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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27000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只換回156平方公里的片馬等地。在中緬劃界問題上,中國未免太過寬容。
自中緬邊境協議簽訂以來,對中國在協議中放棄的領土面積遠大于收回面積一事的議論聲一直不絕于耳。新中國政府一向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即便面對英美等國的壓力,也未曾妥協,收回了曾被它們侵犯的主權。緬甸作為一個小國,顯然更不可能讓新中國放棄原則。那么,中國到底為什么會在實力明顯占優的情況下選擇“以大換小”呢?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種種歷史遺留問題,邊境許多地方都未正式劃定。不過,由于國內有更多更為嚴峻的問題亟待解決,新中國政府對邊境問題采取了暫時維持現狀的做法。然而,邊界未正式劃定,意味著兩國邊民生產生活活動不存在明確界限,稍有誤解,就容易引發邊境沖突。美西方國家為孤立抹黑新中國,往往抓住這些沖突大做文章,污蔑新中國具有侵略性,令新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十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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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與鄰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成為新中國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經過認真研究,在中國接壤的眾多國家中,中國選定了緬甸作為第一個正式劃界的談判對象。而另一邊,緬甸對于與中國正式劃界的渴求甚至更加迫切。
由于新中國在邊境問題上主張維持現狀,中方人員活動一般依照建國時的習慣性邊界進行。然而,在中緬邊界卻有些例外。建國之初,國民黨雖已敗逃臺灣,卻依舊在西南、西北留下不少殘部。這些殘部后來被解放軍一一清繳,其中,西南地區的一些國民黨殘部在解放軍手中吃了敗仗后,選擇向緬甸方向逃竄。解放軍為追繳這些部隊,也越過了國民黨在1941年與緬英當局議定的邊界。新中國一直不承認近代的各種不平等條約,自然也不會認可這條英國脅迫國民黨承認的邊界。因此,在清剿完國民黨殘部后,中國軍隊并未撤出,而是繼續在原地駐扎,這就導致中緬邊境的沖突更加頻繁激烈,尤其是1955年發生的兩國軍隊擦槍走火的黃果園事件。
緬甸政府深知,作為一個小國,緬甸完全沒有實力與中國抗衡,很快與中國澄清了誤會。然而,在美西方國家的炒作下,緬甸國內還是因此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緬甸政府對此深感不安,更希望早日與中國厘清邊界,以免兩國關系出現不必要的波折。時任緬甸總理吳努在與新中國交往的過程中,多次提起邊界問題,希望能夠早日解決。中國一發出邊界談判的信號,緬甸就第一時間給出積極回應,雙方很快就邊界談判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之后,經過5年的艱苦談判和實地勘測,中緬兩國在1960年正式簽訂邊界條約,解決了兩國間的領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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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根據條約劃定的新地圖公布后,許多人卻產生了不滿。與建國時期沿用的民國地圖相比,中緬邊界中段220平方公里被“永租”給緬甸的猛卯三角地被徹底劃給緬甸,換回了南段班洪班老地區189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樣的土地交換尚且可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但在北段,中緬爭議邊界原本在中國地圖上的面積高達27000平方公里、能夠連通藏南的江心坡地區被劃給緬甸,新歸入中國版圖的片馬等地卻僅有153平方公里。這讓很多人覺得中國政府實在過于寬容,甚至認為中國在這份協議中吃了大虧。
然而,一貫重視國家利益、面對英美威脅也不曾妥協的新中國政府,真的會在主權領土這樣的關鍵問題上做出讓國家吃虧的決定嗎?事實上,這個被不了解實際情況的人高度關注的江心坡,在中緬談判的5年中,甚至根本不曾成為雙方的障礙。因為盡管在民國遺留的地圖上,這里被劃入中國境內,但這完全是國民黨政府不切實際的地圖開疆。
在明朝時期,中國確實曾對江心坡地區實行過統治,明永樂年間曾在此設置里麻長官司管轄。但由于當地遠離中原,受交通條件限制,這種統管關系十分松散,只要部落首領稱臣納貢,明朝并不太插手具體事務。到了明朝后期,緬甸興起,對西南邊陲的土司管理區發起進攻,這些土司無力抵抗,很快倒戈緬甸。而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眾多,顧不上西南邊境的偏遠地區,就連云南的騰沖、鳳慶等地都一度被緬甸侵占。
清朝入駐中原后,緬甸依舊不知收斂,繼續向云南擴展,結果被清軍狠狠打擊,之前侵占的領土也都被迫歸還。然而,與緬甸的戰事讓清王朝承受了不小的財政壓力。在經過一番權衡后,清廷索性在緬甸臣服、承認大清藩屬國地位的前提下,將江心坡這樣不便管轄的地區交由緬甸管理。因此,從清朝的《康熙皇輿全覽圖》到1912年版《中華民國地理全圖》,江心坡地區都不曾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之上,就連云南當地人士也基本不知道還有江心坡這樣一個地方,而江心坡的本地居民對緬甸的國家認同也早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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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41年,蔣介石政府被英國以關閉滇緬公路相脅迫,接受了英國單方面劃定的1941年線。在中緬邊界南段丟掉不少領土后,蔣介石自知這是喪權辱國之舉。為了挽回顏面,便選擇在未定界的中緬邊境北段做文章,既然是未定界,似乎想怎么畫地圖都可以,只要實際情況沒有變化,也不會有人為了一幅地圖來找民國的麻煩。于是,在蔣介石的示意下,1942年民國正式認定將江心坡納入中國版圖的地圖畫法為正確,但民國卻從未借機對江心坡進行任何戰略經營。
國民黨政府在收復江心坡一事上唯一的努力,便是1946年成立方域司后,司長傅角今帶隊多番考察,提出了江心坡原屬中國的歷史依據。但江心坡居民顯然不會因為民國提出的歷史依據就改變自己的國家認同。事實上,就在傅角今考察的同時,江心坡的居民已經積極加入彬龍協議,為緬甸的獨立事業奔走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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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與緬甸的立國過程中,民族主義都是極為重要的精神支撐。即使有中緬友好的愿望,雙方也都不可能在領土這種涉及民族感情的問題上輕易讓步。但中緬領土爭議又不能不解決,且必須和平解決。對于緬甸來說,若不能和平解決,一旦中國動用武力,緬甸難以承受后果;而對于中國來說,雖然武力收復失地不難實現,但此舉會極大破壞新中國的安全環境,這對百廢待興、急需建設的新中國而言,亦是不可承受之重。
想要通過和平談判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劃分方法,唯一的可能就是從實際情況出發。中國領導人對此有深刻認識,在進行劃界談判前,不但研讀了各種相關史料,還召集云南人士參加座談會,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并征求意見。經過實際考察,中方發現:不說江心坡這樣長期被緬甸實際統治、連云南人都不熟悉的地區居民心向緬甸,就連1941年線劃出中國的許多地區,也有不少民眾更認同緬甸身份,唯有被畫在緬甸境內的班洪班老部落居民依舊心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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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盡管新中國政府不認可1941年英國與國民政府的換文,認為這是不平等條約,但在中緬談判時,還是同意在南段基于1941年線附近的習慣性邊界劃分,僅對渴望回歸中國的班洪班老地區,以移交猛卯三角地主權為交換,使其回歸祖國懷抱。也正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提議均從實際出發、符合邊民真實意愿,緬甸政府才在考量后,不再堅持最初爭取全部爭議地區的主張。
中緬兩國最終通過和平方式簽訂了雙方都認可的邊境劃界協議。這份協議的簽署不僅標志著中緬邊界沖突的和平解決,更為中國與其他周邊國家解決邊境問題樹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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