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構建智能時代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姬德強

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教育部國際傳播聯合研究院副院長

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雙重驅動下，全球數字化轉型加速推進，與此同時，網絡空間成為大國戰略博弈和多邊協同合作的新場域，分布在地區、國家、人群之間的數字鴻溝也日益嚴峻。如何發揮好互聯網的廣泛連接和普遍賦能作用，讓數據、算法、算力、規則、內容、應用等核心資源真正成為推動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互信共治的正向力量，以有效應對國際互聯網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已經上升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議題。作為世界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和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中國以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愿景，積極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基于主權、安全、發展、包容、正義等原則，協同世界各國、國際和地區組織，努力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的民主化，為有效化解網絡空間安全風險、減少治理赤字貢獻中國方案。

推動國際互聯網發展與治理合作的中國足跡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區動蕩頻發、經濟發展受阻、逆全球化抬頭、規則法治缺位，全球治理赤字不斷加劇。2025年9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明確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對國際互聯網合作而言，該倡議順應了智能時代的發展要求，為全球數字治理注入了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價值導向，并為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國際規則制定與協同治理提供了行動路徑。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崛起，在重塑互聯網技術和產業生態格局的同時，也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新問題與治理新挑戰，如人機協同的方式方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內容治理、算法推薦的傾向和責任界定等，迫使對傳統的互聯網治理規則進行更新和調整。對此，中國積極推動治理體系建設，發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等，主張“統籌發展和安全”，反對技術封鎖與單邊制裁；同步推進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與《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協同對接，建立覆蓋數據跨境流動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的制度體系；并與世界多國建立網絡安全應急機制，推動制定《聯合國打擊網絡犯罪公約》，為全球共同應對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治理挑戰提供建設性思路和清晰路徑。

在規則構建方面，中國已制定出臺網絡領域立法150多部，基本建立以網絡安全、數據治理、個人信息保護為“四梁八柱”的法律體系，為數字時代安全與治理的法治保障提供了重要借鑒。在治理合作方面，中國從區域參與者轉型為共同體構建者，積極推動《金磚國家網絡安全務實合作路線圖》，在聯合國框架下主導網絡犯罪國際公約談判等，以發展導向破解鴻溝、以多邊主義抵制霸權、以文明互鑒超越沖突，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數字化實踐路徑。

在“倡議引領”與“規則賦能”的驅動下，“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實踐創新不僅成為彌合數字鴻溝的重要載體，更在全球數字治理規則重塑進程中提供了系統性的中國樣板。在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合作方面，中國與非洲20多個國家合作共建“萬村通”項目，為偏遠村落接入衛星數字電視信號，直接受益家庭超19萬戶；助建的老撾豐沙里智慧安全城市項目利用信息化、可視化等手段，有效提升當地警務處置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在探索搭建全球性平臺方面，中國與30余個國家建立雙邊電商合作機制，“絲路電商”伙伴國增至36個，通過推動電子認證、跨境支付標準互認等一系列具體舉措深化合作，共享數字發展機遇?！皵底纸z綢之路”的建設進程與成果顯著體現了“以實踐促規則”的創新路徑，一系列共建共享具體項目實踐為形成國際共識提供了實證基礎。

通過提出倡議、制定規則、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國際互聯網合作領域正經歷從積極參與者到重要貢獻者的角色轉變。中國經驗也為解決國際互聯網發展與治理問題，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如何走出一條更符合自身國情且兼具國際合作潛力的數字社會建設之路提供了方案和借鑒。

智能時代的國際互聯網合作困境與機遇

當前，全球數字基礎設施與人工智能核心資源的分布呈現高度不均衡態勢，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在算力資源、基礎模型、人才儲備上的差距日益懸殊，非洲與南美洲多數國家仍處于“計算荒漠”狀態。同時，大國地緣競爭加劇了技術民族主義與出口管制，阻礙了跨國技術合作與創新擴散，特別是西方主導的“數字霸權”體系，包括核心技術壟斷、標準單邊主義、規則排他性及意識形態對抗等，系統性壓制了后發國家的發展訴求。

技術壟斷加劇全球發展失衡。人工智能技術資源呈現高度集中態勢。算力層面，美國英偉達公司控制全球90%的高端AI芯片市場，中國算力總規模雖大，但高端芯片還需要依賴進口。資金投入層面，2024年美國私營人工智能投資已增長至1091億美元，而54個非洲國家直到2025年才共同簽署了《非洲人工智能宣言》，啟動600億美元的集體數字躍遷計劃，與發達國家仍存較大差距。此外，數據壁壘還導致系統性偏見，基于歐美數據訓練的醫療診斷工具在非洲、亞洲誤診率較高，全球主流大模型主要支持具備豐富語料的常用自然語言，數字化語料稀缺的“低資料”語言往往所獲支持甚少，甚至無法直接使用，許多小語種國家面臨被人工智能邊緣化的風險。

西方主導的治理模式存在制度適用困境。歐盟推行“倫理先行”規制主義，通過《人工智能法案》設置四級風險分類，并對經營者違法違規行為分階梯進行罰款。然而，該制度設計并不能有效應對大模型帶來的全鏈條風險，在具體實踐層面面臨較大的可行性阻力與困難。美國采取“創新優先”放任模式，聯邦層面缺乏統一立法，各個州制定差異化數據法規，微軟、谷歌等科技公司自設倫理委員會形成“監管套利”。同時，歐美的治理方案共同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預設：七國集團主導的“廣島人工智能進程”排斥發展中國家參與，將技術標準與價值觀捆綁輸出；美國“小院高墻”策略升級為“大院鐵幕”，對華芯片管制措施擴展至半導體制造設備全產業鏈。西方主導的治理與管制方案正在加劇全球治理體系的分裂，潛移默化地形成了相互平行甚至對立的技術體系、標準體系和治理聯盟，使形成真正包容、有效的全球統一框架變得愈發困難。

與此同時，智能時代國際互聯網合作也面臨新的戰略機遇。

全球南方國家正成為變革關鍵力量。中國、印度等南方大國正憑借其日益增長的技術能力、市場規模與合作意愿推動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變革，努力打破傳統“數字霸權”，在智能時代的國際互聯網合作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數字經濟層面，全球南方國家展現出顯著的規模增長與結構升級潛力。非洲數字經濟的發展基礎不斷夯實，數字化轉型之旅步入加速增長階段，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24年的226.7億美元擴大到2029年的457.6億美元，預測期內復合年增長率為15.07%。東南亞地區的電子商務、數字支付和智慧物流等新興業態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2024年東盟數字經濟商品交易總額預計達2630億美元，同比增長15%。在數字治理層面，全球南方國家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例如，非盟發布《非洲大陸人工智能戰略》，強調技術主權，要求跨國公司本地化數據存儲；東盟聯合中國開展智慧交通、工業互聯網項目，推動發展權保障；巴西、印度等金磚國家要求開放大模型API接口，倡導規則制定公開透明等。盡管面臨技術壟斷與規則分裂挑戰，但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正為智能時代的國際互聯網合作注入新動能。

國際和地區組織的影響力日益凸顯。在全球性層面，以聯合國為代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號召各國立即執行《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2024年，聯合國通過首份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的決議，鼓勵通過國際合作和實際行動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增強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2025年，聯合國通過決議設立“人工智能獨立國際科學小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機制，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彌合數字鴻溝。在區域性層面，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區域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發布《中國—上合組織國家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建設方案》，推動多項人工智能務實合作項目在成員國落地，有效促進了區域內的技術共享與協同發展。區域技術合作與治理創新也取得實質性進展，上海合作組織建立數據安全應急性機制，中國—東盟開展自動駕駛監管沙盒試點，金磚國家制定人工智能合作路線圖等。基于此，國際和區域共識逐步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巴黎人工智能宣言》等倡導技術普惠性，更多更公平惠及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推動資源匱乏地區真正享受技術紅利。

另外，技術大眾化趨勢也在創造新可能與新機遇。例如，開源運動推動大模型降低開發門檻，隱私計算用“聯邦學習”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鐕鴮＠匾泊龠M了知識共享。例如，華為已累計向全球公開專利超33.6萬件，助力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發展。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中國主提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140多國參加決議聯署。圖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聯大全會介紹決議草案。

推動智能時代的國際互聯網合作創新

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已成為驅動國際互聯網合作的核心引擎。中國提出應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協同共治等原則，探索以基礎設施建設、協同創新與治理協商等為關鍵路徑，不斷彌合“智能鴻溝”，確保人工智能成為造福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而非加劇發展不平衡的工具，各國應加強交流、務實合作，共同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邁向新階段。

推進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普惠化發展。近年來，中國持續倡導加強多層次國際合作，以破解全球算力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在硬件層面，應持續推進“數字絲綢之路”重大信息通道項目，如深化東南亞到歐洲的海纜建設，進一步降低國際通信成本；推動中非、中拉新一代光纖骨干網絡建設，擴展覆蓋范圍，提升接入質量。在算力協同方面，支持建設跨區域高性能計算集群，如推動中國—東盟萬卡級智算網絡建設，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負擔的模型訓練與推理服務。同時，倡導“可持續人工智能”發展路徑，聯合制定并推廣綠色算力標準，促進人工智能基礎設施與清潔能源深度融合，支持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建設光伏/風電驅動的綠色數據中心，如紅海新城光儲智算項目，實現技術賦能與低碳發展的統一。

構建技術開源與能力建設協同機制。數字產業協同創新是釋放人工智能潛力的關鍵。應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開源和生態共建，促進全球產業深度融合與能力提升。倡議各方共同建設安全可信、開放包容的國際開源社區，鼓勵開放基礎模型、算法框架與工具鏈等非敏感資源。支持骨干企業與國際開發者協同推進框架迭代、數據集共享與應用創新。在產業合作方面，推進“人工智能+”跨境示范項目在醫療、農業、工業等重點領域的落地，如推動中非遠程醫療協作平臺、中國—中亞智慧農業聯合實驗室、中歐工業智能協同研發計劃等實體項目。通過聯合研發中心、人才交流計劃與產業對接平臺，協助發展中國家培育本土人工智能技術隊伍與產業生態，實現從技術合作到能力自立的跨越。

完善多邊治理與規則互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應堅持以聯合國為主渠道、以國際共識為基礎構建多邊平等包容的治理框架。中國倡導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等原則，反對技術壁壘與單邊限制措施。應積極推進人工智能倫理、安全、數據跨境、算法透明度等關鍵領域的國際標準協同，推動在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平臺形成廣泛接受的規則體系。探索進一步發揮聯合國“人工智能獨立國際科學小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機制的作用，推動形成定期協商與應急響應機制。同時，倡導推廣“監管沙盒”、國際測評認證等敏捷治理工具，在自動駕駛、智慧醫療等前沿領域開展跨國監管合作試點，平衡創新激勵與風險防控。

總之，推動智能時代的國際互聯網合作，需要在充分尊重各國發展現實和道路選擇的基礎上拓展更廣泛的發展和治理共識，推動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多維對話和緊密協同。在世界各國探索網絡與社會的互構過程中，中國方案的核心優勢在于統籌發展和安全、開放和自主，通過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產業的“合作創新”與治理規則的“標準協同”，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提供了系統性路徑。未來，需立足中國、面向全球、聚焦南方，進一步深化基礎設施互聯、完善數據流動機制、鞏固倫理安全共識，以開放合作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國際組織為主體的國際傳播理論創新和能力提升研究”（編號：22BXW0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中國網信》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