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雷行動”折射信任危機 “雷氏營銷”爭議觸碰《廣告法》紅線

近期，雷軍的“雷氏營銷”模式面臨信任危機，網友發起“炸雷行動”進行抵制，如“16.8億種駕駛模式”“手機測試34.2年”“小米 SU7 瞬間剎停”等宣傳語，網友以“夸大營銷”為由集中舉報，部分視頻被平臺限制。

同時，跟隨雷軍10年的公關負責人王化轉崗，新候選人“婉拒”。被網友戲稱“擦邊”的“雷氏營銷”究竟存在哪些問題？

【觀點一：“雷氏營銷”爭議觸碰《廣告法》核心紅線】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表示，根據《廣告法》第四條、第二十八條，商業宣傳需符合“真實、合法”原則，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判斷這類模糊性宣傳違法的核心要點有三：一是真實性，企業是否能舉證證明宣傳內容的客觀依據；二是誤導性，普通消費者在一般認知水平下，是否會因該宣傳產生錯誤判斷（如將參數組合數量等同于實際功能優勢）；三是關聯性，宣傳內容是否與產品實際性能、使用體驗存在直接關聯，是否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此外，《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也對“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作出規制，司法實踐中會結合行業慣例、消費者認知水平綜合判斷。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重慶市有機農業產業協會秘書長唐劍鋒也認為，“雷氏營銷”的核心爭議在于其宣傳語的模糊性與夸張性，這恰恰觸碰了《廣告法》的核心紅線。根據《廣告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商業宣傳需遵循“真實、全面”原則，不得通過虛構數據、夸大功效等方式欺騙、誤導消費者 。判斷“16.8億種駕駛模式”這類表述是否違法，司法實踐中核心看兩個要點：一是是否具有真實依據且能被驗證，若該數據是通過算法排列組合得出的理論值，卻未明確說明與實際使用場景的差異，就可能構成誤導；二是是否會對消費者決策產生實質性影響，汽車作為高價值消費品，駕駛模式、剎車性能等宣傳直接關聯消費選擇，過度夸張的表述顯然會干擾理性判斷。

唐劍鋒進而指出，合理的商業宣傳與虛假宣傳的分水嶺，在于是否堅守“不引人誤解”的底線。此前昊鉑汽車因“買車送京牌”的虛假宣傳被罰20余萬元，正是因為其宣傳內容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對于小米這類科技企業而言，用看似專業的數字營造技術優勢，實則模糊了理論數據與實際體驗的差距，這種“擦邊球”式營銷短期可能吸引流量，長期卻會透支品牌信任。

若被認定構成虛假廣告，小米公司作為廣告主，將面臨《廣告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行政處罰：沒收廣告費用，并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若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可以吊銷營業執照。作為代言人的雷軍，需根據具體情形承擔責任：若其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作推薦、證明，將面臨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罰款，且依據《廣告法》第六十二條，三年內不得為任何商品或者服務作推薦、證明；若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雷軍需與小米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無故意或重大過失的除外）。董毅智補充到。

【觀點二：法律框架內的“炸雷行動”構成正當消費者權益監督】

近期，網友自發組織“炸雷行動”，針對其認為夸大宣傳的內容進行集中舉報。對此，董毅智指出，網友集中舉報的行為，在基于事實依據、目的正當、方式合法的前提下，構成正當的消費者權益監督。但在以下情形下，該行為可能滑向“惡意舉報”或“網絡暴力”：一是無事實依據的虛假舉報，明知宣傳內容真實或無證據證明其虛假，仍故意反復舉報，干擾企業正常經營和平臺正常審核秩序；二是舉報方式超出合法邊界，如在舉報過程中散布侮辱、誹謗企業或創始人的言論，泄露個人隱私，組織人身攻擊、惡意刷屏等；三是以舉報為手段謀取不正當利益，如向企業索要財物、提出不合理要求等。

唐劍鋒表示，網友自發組織的“炸雷行動”，本質上是消費者維權意識覺醒的體現，但維權行為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正當的消費者權益監督應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基于真實消費體驗或明確的違法線索，二是通過合法渠道舉報，三是不以牟利為目的。這種監督是市場凈化的重要力量，也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鼓勵的社會監督行為。

網絡社交不是解決糾紛的場所，應當走法律程序，如果針對企業宣傳內容有歧義，建議請專業人士指導，走法律維權。如果沒有確鑿證據，在網絡上“炸雷”可能會承擔法律責任，應謹慎對待。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俊斌這樣說到。

【觀點三：社交平臺應構建公平審核體系 警惕“舉報”濫用風險】

沈陽工業大學翔源全媒體研究所主任、副教授、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田宇指出，對于網友的集中舉報，社交平臺履行其《網絡安全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法規下的主體責任，對涉嫌違規信息進行下架或限制，是其法定義務。平臺的核心責任在于依據既定的社區公約，維持清朗的網絡空間，防止不實信息大面積傳播。但是，平臺也面臨“審核機制被濫用”的挑戰。要避免因此侵害發布者權益，需做到：

第一，規則透明與申訴暢通：審核標準應盡可能明確、公開。更重要的是，必須建立高效、公正的申訴渠道。當內容發布者認為處理不當時，能夠快速啟動復核程序，由人工團隊介入判斷其內容是否真的違規，還是陷入了“舉報漩渦”。第二，區分“惡意舉報”與“正當維權”：平臺需通過技術手段和人工研判，識別并過濾明顯的批量、惡意舉報行為，避免其濫用機制打壓正常商業討論或輿論監督。關鍵在于判斷舉報是基于社區規則，還是出于情緒化的群體抵制。

董毅智分析到，社交平臺在此過程中需承擔三大核心法律責任：一是審核義務，根據《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等規定，平臺需對用戶舉報的內容進行初步核查，判斷是否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社區規則的情形，不得放任違法違規內容傳播；二是告知義務，若決定下架或限制內容，需向內容發布者明確告知下架理由、依據的社區規則及法律條款，保障其知情權；三是復核義務，對于發布者的申訴，需在合理期限內進行復核，若發現審核錯誤，應及時恢復內容并消除影響。

董毅智進而闡述，避免審核機制被濫用的關鍵在于構建“公平、透明、可追溯”的審核體系：其一，建立分級審核標準，區分“明確違法”“疑似違規”“合法合規”三類內容，對“疑似違規”內容需結合事實依據、行業慣例、消費者認知進行綜合判斷，而非僅憑舉報數量一刀切；其二，保障發布者的申訴權利，設立便捷的申訴通道，明確申訴處理時限，確保發布者有機會提交證據證明內容的合法性；其三，強化審核痕跡管理，對舉報記錄、審核流程、決策依據進行全程留痕，便于后續追溯核查；其四，平衡公共利益與個體權益，對于企業宣傳內容，既要回應消費者的合理監督，也要防止因惡意舉報導致企業合法宣傳權受損，必要時可要求舉報者提供初步證據，避免無差別下架。

【觀點四：公關負責人轉崗或許帶有風險隔離考量】

十年公關負責人王化在敏感時期轉崗，唐劍鋒表示，從公司治理角度看，或許帶有風險隔離的考量，但這種人事調整并不能免除企業的法律責任。在法律糾紛中，法院更關注企業的實際行為而非人事變動，若虛假宣傳行為已構成違法，責任主體是小米公司本身，而非特定高管。新候選人的“婉拒”則折射出企業公關危機處理的困境——當信任基礎崩塌，任何公關手段都難以挽回聲譽損失。

這場人事風波給所有企業敲響警鐘：風險控制的核心不是危機爆發后的“甩鍋”，而是事前的合規管理。企業應建立嚴格的宣傳審核機制，確保所有宣傳內容有真實依據、不夸大其詞；將合規理念融入企業文化，而非依賴公關部門事后“擦屁股”；在面對爭議時，以坦誠溝通替代模糊回應，以實際行動修復信任。畢竟，市場信任的建立需要長期積累，而崩塌可能只在一瞬。唐劍鋒補充到。

董毅智則稱，在法律糾紛中，法院或監管部門對公司高層人事變動的解讀，通常遵循“責任法定、行為關聯”原則：其一，若人事變動發生在違法事實認定前，且無證據表明與規避責任相關，通常僅被視為企業正常的管理調整；其二，若變動發生在糾紛爆發后，且伴隨銷毀證據、轉移責任等行為，則可能被認定為“規避法律責任”的情節，在處罰或責任認定時作為不利因素考量；其三，關鍵在于判斷人事變動與違法行為的關聯性——若原負責人的履職行為與涉案宣傳直接相關，即便其已轉崗或離職，仍可能被要求配合調查，若存在個人過錯，需承擔相應的個人責任（如行政處分、連帶賠償等）；若僅為崗位調整，未涉及責任規避行為，則不會影響企業作為責任主體的認定。

【觀點五：營銷的本質是信任 而非單純套路博弈】

資深企業法務戰略專家、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姜子華總結，營銷的本質是建立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而非單純的套路博弈。“市場終究獎勵的不是投機取巧的套路，而是坦坦蕩蕩的真誠經營。”雷氏營銷引發的爭議提醒所有企業：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當下，消費者的鑒別能力日益提升，對品牌的誠信度要求也不斷提高。法律是經營的最低底線，而信任才是最高效的經營資本。當消費者需要費力辨別宣傳內容的真偽，當品牌需要反復澄清、聲明以避免誤解，這種營銷方式的長期成本早已超過其短期收益。

唐劍鋒稱，“炸雷行動”不僅是對“雷氏營銷”的拷問，更是對整個商業生態的一次體檢。在流量至上的時代，企業容易陷入“為了宣傳而宣傳”的誤區，但忘記了營銷的本質是傳遞價值，而非制造噱頭。法律的邊界、消費者的信任、社會的公序良俗，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對于小米而言，此次危機既是挑戰，也是重構營銷模式、重建信任的契機；對于所有市場主體而言，唯有堅守真實、合規、誠信的經營理念，才能在市場浪潮中行穩致遠。信任無價，失不再來，這正是這場“炸雷”風波最深刻的啟示。

劉俊斌則表示，小米是我國互聯網時代優秀的企業，堅持科技創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家應當給予足夠的支持和愛護，我個人認為小米的產品研發還要加大力度，創新的產品還要不斷提高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