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中產返貧五件套”，還有四大陷阱等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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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自由就是免于失業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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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與個體的矛盾

中產返貧，這個近幾年媒體熱議的話題，到底是普遍現象，還是部分人的主觀感受？

僅從政府公布的收入統計數據看，并不支持“是普遍現象”的結論，關于很多人指出收入統計數據不準確的問題，我之前寫過文章《》分析過，就算統計數據的質量有問題，再拉低幾個檔次，也頂多就是不增長。

那么它僅僅是部分人的主觀感受被過度放大了嗎？也不是。

有一個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以 2018年為基準，把家庭按收入從低到高分為 10 個等級，把前 40%（即第 7–10 層級）視為中產群體。

根據該分析，在2018-2022年，全體平均收入和這一部分中產家庭的收入都是增長的，但中產家庭中有四成的絕對收入下降了，其中收入下降 25%–50% 的總占比 5%，而下降 50% 的占比 6%”，即占全國總家庭數11%的家庭（均屬于收入最高的40%中產階層）下滑了多個階層，其原因，大部分人都是因為長期失業、行業衰落、生意虧損等造成的收入暫時性下滑。

相比而言，最高和最低的階層相對平穩，下滑和上升的比例沒有這么明顯。

這正是“中產返貧體感”在統計上的表現，并非完全是個人感受，它與平均收入上升的矛盾，實際指向了另一個問題——中國階層流動性太快。

很多社會學研究都表明，中國是全球“代際關聯系數”較低的國家。所謂代際關聯系數，是指父母與子女收入與社會地位的相關性，相關度越低，表示社會流動性越高。

雖然近些年，輿論對階層固化的批評越來越多，但橫向與歐美國家對比，中國整個社會階層流動性很強，普通人與其父母輩的社會階層有更多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教育基礎強大、勞動力自由流動、創業氛圍、廣泛的職業類型，等等。

社會階層流動率高，是一柄雙刃劍，好的方面，可以對抗階層固化，在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給低收入但更努力者提供了一定的改變命運的機會，從而維持了社會穩定；壞的一方面，爬上去的人沒有安全感，普遍出現焦慮情緒，想要停留在原地，就要不停的奔跑，整個社會陷入內卷，同樣收入水平帶來的幸福感更低。

好壞的影響也不均等，如果整個社會的就業率穩定，那主要影響以正面為主，但如果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上升較慢，疊加失業率上升，就會更多體現負面影響。2020年以后，中國的收入增速下降明顯，部分行業爆雷，疊加房價下降造成的財富毀滅效應，“中產返貧”的主觀感受就會更加強烈。

中國的中產階層作為一個整體，其規模在不斷擴大，但對于身處其中的個體家庭而言，其地位卻異常脆弱和不穩定。

所以從社會階層流動性的特點看，“中產返貧”更多是暫時性失業造成的暫時現象，而非永久的下沉，但作為身處其中的個體，就算是階段性的下墜，帶來的心理壓力也不容小覷，個體可能會陷入自我懷疑。

中產返貧現象是收入波動加劇這個外部因素，疊加家庭財務規劃不當這個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使我們無法避免外部因素，至少我們可以把家庭財務規劃做好，避免因單一收入來源中斷而陷入困境，本文就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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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失業的恐懼

收入的暫時下降并不可怕，怕就怕同時遇到其他的麻煩，比如近幾年總結的“中產返貧”五件套：

“傾家蕩產買房、老公沖動創業、太太全職在家、子女國際教育、家庭投資爆雷”

這五件套，要么未來需要持續大額的現金凈支出（傾家蕩產買房、太太全職在家、子女國際教育），要么家庭資產的可變現能力差（傾家蕩產買房、老公沖動創業、家庭投資爆雷），一旦遇到失業，現金流入持續不足，就會造成家庭現金流的緊張。

實際上，對已有一定財富積累的中產階層而言，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和投資性收入，以前大家都比較忽略后一類收入，但當社會存量財富變多時，后者很可能超過前者，比如一個稅后年薪30萬、可投資性資產500萬的中產家庭，只要做到穩定年化6%，就可以讓資產性收入超過工資性收入。

如果家庭財務規劃好，完全可以在兩三年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維持原有的生活狀態。我之前在《》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財務自由的標準公式：

財務自由度＝投資性收入／消費支出×100％。

分子的“投資性收入”代表家庭所有的金融資金（包括銀行存款、證券賬戶、貨幣基金等）所產生的收益；分母的“消費支出”包括房貸、車貸在內的所有用于家庭消費的支出。

這個公式的意義就是：如果不工作，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我稱之為“免于失去工作恐懼”的財務自由。

中產最大的問題在于，即使失業也要維持當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這不僅僅是面子問題，而且是未來重返原社會階層的必要條件。家庭財務安全實際上就是財務自由度，如果你失業的概率是50%，那么就應該有50%的財務自由度，即你的投資收益可以覆蓋一半的現有家庭支出水平。

所以財務規劃，一部分是消費支出的合理性，后面再分析；另一部分是合理的投資收益，太高容易陷入投資風險，太低又不足以覆蓋收入波動的風險。

什么樣的收益才是合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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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合理收益率？

合理收益率的標準因人而異，如果我們把2%+的30年期國債收益率，作為社會平均無風險利率水平，可以把收益預期分為三檔：

低風險低收益率：3%以內

中低風險中低收益率：3-8%

中高風險中高收益率：8%以上

這三檔收益率水平，不但代表了不同的風險的取舍，還代表要求的專業度、收益率波動承受能力、投入的時間等等。

1、3%以內的低風險收益率區間。

整體而言，中國中產家庭投資偏保守，大部分都是低風險收益率的投資，比如儲蓄和銀行理財。

這個收益區間的投資，在收入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失業概率低，財務自由度要求低，投資收益低一點，問題不大，但到了“中產返貧”概率較高的社會環境中，投資過于保守，收益不足以覆蓋風險，也是一種風險。

更重要的是，這個收益率區間基本上是無腦投存款，銀行理財和一些債券類基金，在現代金融環境中，沒有一定的風險暴露，反而是最大的風險，缺乏最基本的理財常識，反而容易上當。前幾年坑了無數人的P2P投資，這類極高風險中等回報的投資，反而都是這一類平時不投資的人買了。

2、8%以上的中高風險區域

這個收益區間只適合抗風險能力比較強的專業人士，即使去買基金，想要達到這個收益水平，也需要有一定的金融投資經驗、正確的理財意識和專業的判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建議普通人當成收益率目標。

3、中低等風險收益率：3-8%

這是適合大部分家庭追求的收益率目標，前面也測算過，對于有一定財富累積的中產家庭，也可以對抗階段性失業的風險。

這個收益區間，需要你有一定的投資理財知識，但又不需要非常專業；需要你花一定的時間（比如每天半小時，多了也沒必要），但又不會影響你的工作與生活；需要你有一定的資產波動風險承受能力，但也不會像股民那樣出現賬戶的大起大落，我之前寫過大量的理財投資方面的文章，都是針對這個區間的投資者的，重點的幾篇如下：

相比合理的投資收益，覆蓋開支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合理的現金流支出，包括合理的消費，也包括合理的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有四個關鍵的“中產返貧陷阱”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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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中產返貧“的陷阱

陷阱一：隨著收入增加而提高消費水平

當人們終于開始有些額外的錢時，最常見的陷阱之一就是攀比，看看自己與周圍的人相比處于什么位置，為了不顯得落后，很多人會升級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人都有權利花自己辛苦掙來的錢，但也要考慮到自己財務目標的全局。我在《》一文中介紹過一個“4%的法則”：

對于一個股債各50%的投資組合，在退休的第一年提取4%的資產，然后每年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這樣提款30年后，可讓“耗盡資產”的概率小于“增值5倍”的概率。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想要體面的退休，需要積蓄達到年開支的25倍——4%的倒數。

為了這個25倍目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儲蓄率，這一點，大部分家庭都能做到，但如果遇到加薪，怎么辦？

大部分人的直覺就是繼續保持這個儲蓄率，甚至有人覺得可以降低，但正確的答案是，為了維持年開支25倍的目標，你需要增加儲蓄率。

原因很簡單，加薪后如果儲蓄率不變，相當于你的消費標準也增加了，實際的結果你離4%的目標更遠了，具體的計算過程在《》一文中，想不通的讀者可以去看一看。

中產返貧五件套中，有三件都與消費方式有關，最剛性的是子女的國際教育，一旦決定了，未來再轉體制內的難度非常大，是最需要慎重考慮的；其次是全職太太，離開職場越久，重返職場對生活和心理的沖擊就越大；買大房子主要是巨額房貸對現金流的影響，相對容易糾錯。

陷阱二：投資不分散

分散投資是普通人投資理財的基本要求，但人的投資生涯中，總會有一個階段（主要是在大牛市），對高收益充滿信心，覺得巴菲特不過如此。此時，他們會把幾乎所有投資集中在他們認為的“穩賺不賠”的項目上，認為既然找到了好的投資標的，再分散投資就是浪費時間。

但很多投資方法就像P2P，99%的時候都是賺錢的，但最后一次可以虧掉所有的錢。

對于大多數非專業人士來說，“集中投資”是一個要避免的陷阱。很多人覺得巴菲特是靠集中投資賺錢了，但他給非專業人士的投資建議是標普500ETF，這種寬基指數是典型的分散投資。

陷阱三：陷入快速致富騙局

我們生活在一個財富焦慮的時代，媒體上充滿了少年創業的成功者（實際上最容易成功的創業年齡是40多歲），股市里更多投機暴富的案例，這些都很難不讓人想到“博一把財務自由”。

財富焦慮加上中年危機，這是人們做出不理智的投資決策的最佳環境。但在投資領域永遠不變的事實是，更高的收益需要承擔更高的風險，這些風險并不是所有投資者均攤，而是隨機地落到某些“擅闖者”的頭上。中年中產有家有小，絕對不是承擔更大風險的時候。

陷阱四：在經濟形勢良好時不建立應急基金

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很容易把周圍的一切看成理所應當，但只要把歷史拉長到一千年，你就會發現，今天我們所擁有的只是那個極度幸運的結果，歷史常態反而是這樣的——

阿根廷，從與法國德國并列的最富有的最早一批發達國家，經過軍政府與民選政府頻繁更迭，滑落為一個不斷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的“問題國家”；

委內瑞拉，曾是拉美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經過查韋斯的激進國有化和美國的制裁，變成拉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伊朗，中東最早現代化的國家，經過激進的伊斯蘭革命后，經過兩伊戰爭，國際制裁和國內腐敗，民眾生活水平與革命前相比出現了巨大倒退；

南非，非洲最富裕的國家，在后種族隔離時代，經濟治理上出現重大失誤，人均GDP連續下滑，失業率極高，犯罪率全球最高之一，貧富差距極大，艾滋病泛濫。

社會底層的人，往往不擔心甚至希望這種社會大洗牌（實際上他們才是急速下墜的社會中最悲慘的群體），這往往成為社會動蕩的直接原因，社會動蕩風險發生的概率實際上比一般人想像得更大。

前面介紹的財務自由度指數，主要是應對兩到三年失業的風險，但并不覆蓋這一類社會動蕩的風險，更高階的“抗脆弱”策略，至少你的家庭應急基金應該以更全球化資產進行配置，同時在認知上保持對國際局勢、歷史周期、制度演化的理解，避免被短期敘事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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