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迪斯雷利急速推進的帝國主義活動，贏得普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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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拜特的第一筆財富并非來自鉆石，而是來自房地產投機。為了滿足對經營場所的需求，他買了一塊地，搭建了十幾個波紋鐵皮棚子作為辦公室，除留了一個自用外，其余的均以每月1800英鎊的租金出租。12年后，他以26萬英鎊的價格出售了這塊土地。

在金伯利，拜特是一群德國單身漢里的一員，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德國幫”，類似于羅德斯的“英國幫”。成員中有朱利葉斯·沃爾德赫（JuliusWernher），他是一個年輕的德國貴族，1873年被朱爾斯·波吉斯派到金伯利負責掌管公司。拜特和沃爾德赫建立了持久的商業合作關系，但他們卻是一對奇怪的搭檔。沃爾德赫是個高大英俊的前龍騎兵，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服役于普魯士騎兵隊。

拜特身材矮胖，相比身體，他的頭顯得過于大了，和陌生人打交道時他會渾身難受，似乎有一大堆神經質的舉止，時而扯扯衣領，時而捻捻胡子，時而咬咬手帕角。拜特的鉆石利潤集中在金伯利礦。盡管他也涉足了當地的其他幾家公司，但他的主要注意力還是集中在金伯利中央公司，致力于將其打造成一個擴張工具。

在金伯利中央公司崛起的過程中，拜特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給羅德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開始與拜特“拉關系”。和詹森一樣，拜特也被羅德斯所說的“大計劃”迷住了。拜特本人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抱負，盡管他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就，但他的喜好很簡單。羅德斯說，最能打動他的，是“足夠富有，每年能給他母親1000英鎊”。

拜特回德國

當拜特第一次回德國時，他帶著他的母親去兜風，詢問她對他們坐的馬車、使用的馬和雇傭的車夫是否滿意，然后把這些都留給了她。他說：“媽媽，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總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足夠的錢給你買一輛馬車，再配上一匹馬，現在我的夢想實現了。”拜特喜歡賭博，也喜歡贏錢，盡管他功成名就，但他仍然是一個溫和謙遜的大亨，以許多善舉而聞名。

弗蘭克·哈里斯寫道：“實際上，拜特是個多愁善感的人。這是他好的一面，也是羅德斯要利用的一面。”羅德斯與他們交往的一般動機，是認為他們有用，能幫助自己實現計劃。但在遇到無憂無慮且毫無野心的青年內維爾·皮克林時，羅德斯與他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關系。皮克林是伊麗莎白港一個牧師的兒子，比羅德斯小4歲。

直到1881年羅德斯聘請他做戴比爾斯公司的秘書和首席辦事員之前，皮克林一直在金伯利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他聰明能干，熱愛交際，性格開朗，金伯利的年輕小姐們對他贊不絕口。羅德斯對皮克林很滿意。在皮克林接受戴比爾斯職位幾個月之后，他與羅德斯一起搬進了一間面朝金伯利板球場的波紋鐵皮小屋。盡管羅德斯擁有財富和地位，這間小屋的陳設卻少得可憐：只有木椅、空桌子、鐵床架和馬鬃褥子，雖然并不舒適，但卻很適合羅德斯。

一個有色人種男仆負責照看他們，充當管家、廚師和貼身男仆。對羅德斯來說，這是一次充實的經歷。用伊恩·科爾文的話說，羅德斯找到了一個“知心朋友”和“夢寐以求的知己”。科爾文寫道：“他們共用一間辦公室，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一起騎馬，一起射擊。”

但是，這段曇花一現般的友誼，注定要被殘酷地縮短。除了在商業上賺得盆滿缽滿之外，羅德的政治視野也日益寬廣。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他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有著宏偉的夢想，渴望獲得權力和榮耀。不尋常的是，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實現了它們。他成長于維多利亞時代，這一時期，英國自認為是文明的旗手，將殖民者、傳教士、官員和工程師派遣到海外開拓新大陸，為工業產品開拓市場，傳播基督的福音。

帝國的擴張既被視為經濟上的需要，也被視為對其他人類的道德責任。用戴維·利文斯通的話來說，有“兩個文明的先驅：基督教和商業”。利文斯通是傳教士和探險家，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英雄典范之一。1873年，利文斯通在非洲中部孤獨地死去，當時，他正在徒勞地尋找尼羅河的源頭。利文斯通之死激起了一股帝國主義情懷，使世界大國的托管責任與強烈的經濟投機主義雜糅在一起。

帝國主義活動

19世紀70年代，迪斯雷利急速推進的帝國主義活動——吞并塞浦路斯、斐濟，占有大量蘇伊士運河股份——贏得了普遍的支持。《每日電訊報》 （DailyTelegraph）編輯埃德溫·阿諾德（Edwin Arnold）在1876年寫的小冊子中這樣說：“從開普敦到開羅”，這展現了帝國野心的龐大規模。1877年，在維多利亞女王本人的建議下，議會授予她“印度女皇”的稱號，她為此欣喜異常。

同樣是在1877年，24歲的羅德斯在牛津大學完成了他的第一個完整學年后，起草了后來被他稱為“我的一些理想藍圖”的文章，并取名為《信仰的自白》。這是一份奇怪而雜亂無章的文件，充滿了幻想和怨氣，以少年氣的方式總結了他對于困擾人類的難題的看法，并給出了解決之道。

1891年，羅德斯認為，把這本書交給倫敦記者斯特德（W．T．Stead）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樣它才能最終出版。“你會發現，”他對斯特德說，“我從沒忘記我的初心。”在某種程度上，《自白》反映了他對所敬佩的作家們著作的濃厚興趣：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 （Ethics），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

羅德斯也受到了兩本最近出版的著作的影響：一本是1872年出版的《人類的殉難》 ，作者溫伍德·里德是一個沒什么名氣的達爾文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無法期盼來世，也不會在死后上天堂，唯一的回報就是人類的進步。里德寫道：“要最大限度地把我們的才華和博愛發揚光大，這是唯一的也是真正的宗教。”羅德斯將《人類的殉難》描述為一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書”，但又神秘地補充道，它“讓我變成了現在的我”。

另一份出版物來自約翰·羅斯金于1870年成為牛津大學的斯萊德教授時發表的就職演講，其中充滿了對帝國主義的熱情：我們現在面臨一種可能的命運，這是一個民族將要接受或拒絕的最崇高命運。我們在種族上一直沒有退化，我們是融合了北方血統精華的種族。但我們并不放蕩成性，仍然國泰民安，優雅文明……

英格蘭的青年們，你們會讓自己的國家再創輝煌，讓它成為國王們的神圣寶座、帝王統御的島嶼，因為它是整個世界光明的源泉，和平的中心，學習和藝術的主宰，諸多經受時間考驗的原則的忠實守護者……

大英帝國的擴張

英國必須去做這些事，否則還不如滅亡：她必須盡她所能地建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將由她最有活力和最有價值的子民占有；占據她可以涉足的每一塊肥沃的荒地，并且教導殖民者們明白，他們的主要美德是忠于自己的國家，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讓英國的勢力進軍陸地和海洋……

我對你們的要求就是，要為國家和你們自己樹立一個毫不動搖的目標，不管這個目標受到多么嚴格的限制，它都應該是毫不動搖的、大公無私的。1877年6月，羅德斯在自己的“理想藍圖”里大量引用了這樣的勸告。他以亞里士多德式的方式開篇：有些人想到的是幸福的婚姻，等等，每個人都抓住這個想法不放，因為他的余生或多或少都是為了實現它而工作。對于思考著同樣問題的我來說，是希望使自己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

我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我們占據的土地越多，對全人類就越有利。我認為，每增加一英畝土地就意味著更多的英國人的誕生，否則這些人就不會存在。再加上世界上更多的地區被我們統治，也就意味著所有戰爭都會結束。

他承諾將致力于“大英帝國的擴張，使整個未開化的世界在英國的統治下得到長足發展，美國將會回歸，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將成為一個統一的帝國”。他對“失去”美國尤其感到耿耿于懷，將其歸咎于18世紀的“兩三個無知的豬頭政治家”。“你有沒有覺得怒發沖冠，你有沒有覺得殺氣騰騰？我想，我對這些人就是這樣。”

童年的羅德斯

不管怎么說，非洲還在。“非洲仍在等待著我們。我們有責任把它拿下……占據更多的領土意味著更多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誕生，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具人性、最可敬的種族。”為了完成這個帝國建設的壯舉，羅德斯建議成立一個類似耶穌會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在大英帝國的每一個部分工作，懷著同一個目標和同一種想法。

實際上，它是一個“致力于大英帝國擴張的教會”。他描述了什么樣的人適合被招募，并概述了他們將如何致力于“促進英國和她的殖民地更緊密的聯合，粉碎所有不忠行為和分裂帝國的每一次陰謀活動”。他還提出，這個組織應該收購報紙，“因為新聞統治著人民的思想”。

?參考資料：
英帝國政治治理評析——差異化治理模式及效應考察. 潘興明.史學集刊,2013
重新解讀英國衰落的原因——試析蔡美爾的《帝國時光》. 陳曉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試析《1948年英國國籍法》. 周小粒.世界歷史,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