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當“公知”二字從知識分子的榮譽勛章漸成某些人眼中的貶義標簽,我們或許該回到最本真的價值判斷。近日與知名律師李向安談論起這個話題,李向安說了一句話:“不管公知母知,講真話就是好人。”,這句看似樸素的斷言,恰似一柄利劍,劈開了纏繞在這個稱謂上的所有意識形態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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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世紀之交,“公共知識分子”原本承載著社會對知識階層的殷切期待。他們本是專業領域的燈塔,以知識人的良知介入公共討論,如舊時史官秉筆直書,如古代言官犯顏直諫。這份傳統從齊太史“崔杼弒其君”的血淚記載,到現代知識分子在啟蒙運動中的社會擔當,始終閃耀著真理之光。
然而,正如“小姐”的稱謂由大家閨秀演變為“失足女”一樣,“公知”這頂桂冠也漸漸蒙塵。當部分“公知”的言論脫離現實土壤,當批判失去建設性根基,當專業觀點讓位于情緒宣泄,當全盤西化成為改革訴求,社會大眾自然投以審視的目光。我們必須承認,確有少數人打著公知旗號兜售偏見,越來越不接地氣。但是,這不應成為否定整個群體的理由。我對于敢說真話的專家、教授、學者歷來是充滿崇敬的,只是個別胡說八道的除外罷了,我們不能因月有陰晴圓缺就否定整個星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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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安律師的話很有道理,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就看他誠實不誠實,就看他說不說真話就可以了。他的深刻之處在于,跳出概念之爭的泥沼,直指問題的核心:言論的價值意義不在于發言者的身份標簽,而在于其是否承載真理與誠信。一個建筑工人基于實踐對房價提出的真切見解,遠比經濟學家坐在書房里的空談更有價值;一位普通網民揭露的身邊不公,比某些大V精心編織的謊言更接近公義。
歷史始終在印證這個道理:有的人頂著壓力揭露事實真相,有的人在困境中堅持獨立思考,有的人在眾人的麻木中站出來仗義執言,有的人敢于吃第一個螃蟹揭發“皇帝的新裝”,他們的價值,不在是否具有“公知”頭銜,而在那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赤誠。反觀那些見風使舵的文人墨客,縱有滿腹經綸,缺失了求真之魂,又有什么價值意義呢?
今天我們討論“公知”這個話題,本質上是在探討如何構建健康的公共言論空間。健康的社會既需要“鐵肩擔道義”的批判精神,也需要“妙手著文章”的建設智慧。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應當如醫生對待人體般,既能準確診斷病灶,又會精心調理醫治,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整個肌體。真正的“公知”是很偉大的,他們都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先生,冥冥之中指引著社會進步的方向,始終努力去承擔著社會改良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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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罵的“公知”,不見到是真公知,就如同某些“專家”是磚家一樣。當我們撥開概念的迷霧,會發現評價標準始終如此簡單而永恒:無論是廟堂之上的鄭重發言,還是江湖之遠的坦率聲音,只要是經過獨立思考的真誠表達,只要致力于推動社會向更真、更善、更美的方向前行,就值得被珍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向每一個敢于講真話的專家、教授、學者或者僅是普通公民的人致敬,正是他們,書寫著這個時代最珍貴的“公知精神”,推動著文明發展與社會進步。
(李向安律師:以無罪辯護、民事訴訟、替人翻案著稱于法律界,已成功辦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綜合素質能力。其“弘揚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為人宗旨,贏得社會廣泛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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