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司空見慣”里的司空是誰？他又見慣了什么？看完你就知道了

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這個成語大家用的很多，意思是“某件事情因過于常見，早已不值一提”。

但鮮有人知的是，這個詞里的司空到底是誰？他又“見慣”了什么？

風雨永貞

公元805年，此時的大唐王朝，雖名為盛世，其實早已千瘡百孔。

自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賦稅苛重，朝廷政令如空文，百姓困頓無依。

所有人都知道，這個龐然大物正在緩慢而痛苦地走向衰亡，但大多數人選擇明哲保身，隨波逐流。

但有那么一群人，他們不甘沉淪。

他們有學識，有理想，也有膽氣，他們渴望“再造大唐”，點燃最后一絲復興的微光。

劉禹錫，就是這其中最堅定、也最悲壯的人之一。

彼時年僅三十出頭的劉禹錫，剛剛經歷了父親去世后的守孝歸朝。

他天資聰穎，才華橫溢，自負而不狂妄，滿腹經綸卻藏鋒不露。

剛回到長安，就被調任監察御史，與他并肩共事的，還有他多年摯友柳宗元。

二人志同道合，意氣風發，在御史臺共事如魚得水，但這并非巧合，而是有人早已布局多時。

此人，正是王叔文。

王叔文出身寒微，卻因才識卓絕被太子李誦賞識，任為侍讀，得以出入宮廷。

他表面溫和謙恭，實則胸有丘壑，早在太子未登基時，便已與王伾等人私下籌劃改革大計。

他深知，這個已經病入膏肓的帝國，若無一次痛徹心扉的手術，終將潰爛致死。

唐德宗去世后，李誦繼位，是為唐順宗。

此人雖為皇帝，卻因中風常年口不能言，行不得力，政事多由王叔文把持。

王叔文趁此時機，迅速網羅朝中志士，組成改革小團體，其中便有“二王劉柳”之稱的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他們躊躇滿志，誓言要將一潭死水的朝局攪動起來，讓這個病體沉疴的大唐再現榮光。

朝堂之上，一紙紙新政猶如投石入湖，整頓宦官權力、削弱藩鎮割據、改革財政體制、提高監察效率……

每一項都直指舊貴族的命脈。

劉禹錫作為監察御史，更是毫不留情，犀利如刀，幾番上疏直諫，連京中宦官都對他咬牙切齒。

但理想主義者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正義感，低估了他人對權力的貪戀。

短短146天，這場被后人稱為“永貞革新”的變法運動，便在腥風血雨中轟然崩塌。

宦官翻臉如翻書，將唐順宗軟禁于內宮，王叔文的母親忽然病故，被迫守孝，王伾突患中風，昏迷不醒，柳宗元和劉禹錫，也被列入“心腹之患”的黑名單之中。

一夜之間，昔日被稱為“新風標桿”的御史臺變得冷冷清清，沒人敢與他們搭話，連走廊上的腳步聲都變得沉重遲疑。

果然，幾日后，他們八人同時接到了貶職令，被貶為地方州府的“司馬”，名義上是閑職，實則流放，史稱“八司馬事件”。

劉禹錫的貶所是朗州，一個位于南方邊陲、僻遠荒涼的窮困之地。

馬蹄踏碎積雪的清脆聲中，他的心也一點點沉了下去。

曾經試圖攪動風云的理想，如今成了朝廷不容的“逆流”，曾以為可以為天下人請命，如今卻只落得天涯孤旅、囚籠獨行。

多年后再回望，永貞革新只是一場短暫的夢，但對于劉禹錫來說，那卻是他一生中最明亮的一段光。

風雨永貞，風停了，雨落盡，可那個站在風中、眼含熱望的年輕御史，卻從未在他心中死去。

仕途沉浮

劉禹錫遠赴南荒，說是司馬，實則清苦無權，賦閑于外。

朗州小城不大，街道泥濘，百姓衣衫單薄。

他從未想過，曾在朝堂上正言厲色的自己，有朝一日竟會被貶至此地偏隅，一身志氣，無處安放。

剛到任時，他依舊維持著京城士人的規矩，衣冠整齊、坐有坐姿、書案井然。

可日子一長，他也慢慢隨性了，屋檐下掛著竹籃，是漁人送來的野魚，門口曬著黃紙，是他手抄的經卷。

他曾以為，這樣的貶謫不過三兩年，朝中舊黨換人，新政再起，總會有人憶起他的才名。

可惜一年過去，三年過去，朝堂之上風起云涌，他卻始終在這個南方的小鎮中沉寂著，無人問津。

在朗州整整十年，他見慣了破廟殘垣、市井煙火，也學會了如何與寂寞和平共處。

他開始為當地百姓撰寫碑銘，修橋鋪路，教孩童識字，也開始與山水為伴，泛舟湖上，吟詩于野。

他的詩，漸漸少了鋒芒，多了沉郁，少了憤怒，多了慈悲。

直到815年，皇帝終于下詔，將“八司馬”召回京城。

這次回京，不是意味著東山再起，而更像是一次政治上的“放風”。

劉禹錫回來后被安排在一個閑職，權力不大，卻也不算侮辱。

他本可就此低頭認命，求個安穩退路，偏偏那顆不肯妥協的心，又讓他重蹈覆轍。

他寫下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其中一句“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直指朝中權貴，諷刺那些在他貶謫時趁勢而起的小人。

此詩一出，朝堂嘩然，劉禹錫再一次被貶，這次，是去播州，今貴州遵義。

播州，遠得幾乎已到了帝國的邊緣。

當地氣候潮濕，瘴氣彌漫，百姓多瘴癘病，常有大員到任未久便客死他鄉。

此地之險惡，幾乎等同于“流放死地”。

劉禹錫本將赴播州，生死未卜，幸得老友裴度出面力爭，又有柳宗元等人為他奔走呼號，最終改貶連州。

雖仍在嶺南，但與播州相比，已是天壤之別。

連州雖遠，卻多山多水，劉禹錫在那里一住又是五年，生活極其清苦，居無定所，朝廷不給撥款，所有開支靠自己設法。

可即便如此，他也沒向命運低頭，他依舊教書育人，寫詩作文。

819年，母親去世，他以守孝之名，得以離開連州返鄉。

三年后，守孝期滿，朝廷并未恢復他的官職，反而再次貶其為夔州刺史。

夔州，今日重慶奉節，山多路陡，水患頻仍，他仍舊沒有抱怨，接受調令，啟程赴任。

三年后又調至和州，現今安徽和縣。

正是在這和州，他居于一處破舊的小屋，四壁簡陋，幾案無飾，卻心無所累，怡然自得。

他感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寫下千古名篇《陋室銘》。

這一路從朗州、連州、夔州到和州，貶官的足跡遍布南土，而他筆下的詩文也如燈火般，點亮了那個衰敗王朝里，最溫柔、最倔強的一角。

一個真正的詩人，從來不會在流放中老去，只會在磨難中開花。

一席筵宴

公元832年，蘇州。

劉禹錫一襲青衫，剛抵蘇州赴任不久，行囊未卸，便收到了一封墨香猶存的邀請，是李紳設宴，特地為他接風洗塵。

這位曾寫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憫農詩人”，如今貴為節度使，風光無限。

消息傳出，蘇州城中文士雅客無不稱羨，說是兩位大詩人重逢，文壇盛事，可劉禹錫卻心生躊躇。

這份猶疑，直到他步入李府門前，才逐漸凝成心口沉甸的重石。

李府大門高懸金匾，門前侍從成行，衣袍繡紋繁復，寒光四溢。

府外街頭，正有挑擔農人經過，一邊擦汗一邊咳嗽，卻連正眼都不敢瞧這奢華府第一眼。

一入府中，便如跌入幻夢，石階鋪玉，庭院植珊瑚松，假山池魚，皆人工精雕。

沿廊而進，才見宴席所在。

廳內燈火通明，珠簾輕垂，紗帳半掩，十數位衣著鮮艷的歌妓在琵琶瑟瑟中翩然起舞，席上杯盤金彩耀目，金樽玉碗中盛滿瓊漿，鮮花點綴菜肴，連桌上的魚肚都用水晶托起。

李紳居上首，一襲華服，金帶束腰，鬢角已白卻神采奕奕。

劉禹錫曾敬仰李紳，那個寫“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李紳，那個勸誡世人惜食憫農的李紳。

可此刻，那個人卻端坐在錦席之上，笑看歌舞，舉杯自如，早已無“憫”之念，唯余“享”之態。

更叫他驚異的，是宴中安排，未過片刻，李紳竟命一名歌妓落座劉禹錫身旁，輕語勸酒。

劉禹錫眉心微蹙，低聲道：“我一介布衣，怎敢令佳人獻藝。”

那一瞬間，他想起十年前在朗州夜半讀書的清寒歲月，想起連州雨中泥濘的山路，想起夔州瘴氣彌漫中自己如何為一名民婦治病，想起和州那間“陋室”中，門無雜賓，唯余書聲朗朗。

而今，他竟要在這樣的場合寫詩給歌妓佐興，仿佛一個玩物被欽點才情，那等風骨，被隨意揮霍。

夜宴散時，李紳半醉，拊掌稱快：

“今日諸位盡興，真乃三美，美酒、美人、美文皆備！”

劉禹錫起身辭別，行至門前，回首看了一眼那金碧輝煌的府邸。

燈火照壁，舞影猶存，可在他心中，早已是一片廢墟。

這不僅是李紳一個人的墮落，而是一整個時代的縮影。

而他，劉禹錫，還能否守住那一絲不改的初心？

不久后，他提筆寫下那首諷世之作，《贈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詩中有歌妓的艷妝，有宴席的沉醉，也有他這位蘇州刺史的肝腸寸斷。

那句“司空見慣渾閑事”，寫的是李紳的麻木，卻也是一記重錘，打在天下文士的良知之上。

“司空”原是官職，而李紳，正是曾任司空之人，世人稱他為“李司空”。

這一句表面上說的是“這類排場李司空早已習以為常，不足為奇”，但內里卻是冷嘲熱諷。

劉禹錫將“習以為常”的冷漠，以“司空”之名釘在李紳的身上。

你見慣了金樽玉饌、見慣了絲竹管弦、見慣了美色如云，也見慣了百姓疾苦、朝廷腐敗，卻只對前者沉醉、對后者麻木。

這“渾閑事”三字，不是淡然，而是譏刺。

你李司空，真的覺得這一切只是尋常？那是你見慣的世界，可是對我，卻如斷腸之痛。

末句“斷盡蘇州刺史腸”，是全詩的情緒爆發。

劉禹錫自嘲為“蘇州刺史”，看似謙卑，實則一記反拳。

他不是普通官員，而是一個胸懷蒼生的文士，是那個從連州、夔州一路風塵走來的貶官。

他未忘昔日改革之志，未忘百姓之苦，可眼前這一切，卻將他的良知活活撕裂。

這句詩中，“斷盡”二字用得狠絕，不是傷感，是悲憤。

是一個目睹帝國墮落、同僚墮落、朋友墮落的理想主義者，在良知被踐踏之下所發出的沉痛之語。

諷世之筆，藏鋒于柔，藏意于俗，這便是劉禹錫的高明。

他沒有怒吼，沒有起兵，沒有爭權奪位，只是寫了一首詩，卻讓“李司空”的名字在千年后，依舊與“見慣不怪”的奢靡緊緊相連。

在那個奢靡成風、詩人沉淪的年代，劉禹錫的這一詩，如同驚雷劈開暮色，告訴世人，縱使身陷塵埃，骨中依舊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