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丨恥辱的記憶

“它們只是一些恥辱的記憶。我已經屈服于我所生活的世界的意志，它試圖讓你忘記對下層社會的記憶，好像它是某種令人厭惡的東西。”

——安妮·埃爾諾

父親為了買土地和房產而借債，這在他的家族中還是史無前例的。

生活好了，也就常會因為付出辛苦而爭吵。“我沒長四只胳膊”，“我連上廁所的工夫都沒有”，“我連患感冒也不得休息”等等。這種抱怨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飯。

怎樣來描述那種覺得什么都很貴的世界觀呢？十月的一個早晨，空氣里有一種剛洗過衣服的味道，我腦海里播放的是電臺里的那首新歌曲，突然，我裙子的衣兜掛到了車把上，結果被撕破了。回到家，理所當然地便是吵鬧、哭喊，這一天算是毀掉了。“這個小姑娘什么也不算計！”

物質不可避免地被神圣化了。不管我說什么話都會被懷疑，以為我又想要什么東西或者是要和別人比什么。當我說：“我們班有個女生參觀了盧瓦河畔的城堡”，這便立即招致父母發火，“你以后有的是時間去參觀，你應該為你所擁有的東西知足了。”因此，有一種持續的缺失，從未得到滿足。

只是為了欲望而欲望，因為內心深處不清楚什么是美，應該喜歡什么。我父親總是聽從畫家和木匠的建議決定店里家具的樣子和顏色，決定做什么。他們甚至不懂得身邊的東西可以由自己一件一件地挑選。他們的臥室里沒有任何裝飾品，除了幾張鑲在相框里的老照片、為母親節特制的桌布，以及壁爐上的一個陶瓷娃娃半身像，這還是在買沙發時商店給的贈品。

他的座右銘是，要量入為出。

父親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恥。有一次，他手持一張二等車廂的車票卻錯上了一等車廂，檢票員讓他補交了車款。還有一個恥辱的記憶：一天，他在公證處辦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個寫下“已閱并同意”的字樣，可他不會拼寫，結果寫下了“已閱并證明”。這種事情讓他感到很尷尬，在回家的路上，這一錯誤讓他翻來覆去地難受了一路。恥辱的陰影。

在當時那個時代的喜劇影片里，常常表現些天真幼稚無知的農民主人公，進城時或是在一些社交場合出丑的場面用來取笑（布爾維爾式的角色）。影片中的這些人物的拙笨和愚蠢的舉動讓人忍俊不禁，同時也提示人們自己不要出這樣的丑。有一次，我在一本書里讀到，作為學徒，貝卡辛學習在圍嘴上繡一只鳥，老師要她在圍嘴上也要繡“同樣的東西”，于是她繡上了“同樣的東西”字樣。我不確定自己不會也這樣做。

父親在他認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總是表現得很羞怯，從不提出任何問題。簡而言之，他的舉動很聰明。這意味著察覺到我們的劣勢，并且盡可能地隱藏它，從而拒絕它。我們花了整個晚上思考女校長所說的“為了這個角色，你女兒要穿上城里人的衣服”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感到恥辱——如果我們沒有成為現在的樣子，即低人一等，我們就必然會知道一些東西。

頑念：“人們會怎么看待我們呢？”（鄰居、顧客、所有人）

原則：通過禮貌，不發表看法，時刻注意你的情緒，避免招致別人批評的目光。除非是別人向他微笑示意或是打招呼，否則父親連主人菜園里種的蔬菜也不敢瞧上一眼。如果沒有被邀請，他從不去拜訪別人，甚至連去醫院看病人也不例外。他從不出于好奇打聽任何事情，以免讓對方對我們產生戒心。“您買這東西花了多少錢？”這個問題是一個禁忌。

現在我常說“我們”，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是這樣思考事情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時候又停止這樣做了。

方言是我祖父母唯一會說的語言。

有些人還真就喜歡“風景如畫的土語”和大眾法語。比如：普魯斯特就挑出弗朗索瓦茲所使用的土語和錯誤之處，并以此為樂。普魯斯特在這里的關注點只是審美上的，當然也是因為弗朗索瓦茲只是他的女仆而不是他的母親。這些措辭從不會自然地從他嘴里蹦出來。

對于我的父親來說，方言代表著陳舊和丑陋，意味著低人一等。他為自己能夠擺脫部分土語而感到自豪，即使他講的法語并不規范，那終究是法語。在Y市的主保瞻禮節日上，幾個油嘴滑舌的人，穿著諾曼底人的服裝用方言演出了一些短小的喜劇，令觀眾捧腹大笑。當地的報紙也開設一個諾曼底專欄來娛樂讀者。當某位醫生或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在交談中偶爾蹦出一句科喬瓦(cauchoise)土話時，比如“她在羊腸小道穿梭自如”而不是“她很健康”，我父親便會高高興興地把這句話學給我母親聽，認為這些衣著考究的大人物們還是與我們有相同點的，有小的缺陷。他堅信他們是不經意間說漏了嘴，因為對他來說，似乎不可能有人會天然地講得“正確”。無論是醫生還是牧師，他們都要努力注意自己的語言，認真傾聽，而回到家里就會放任自己講土話了。

父親在咖啡館里、在家里時很喜歡聊天，可在那些法語講得很標準的人面前，他就會一聲不響，保持緘默，或是話說到一半停下來，伴著手勢說：“是不是？”或者簡單地說“不是”，然后用手勢示意對方接著替他說下去。父親說話時總是小心翼翼，唯恐說錯一句話，會像當眾放屁一樣出丑。

父親也討厭華而不實的句子和那些“不表達任何意思”的新詞，記得人們曾經一度動不動就說“肯定不”(S?rement pas)，父親搞不懂人們把相互矛盾的詞放在一起說。與父親正相反，母親總擔心自己會落伍，跟不上形勢，敢于大膽嘗試她剛剛聽到或讀到的新詞語，盡管還不能確定自己用得是否正確。父親則絕對拒絕使用他不熟悉的詞語。

小時候，當我盡量嘗試著用精練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時，我覺得像自己墜入空洞。

我曾想象過的一個恐懼就是自己有一名當小學教師的父親，他強迫我不斷地、一字一頓地講出規范的法語。應該用整張嘴來說話。

因為在學校我的老師總是糾正我，后來我回到家里就去糾正我的父親，告訴他“se paterrer”和“quart moins d'onze heures”這樣的說法根本不存在，這時父親會大發雷霆。記得還有一次，我哭著說：“你總是說不對，我怎么能不糾正你呢”？我父親很不高興。在我的記憶里，與語言有關的一切都是怨恨和痛苦爭吵的緣由，比錢引起的爭吵更多。

他是一個開朗的人。

他經常和那些喜歡說笑的顧客們開玩笑，說一些隱晦的隱語，開些粗俗的玩笑。諷刺不是他的強項。父親特別愛聽收音機里播放的歌曲和問答節目。他一有空便帶我去看馬戲，看愚蠢的電影，看焰火。在游樂場，我們坐了幽靈小火車、喜馬拉雅號，還去馬戲帳篷里看了世界上最胖的女人和小侏儒。

他從未邁進博物館的大門。他會在一座美麗的公園、一片開花的樹林、一個蜂巢前停下腳步，或是欣賞身材豐滿的漂亮姑娘。他還喜歡看宏大的建筑物，一些巨大的現代化工程（比如湯加維爾橋）。他喜歡馬戲團的音樂，喜歡開車去鄉下兜風，換句話說，當環顧著田野，望著山毛櫸樹林，聽著布格里奧納管弦樂隊的演奏，他就會感到無比的幸福。

人們在聽音樂、賞風景時所獲得的情感，并不是一個可以溝通的主題。當我后來開始頻繁出入Y市的小資產階級階層時，人們會首先問我的品位，是喜歡爵士樂還是古典音樂，是喜歡雅克·塔蒂(Jacques Tati)還是雷內·克萊爾(René Clair)，這個問題足以讓我明白我已經踏入另一個世界。

有一年夏天，他帶我到海邊的老家住了三天。他每天赤腳穿著涼鞋不停地東轉轉，西看看。他停下來看一會兒德國人建的碉堡，一會兒又到人行道旁的咖啡館喝點啤酒，給我喝蘇打水。他給我的姑姑殺雞，夾在大腿之間，然后將剪刀猛地一下刺進雞的喉嚨，濃稠、油膩的血滴在地窖的泥地上。他們在餐桌前一直待到下午，談論戰爭，談論父母，在空空的杯盤之間傳遞著照片。“離死還早著呢，前進！”

也許有一種不管怎樣都要輕松一下的深層本性。他總是千方百計地做一些事情遠離我們的買賣。比如養雞，養兔，蓋車庫和一些附屬設施等。院子的布局總是被他隨心所欲地拆改，只廁所和雞窩就被挪動了三次位置。他總是想要拆除和重建。

我母親說：“能指望什么，他就是一個鄉下人。”

他聽到鳥兒的叫聲就知道是什么鳥，每天晚上觀看天空就知道轉天的天氣如何，如果天空發紅，則會寒冷和干燥，如果月亮“浸在水中”也就是說周圍被云團包圍著，那么就會下雨。他每天下午都會到花園忙活一番，那里很整潔。如果一個花園雜草叢生，蔬菜無人打理，那就無異于告訴人家它的主人外表很邋遢或是一個酒鬼。忘記了該種什么種子，那也證明這個人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他總是擔心別人會這樣看他。有時，一些遠近皆知的醉漢在清醒的時候把一個花園修整得無可挑剔也能夠挽回人們對他的印象。

當父親種大蔥或是什么別的蔬菜沒能收獲時，就會失望至極。天亮的時候，父親把尿桶倒進鏟好的最后一排地，當他在桶底發現里面有破襪子或是廢圓珠筆的時候，就會大發雷霆，因為我懶得下樓扔進垃圾桶里。

吃飯的時候，他只使用自己的歐皮耐爾(Opinel)刀。他總是喜歡將面包切成小方塊放到盤子邊以方便配奶酪、火腿或是蘸沙司吃。看到我的盤子里有剩飯，他會很心疼。他的盤子很干凈，可以不用刷洗直接收起來。吃完飯，他總是用工作服擦一下刀具。如果吃的是鯡魚，他會把刀插在地上以散發掉刀上的腥味。直到五十年代末，他一直保持著早晨喝湯的習慣，后來有點不情愿地改喝咖啡，好像他犧牲了一種女性的精致。他一勺一勺地喝，邊喝邊吸氣，像喝湯那樣。下午五點，他會自己做一份點心——雞蛋、小蘿卜和煮熟的蘋果，到了晚上，他只喝一份蔬菜湯就很滿足。蛋黃醬、復雜的醬汁、各種蛋糕，讓他感到厭惡。

父親睡覺時總是穿著他的襯衫和秋衣。他每周剃三次胡須，在廚房里照著水槽上面的鏡子，他解開衣領，我看到他的脖子下面的皮膚很白。作為富裕家庭象征的浴室在戰爭后便開始普及了，母親在二樓安裝了衛生間，但他從來都不用，繼續在廚房里洗漱。

冬天，在院子里，他會隨處吐痰并毫無顧忌地打噴嚏。

假如在學校上學時，描述我所知道的事情沒有被禁止的話，我早就可以把這些寫出來了。有一天，一個女孩，在小學五年級的課堂上，嗖的一聲把她手里的本子飛到了講臺上。正在黑板上寫字的女老師，轉過身來說：“與眾不同，真的！”

Y市的中產階層，無論是商人還是辦公室職員，沒有人愿意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從農村出來”的。保留著農民的形象就意味著自身還沒有任何進步，在著裝、語言表達和風度上都是過時的。記得有這樣一件趣聞：有一個農民，進城去他的兒子家小住。他坐在洗衣機正前方，眉頭緊鎖看著玻璃孔里面的衣服在肥皂水中轉動。最后，他站起身，搖搖頭跟他的兒媳說：“我們實話實說，這臺電視機還是不怎么樣。”

但是，在Y市，人們越來越瞧不上那些大農場主的行為舉止，他們開著嶄新的西姆卡維黛特(Simca Vedette)汽車出現在市集上，然后又換成雪鐵龍DS，現在又換成雪鐵龍CX。不是農民可又有著農民的舉止和樣子，沒有什么比這更糟糕的了。

他和母親之間經常用指責的口吻與對方說話，甚至在彼此關心對方的時候也是如此：“把你的長圍巾放在衣服外面！”或者“你為什么不坐下來歇一會兒！”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們之間在辱罵對方。他們總是在爭吵想弄清究竟是誰丟了飲料商的發貨單，誰忘記關上地窖的燈。她比他的嗓門更大，因為讓她發火的機會太多了：送貨晚了，燙發的頭盔過熱，來月經或是因為顧客等，她時常這樣喊道：“你不適合當商人。”（要這樣理解：你應該接著當你的工人去。）在侮辱之下，當然要從一貫的平靜中爆發：“鄉巴佬！早知把你扔在你原來待的地方！”他們每周都會相互咒罵上幾句：

“笨蛋”——“瘋子”！

“老壞蛋”——“老婊子”！

不過這些辱罵都不會導致什么嚴重的后果。

除了以一種暴躁的方式，我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與對方交流。禮貌的話和語氣是留給外人的。習慣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外人面前，父親試圖用客氣的方式教育我。有一次他想阻止我爬上石堆，他朝我叫嚷時的語調是那么粗暴，他的口音和諾曼底人的臟話還是破壞了他竭力想營造的良好效果。他還沒有學會以優雅的方式訓斥我，并且如果他正確地說話，我也不會認真對待打耳光的威脅。

很長一段時間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禮貌相待對我來說是個謎。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理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他們的簡單的問候中所表現出的極度的客氣。和她們交談，我感到羞愧，覺得自己不配受到如此的禮貌待遇，有時我甚至產生錯覺，想象這是對方對自己產生了特殊的同情。后來我意識到，這些貌似帶著濃厚興趣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微笑，與閉嘴吃飯或是悄悄地擤鼻涕沒什么兩樣。

現在，我必須將這些細枝末節進行細致的剖析，更何況我曾一直壓抑它們，認為它們毫無意義。它們只是一些恥辱的記憶。我已經屈服于我所生活的世界的意志，它試圖讓你忘記對下層社會的記憶，好像它是某種令人厭惡的東西。

晚上，我在廚房的餐桌上寫作業的時候，父親走過來翻翻我的書，尤其是歷史、地理和科學課本。他喜歡讓我給他出測試題。一天，他要求我給他做聽寫，以便證明他的拼寫很好。他從來不知道我在哪一個班級，別人問起來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她在某某小姐那里讀書。”我在母親選擇的一所教會學校上學，父親認為那是一個可怕的世界，就像《格列佛游記》中的拉普塔島那樣懸浮在我的頭頂，控制著我的舉止、所有的行為：“好哇，要是讓你的女老師看見了！”或者“我去找你的女老師，讓她來管你！”

父親總是說“你的學校”，而且他在說寄宿學校、修女（女校長的名字）的時候，總是一字一頓地說出來，表現出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就好像這些詞的正常發音，以及這些詞所暗含的封閉地點，能喚起一種他無權要求的熟悉感。他拒絕參加學校組織的活動，即使是有我參加的演出。我的母親非常氣憤：“你沒有理由不去。”他則說：“可是你知道，我從來不參加所有這些。”

很多時候，他的聲音里有一種嚴肅、幾乎莊嚴的語氣：“在你的學校里要認真聽講！”他擔心命運給予的特殊的眷顧——我的好成績，會突然終止。我的每一篇成功的作文，以及后來的每一次考試，他都把這些看成一種成就，希望我比他更出色。

我不知道這個希望什么時候取代了他自己的夢想，他曾經袒露過，要在市中心開一家漂亮的咖啡館，有露天的座位，有來來往往的顧客，吧臺上有一臺咖啡機。缺乏資金，害怕重新開始，屈從命運。不然又怎么辦呢？

他永遠不會擺脫小商業者的一分為二的世界觀。一邊是好人，也就是那些到他這里來消費的人；另一邊是壞人，占絕大多數，也就是那些到戰后市中心新建的商店去購物的人。被懷疑有意偏袒大商人而要置我們于死地的政府，也位列其中。即便在那些好顧客中，也有一條分界線，最好的是到店里購買他們所有的需要之物，而那些差一些的則是來羞辱我們，順便買一點他們忘記在城里買的油。另外，對那些好顧客，也還要警惕，因為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認為自己被宰而背叛我們。整個世界都聯合成一個陰謀。痛恨與卑微，他對自己的卑微感到痛恨。在他的內心深處，和所有生意人一樣，希望整個城市僅有他一家商店。我們曾經到離家一公里遠的地方買面包，就因為隔壁的面包師不來買我們的東西。

他把選票投給了普熱德(Poujade)，選舉對他來說像是在玩場游戲，他沒有信念，而是亂投。

但不能說他是不幸的，咖啡廳里總是暖融融的，收音機播放著節目，從早晨七點到晚上九點，常客們絡繹不絕，像標準答案式的見面語“大家好！”“您一人好！”還有關于下雨、疾病、死亡、招工、干旱等的交談，對事物發表些評論，間或說個笑話。“是我的錯，明天見，頭兒，走好。”接下來就是老一套活兒：清理煙灰缸，擦桌子，抹椅子。

我二十多歲了，依然坐在學校里讀書，他既不擔心，也不高興，只是容忍地看著我過著這種難以理解的、不真實的生活。他常對客人解釋：“她讀書是為了成為一名教師。”至于具體讀了什么，顧客們也沒多問，知道名稱就行了，而且他從來也記不住。“現代文學”對他來說并不比數學或是西班牙語多么容易記住。他擔心別人會認為我有特權，擔心別人會以為我們家特別富有才會讓我上這么多年學。但是也不敢透露我是獎學金的獲得者，怕人家會想我們怎么會那么幸運，國家白白給我錢就是為了讓我什么都不干。他經常被羨慕和嫉妒所包圍，這也許是他的社會狀況最明顯的標志。有時，我在學校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一覺睡到天黑。他沒有一句責怪的話，甚至表示贊同，一個女孩就應該玩得愉快，這也意味著我是一個正常人。或者，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人理所當然的表現。如果一個工人家的女孩結婚時懷了孕，整個街區都會知道。

暑假，我邀請一兩名大學好友來Y市玩，她們都是些沒有偏見，認為“心地好才是最重要”的女孩子。因為，為了防止居高臨下地看待家人，我事先聲明：“你知道嗎，我家很簡單。”父親總是很高興地接待這些有教養的年輕姑娘。他顯示出對我朋友們的一切都特別感興趣，顯然，他是怕停下來不說話會讓客人覺得不夠禮貌。接下來吃什么飯便成了他非常傷腦筋的事情了。“熱內夫里埃小姐喜歡吃番茄嗎？”他忙作一團。而當我去其中一個同學家做客時，主人很自然地與我分享，并沒有因此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我步入了他們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懼怕外來的目光，而且向我敞開，因為我已經忘記了我自己所處階層的舉止、觀念和品位。這個圈子里的一個稀松平常的拜訪，他卻把它當作盛大的節日，以顯示出對我的朋友們的敬意，這樣就會被別人視作懂得人情世故的人。這正讓她們不自覺地感到了父親的低微，特別是當她們這樣向我父親問好：“bonjour monsieur,comme ?a va-ti？（先生，你好）”

有一天，父親驕傲地瞧著我說：“我從來沒讓你感到羞恥。”

有一年夏末，我把一位與我產生關系的政治學專業的大學生帶回家。他們安排了一個莊嚴的儀式，獻給一個人擁有進入另一個家庭的權利，而這在現代中產圈子里早已被丟棄，男女朋友可以自由出入。為了接待這位小伙子，他還特意系上了領帶，將工作服脫下，換上了禮拜天才穿的長褲。他堅信可以把我未來的丈夫當成他的兒子，堅信男人之間的默契可以超越教育程度的差異。他向他展示他打理的花園，還有他親手搭建的車庫。將他所做的展示出來，希望他的價值得到這位愛他女兒的男孩的認可。而對于后者，他只需表現得有教養就可以了，這就是我父母最欣賞的品質，對他們來說，這是很難達到的。他們沒有像對待一名工人那樣試圖知道他是否勇敢，是否酗酒。他們堅信，知識和良好的修養是內在卓越的標準，是與生俱來的。

這可能是他們多年來所期待的事情，他們卸下了一份擔憂。現在他們肯相信我不會跟隨便什么人來往，或是變成精神失常的人。他想用他的積蓄來幫助這個年輕的家庭，希望以無盡的慷慨來彌補他與女婿之間文化和權力上的差距。“我們現在不需要太多東西了。”

婚禮的宴席在一家面朝塞納河的飯店舉行。他的頭微微向后仰著，兩只手放在膝蓋間攤開的餐巾上。他微微笑著，目光茫然，像所有等待菜肴時感到無聊的人一樣。這個微笑也表明他覺得今天這里的一切都很好。他穿了一套藍色條紋西裝，這是他讓裁縫為他量身定做的，里面還套了一件帶袖口的襯衣，生平第一次。這個畫面定格在我的記憶中。我在談笑間朝他瞥了一眼，我相信他并不感到快樂。

此后，他和我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

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 法國當代作家，代表作為《位置》《一個女人》《事件》《悠悠歲月》等，202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文字丨選自《一個男人的位置》，[法]安妮·埃爾諾 著，郭玉梅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0

圖片丨部分圖片為劇集《我的天才女友》（2022）劇照

來源公眾號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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