這種標準傳到了各行各業。這種新標準被稱為“gentenshugi”,大致可以翻譯成“扣分制”,其工作原理如下。在一個正向評估體系(katen shugi)中,以晉升為目標的工作人員如果達到或超過績效目標,就會獲得積極評價。

在“扣分制”體系中,員工如果犯錯或者失敗,就會得到負面評價。但這是不對稱的,出色的成績不會得到額外的獎勵,僅被視為盡到了自己的職責。結果可想而知。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避免犯錯上,他們拒絕那些違反常規的想法。

一個有可能打出全壘打的擊球手會選擇一壘安打,以免三振出局。

人們確實在創新,但是要與當前的商業模式保持一致。這不是一種由文化特質,而是根植于一種由激勵制度訓練形成的行為,而這種激勵制度出現得相對較晚。如果換一種制度,這種行為就會消失。然而,那些通過“扣分制”成為高管的人傾向于招募和提拔那些適應這種方法的人。雖然索尼和野村證券等很多企業已經放棄了“扣分制”,但有很多企業仍在沿用。

一項調查發現,扣分制在處理問題客戶時會有損銀行的業績。這項調查詢問了1000名處于職業生涯初期和中期的銀行職員,員工們在工作中面臨的人事評價體系有的以扣分制為主,有的以加分制為主。前者意味著“銀行職員如果失誤了,就會得到不可撤銷的負分”。

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銀行極為倚重“扣分制”。然后,該調查又詢問他們銀行的優勢之一是不是“為企業(借款人)提供支持,直到最后一刻”。這包括一些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比如幫助企業改進戰略和管理等,而這種做法曾是日本銀行業的主流。即使采用加分制的銀行,也僅有55%的員工為中小企業提供此類建議和支持。更糟糕的是,在采用扣分制的銀行中,只有45%的員工愿意這樣做,而在那些更加依賴“扣分制”的銀行中,這一比例只有20%,這真令人沮喪。

對于擁有幾十年歷史的企業巨頭來說,要改變由于效果不佳的晉升標準而形成的積弊,并非不可能,但是這往往需要一個巨大的沖擊。最著名的兩個改革案例,即日產和夏普,都發生在企業跌入谷底并被外國企業收購之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案例都有外國企業的介入。

在1999年與雷諾公司結盟之前,日產汽車八年中有七年出現了凈虧損。雷諾買下日產37%的股份之后,任命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為CEO,他在短短一兩年內就使日產的盈利狀況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2018年6月,我遇到了東出浩教(Hironori Higashide)教授,他回憶說,“40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加入了日產”。

這位朋友年輕時很有創造力,最終升任全球市場營銷部執行經理,后來又升任質量管理部經理。

“但是到了四十多歲時,他變得非常官僚。他不想嘗試任何新事物,只是按要求行事。”

東出浩教說,雷諾來了之后,他朋友的心態在短短兩年內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他被要求提出解決方案。

“因此,人們的心態從‘我不想犯任何錯誤’轉變為‘我們需要做一些嘗試’?！?/blockquote>

夏普在被富士康收購以后,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

企業家有自己的文化

為了便于論證,假設典型的日本公民天生就比其他國家的公民更為規避風險,即便如此,實際情況是雄心勃勃的企業家在所有國家都是少數群體,而且他們具有獨特的性格特點。當跨國研究只關注創業者時,日本的情況與其他國家類似。

一項研究發現,“對自我實現和創造力的渴望,即個人主義動機,往往是日本高科技初創企業創始人的主要動力”。另一項研究則表明,在13個國家中,新企業創始人與非創始人的態度有所不同。實際上,日本成功的創業者與美國成功的企業家而不是與其他日本高管,有更多的共同點。

年輕的比爾·蓋茨或史蒂夫·喬布斯離經叛道,在車庫里埋頭苦干,這是成功企業家的典型形象。然而,這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現象。創建世界年度企業家項目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一項調查記錄了更為常見的創業經歷。

在自立門戶之前,半數以上的創始人曾在傳統崗位上工作過一段時間。此外,他們的調查顯示,在大學和傳統企業環境中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對他們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并非人人都能成為企業家。研究表明,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質。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感,即相信自己的行動能夠創造理想的結果。

此外,還要有一種心態作為補充,即有些事物在他人看來是一種擾亂,而他們卻視之為一種機遇,同時還要接受經過計算的風險并容忍失敗。世界各地的企業家還往往具有一種共同的人格類型和態度,即創業取向,這包括對以下事物的渴望,比如為自己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為自己的生活增添挑戰、提高自身能力、改善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質量,以及獲得高收入。

一項相關研究發現,美國和日本的企業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同的人格類型,這令他們感到驚訝。一些觀察家可能會反駁說,即使日本企業家與其他國家企業家具有相同的人格類型,日本培養的具有企業家人格的人也比其他國家更少。這或許有一定道理。

如果大多數企業家都處于相同的工作環境,并且像“扣分制”這樣的觀念過于普遍,或者企業給予經理人的自主權很小,這無疑會產生影響。無論如何,日本的主要障礙在于一種嚴苛的制度環境,與其他國家相比,激勵人們嘗試創業的因素較少,而且成功獲得的回報更低,失敗遭受的懲罰則更嚴厲。

即使在普遍認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國家,比如美國,創辦雇用非家庭成員企業的人也只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典型的經合組織國家,男性創業者僅占3.9%,而在日本僅占1.4%(OECD,2022f)。

因此,日本只比其他經合組織國家低2.5個百分點。只要日本的成年人成為企業家的比例再增加兩三個百分點,再加上有更多的人愿意為他們工作,就能改變日本的發展態勢。如果日本能改善一些阻礙人們嘗試創業、阻礙敢于創業者取得成功的因素,縮小創業方面的差距似乎是一個非常容易實現的目標。政策和政治而不是文化,將是決定日本能否走上正確道路的主要因素。如下文所述,通過觀察美國企業家精神的衰落,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力量在起作用。

美國的啟示：創業率為何下降？

多數美國人還沉浸在硅谷的浪漫故事中,很少有人知道,美國的企業家精神已大不如前。40年前,每年誕生的新企業數量占現有企業的14%;如今,新企業的“出生率”僅為8%。1988年,30%的員工為成立不到10年的企業工作。至2018年,這一比例幾乎減半,僅為18%。經濟學家說,這是美國GDP和生活水平增速令人失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傾向于文化解釋的人指出,在49個國家中,日本對失敗的恐懼感排在第9位。但是,請考慮一下,在25~34歲的美國人中,由于害怕失敗而不敢自己創業的比例從2001年的24%躍升至2015年的41%。對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對成為一名企業家的渴望一如既往地強烈。然而,18~34歲的美國人表示,因為無法獲得信貸和經濟風險,他們不得不望而卻步(KauffmanFoundation,2011)。

想象一下,你剛剛大學畢業,和很多同齡人一樣,為了支付學費,你不得不貸款3.2萬美元。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畢業生,那么你每年的還款額將達到4800美元,而你前五年的工資大約為4.8萬美元。因此,你的還款額將高達你收入的10%。如果你失業了,每月仍需還款400美元。

如果你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有四分之一的創業者都是如此),你就又多了6.6萬美元的債務。你可能會像奧巴馬夫婦一樣,直到四十多歲才還清債務,前提是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或者失去了原來的工作,你可能會拖欠貸款,每五名畢業生中就有一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到那時,別說買房或創業,就連貸款買車都很困難。有鑒于此,當你知道一家新企業更有可能倒閉而不是成功時,你還愿意冒險放棄一份穩定的高薪工作,去一家新企業接受那份令人興奮的工作嗎?更不要說自己開辦一家新公司了。

2015年,美聯儲的經濟學家發現,在2000—2009年,學生貸款在所有消費信貸中所占的比例只增加幾個百分點,但導致擁有5~9名員工的新企業數量減少了12%,擁有至少20名員工的初創企業數量減少了6%。考夫曼基金會對此的總結是,“由于背負沉重的學生貸款,千禧一代無法承受創業的代價”(Simon and Barr,2015)。目前,4400萬美國人背負著1.7萬億美元的學生貸款。

還有一個障礙,就是美國由雇主支付的醫療保險制度。醫療保險非常昂貴,以至于很多員工不愿放棄一份提供豐厚醫療保險的工作,去創辦一家無力負擔這種醫療保險的初創企業,或者為其工作。奧巴馬醫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不足以使創辦企業變得更加容易。

近年來,美國生產率增速放緩并不是因為技術創新的速度減慢,而是因為商業轉換器減速,也就是說,能夠將創新轉化為暢銷產品的企業數量增長得不像原來那么快。不僅初創企業數量減少了,而且對于推動近期創新的最重要的企業也難以擴張,因此,它們的創新無法對整體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

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日本,證據似乎都很充分,即經濟和政治狀況而不是本國文化,才是決定創業率變化的最主要原因。

《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

【作者】理查德·卡茨

【譯者】郭金興

【書號】978-7-5217-7913-4

【出版時間】2025年9月

【內容簡介】

本書深入剖析了決定日本經濟走向的核心沖突：充滿活力的新興創業企業 ( 瞪羚企業 ) 與根基深厚的傳統企業巨頭 ( 大象企業 ) 之間的博弈。

二戰后，以大型企業集團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締造了日本經濟奇跡。然而，面對數字化浪潮加速、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國際競爭格局劇變，這一模式的僵化與創新乏力日益凸顯。與此同時，由風險資本支持的初創企業憑借敏捷創新與顛覆性技術悄然興起，挑戰日本舊有的秩序。本書聚焦這一關鍵轉型期，既分析創業企業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領域打破壟斷、注入活力的探索，也解析傳統企業巨頭依托資源優勢與市場勢力，推進組織變革和數字化轉型的艱難實踐。

這場角力不僅關乎企業成敗，更將重塑日本經濟結構、創新能力與全球競爭力。書中探討政策、文化、資本如何影響瞪羚企業與大象企業之間的競爭，并指出日本經濟的未來取決于新興力量引領變革，并帶動傳統巨頭涅槃重生。

與傳統上從宏觀視角解析日本經濟發展和失去的數十年的著作不同，本書從微觀視角為理解日本經濟以往困境的成因與未來發展趨勢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作者簡介】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知名日本經濟研究專家、資深財經評論家。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前高級研究員，《東洋經濟周刊》特約記者。出版有關日本的月刊通訊簡報《東方經濟學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長達20年，現運營博客“日本經濟觀察”(Japan Economy Watch)。曾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紐約大學講授日本經濟課程。著作包括《日本體制之困：日本經濟奇跡的興衰》《日本涅槃：漫長的復蘇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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