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特殊青年被噎身亡，慧靈孟維娜再次成為“被告”

11月20日，72歲的慧靈創(chuàng)始人孟維娜，作為北京慧靈的法人，又一次成了被告。

事情的起因在今年6月，一名多重殘疾、重度腦癱、生活無法自理的23歲青年，在北京慧靈組織的外出活動中，被食物噎住，不幸離世。隨后，幾經(jīng)商討，家長與北京慧靈兩位法人告上了法庭。

這樣的重大事件，為什么是“又”呢？孟維娜坦然承認，在慧靈35年的歷史中，類似有學員“離世”和“受重傷”的大事故，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發(fā)生。她還認為“事故是有幾率的”。

對于大齡重度孩子的家長而言，為特殊家庭解決后顧之憂的大齡機構實屬難得。對于大齡服務機構而言，幫助 大齡 重度學員開心過上有意義的集體生活，也很有職業(yè)光榮感。

家長與大齡機構，本來是唇齒相依的關系，可當服務對象在大齡機構發(fā)生事故，家長該怎么選？慧靈創(chuàng)始人孟維娜又有怎樣的考量？

為此，ALSO聯(lián)系到孟維娜，聽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她說“ALSO是家長創(chuàng)辦的機構，我接受采訪，恰不是站在家長的對立面，而是站在家長和機構雙方的立場上，呼吁建立‘唇齒相依’的關系。”

以下是孟維娜的講述：

難辨的責任事故

出事的學員叫冬冬（化名），今年23歲。他是北京慧靈的老學員，到今年，在這里已經(jīng)六年了。

事發(fā)當時我不在現(xiàn)場，但慧靈有明確的制度，事故發(fā)生后，現(xiàn)場工作人員在24小時內(nèi)要出報告，管理層需要從事故經(jīng)過中判別事故原因，根據(jù)事實和制度做出處理意見，基本上就是員工和直接上司受罰。

因此，根據(jù)事后北京慧靈當班工作人員的記錄和其一遍遍的復述，我了解到整件事情的前后經(jīng)過。大概如下：

6月17日，天氣很好，根據(jù)每周的例行安排，北京慧靈天通組工作人員事先買好小餅干、面包、蛋糕、飲料等干糧，帶著10名學員外出去北京海淀公園活動。

中午時分，大家在草坪鋪墊吃干糧，過程中突然聽到冬冬的保姆阿姨大聲驚叫：“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們的工作人員循聲看過去時，發(fā)現(xiàn)冬冬正被食物噎到，呼吸不暢。

北京慧靈老師記錄的關于冬冬的事故報告

事實上，來慧靈的6年間，冬冬的生活一直離不開他的保姆阿姨。

從出生到長大，冬冬的身體狀況始終伴隨：走路不穩(wěn)，全身發(fā)軟，癲癇，不對視，有一只眼睛視力不好。不僅是一級肢體殘疾，還是重度腦癱，生活完全無法自理。

雖然北京慧靈服務的都是中重度學員，但如果遇到像冬冬這樣多重障礙的學員，我們有自知之明：自知沒有能力提供為他服務。

因此，當他的父母找到北京慧靈，表達想把冬冬送到這里時，我們與他的父母協(xié)商，如果孩子來慧靈，我們只是提供一個集體生活的場景，父母還需要額外再請保姆照顧他的生活。

這次去公園同樣是這樣，整個野餐過程中，冬冬的保姆一直陪在他身邊提供照顧。冬冬沒有吞咽能力，平時喂食就好像“硬塞”，這一次吃東西被噎住，讓當時在場的人都沒想到。

情況緊急下，慧靈工作人員把培訓學習到的“海姆立克法”馬上用起來，又打了急救電話。

但急救車到達公園的過程并不順利。盡管我們第一時間撥打120，急救車卻在趕來過程中遇到一些麻煩。

公園門口設置了人車分流護欄，機動車被攔在外面進不去。沒辦法，120的醫(yī)生只能一邊聯(lián)系公園的工作人員指導急救車從其它通道進入，另一邊與慧靈的工作人員打視頻電話，線上觀察冬冬的狀況，指導他們給冬冬做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

北京慧靈老師記錄的關于冬冬的事故報告

急救車趕到后，冬冬被拉去醫(yī)院，搶救一直持續(xù)到6月23日，但冬冬狀態(tài)越來越差，大家都不忍再看到冬冬受罪，最終家長只好放棄。

事情發(fā)生后，冬冬的父母悲傷，慧靈人也悲傷，對于這件事情，家長與慧靈在談及事故責任時產(chǎn)生很大分歧。

慧靈鼓勵家長“告我們”

事后，冬冬的家長和機構小心翼翼協(xié)商賠償問題。

他們知道，今年2月，北京慧靈發(fā)生過一起特殊學員摔倒的事故，當事家長提出賠16萬元，雙方多次交流最后賠付了8萬元。

因此，冬冬的父母也想雙方協(xié)商解決。他們依據(jù)一個事故傷亡政策，計算出200多萬元的數(shù)額，認為北京慧靈應該承擔60%即120多萬元賠償。

冬冬家長對北京慧靈的起訴狀

但冬冬父母不了解的是，摔倒事件之所以沒有經(jīng)過訴訟，是因為該事故的當班工作人員忘記向家長復述一個關鍵細節(jié)，導致家長認為錯在慧靈。

當時工作人員的記錄大概是這樣寫的：這位女生在早上出現(xiàn)情緒行為，幾次把大小便蹭到了身上頭上和床上，工作人員一次又一次為她處理，搞得自己憋住大小便根本沒時間處理，再繼續(xù)給她洗頭洗澡，這時候她突然就軟綿綿地暈倒了。

送去醫(yī)院后，女生被檢查出是外傷顱內(nèi)出血，需要做開顱手術清理淤血。家長向慧靈工作人員再詢問具體過程。這時工作人員補充了一個細節(jié)，說“我忘了，她中間摔跤了一次，但是她很快自己站起來了，沒事了，所以我急起來就忘記了，沒有把摔倒這個事情和暈倒結合起來”。

學員家長起了疑心，想查監(jiān)控，卻發(fā)現(xiàn)廁所里沒有監(jiān)控，客廳里新安的電視柜也沒來得及鏈接監(jiān)控，他們更加生氣。因此，在女生家長向我們索賠后，我們自己認為慧靈確實存在過失（一是沒有第一時間報告摔倒，二是沒有鏈接客廳監(jiān)控），同意了家長賠付8萬元的訴求，也簽署了一次性賠償協(xié)議、兌付了賠償額。

而冬冬與那位女生的情況有完全不同。

他的噎食離世，是由于他家保姆阿姨喂食造成的，慧靈沒有錯，只存在道義上的責任（機構催促保險公司賠付了10000元，員工自發(fā)送了5000元白金）。

而與家長協(xié)商無果的情況下，唯一合理的解決方式，就是通過訴訟，讓法官根據(jù)事實和法律來鑒定。且先不提賠償，至少我們需要知道慧靈錯在哪里。

事實上，慧靈成立三十多年以來發(fā)生過不少大事故。

每次遇到這類事件，我都在鼓勵家長走訴訟渠道解決賠償問題。我更是認為：慧靈只有通過家長“倒逼”才可以有行動去提升自己。

當然，也有私下解決的事件。

有兩個在廣州慧靈摔破牙的學員。其中一個孩子平時多多少少有一些口腔問題。他的牙齒斷掉后，他的家長向我們索賠了8萬元。管理層處于各種考慮，同意了家長的要求，承諾用抵扣服務費的方式賠償，也就是每月孩子在慧靈不需要交服務費，直到累計到8萬元為止。另一個孩子是中斷了服務，后來慧靈直接轉賬賠付給他的父母。

那時我不在廣州工作，事后才得知，如果當時讓我知道，是不會同意這樣私下解決的。

慧靈和家長的關系應該“唇齒相依”

上面講的事情，都是在慧靈發(fā)生的讓人難過的事情。

因為我“在內(nèi)部和外頭自黑慧靈”，所以我們團隊中經(jīng)常有人反感我。

我也很認賬，我就是通過自黑來使慧靈自己做反思。因為只有“負面”被公開，才會推動一些現(xiàn)狀和困境的改變。

但我心里也清楚，有一個很現(xiàn)實的情況是：把孩子送來慧靈的家庭，不出事的時候，大家對我們的口碑好的不得了，一旦出了事，當事的家長就變得和我們不共戴天。

講一個很多年前發(fā)生的故事。

北京慧靈的一個執(zhí)照法人，今年已經(jīng)80多歲了，他的女兒是慧靈學員。20多年前，北京慧靈剛開辦的時候，他的女兒有一次跟慧靈坐公交出去社區(qū)活動，隊伍在公交車某一個站點下車，可下車點數(shù)時，老師卻發(fā)現(xiàn)這個孩子不見了。那時公交車已經(jīng)開出，追上去找人完全來不及。

按照慧靈的規(guī)定，發(fā)生緊急事件時，第一時間要報告給這個法人家長，同時想辦法找人。但這個法人當時已經(jīng)無法保持理智，第一個開罵的就是他“我的女兒要是找不回來，你看著我那個什么吧！”

好在，他女兒一直坐到公交車總站沒有下車，很快被我們找到了。“法人+爸爸”才平復心情。再談及這件事，我總與“法人”逗趣：如果孩子找不回來，你就自己告自己吧。

又比如今年出事的兩個學員：摔倒的女孩和冬冬。

可能有人問：冬冬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保姆全天候照顧，他來慧靈的意義是什么呢？

其實，這些重度孩子父母的想法有時很簡單，就是希望讓孩子體驗集體有規(guī)律的生活，快樂開心每一天。

雖然重度心智障礙者的生活不像普通孩子一樣豐富，但比起待在家里，這樣的集體生活肯定豐富許多。至少他能看到不同的面孔，每天參與不同的活動，與人之間總會有一些互動。在慧靈，這樣的生活我們都稱“提高生活品質”。

北京慧靈學員參加外出活動

而冬冬和其他特殊孩子在慧靈生活久了，多多少少都有進步。

雖然我不在北京，但我每次來北京看到他們，都覺得比上一次有進步。所以，一直以來，留在慧靈的孩子、家長和慧靈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都很好，對慧靈的評價也一直特別好。

可出了事，家長焦急之下基本一改往日的態(tài)度。

像冬冬家長，這一次他們起訴慧靈，我們能理解，可接下來，他們向法院申請凍結了北京慧靈的賬戶金額，真的把我們當“敵人”看待了。

如今北京慧靈沒了錢，雖然家長愿意交付現(xiàn)金，但到年審就成了違規(guī)操作，年審無法通過，意味著運營很難持續(xù)，約等于要關門。

我理解家長的感受。

相對來講，大齡機構從運營角度講，它不但沒有利益，還難度大很多。大齡孩子鬧起來與小齡不同，孩子小時候，或許家長做到“從從容容游刃有余”，但到了大齡，完全是“狼狽不堪”，難度很明顯。

也是這樣的原因，國內(nèi)能接收重度孩子的大齡機構少之又少，特殊家庭的選擇也少之又少。

所以我認為，形容慧靈與家長的關系是“魚水情”是不準確的。

在我看來，不管是否有事故發(fā)生，慧靈與家長之間最準確的聯(lián)系，都應該是“唇齒相依”。

在平時，嘴唇和牙齒相安無事，出了事，結局不是牙齒傷了，就是嘴唇傷了。

正因如此，心智服務行業(yè)乃至大齡機構才均處于高風險職業(yè)，如果再不受公正渠道保障公平性，今后只會越來越少人敢為特殊群體“做好事”。

但慧靈這么多年下來，每一次，我們都在嘗試通過正常的訴訟解決問題，這使大家很不理解，畢竟訴訟很麻煩，又很傷感情，更影響形象。

事實上，早在女孩摔倒事件發(fā)生后，我們處于自知之明，已經(jīng)準備關掉北京慧靈，可征求家長意見，家長們都反對。再一次發(fā)生了事故，我們只是在等待審判結果出來而已。

學員發(fā)生意外，無論對誰都是很沉痛的事情，但我們不是不賠償，而是一定要搞清楚前因后果才賠。

慧靈鼓勵家長提起訴訟，更重要的是希望在法律層面獲得依據(jù)，以后若出現(xiàn)同類的事情，讓家長和我們都事先心里有底，知道邊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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