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后觀察團：讓判決落地，讓事了人和 | 深度報道

記者/張蕊

編輯/宋建華

在法官黃勇花的調解下，當事雙方握手言和

“你家小子今年該中考了吧？”“聽說大姐家裝修房子，都安頓好了嗎？”調解書簽完字，支付完畢，六姐妹誰都沒有先離開。剛剛氛圍還略顯緊張的調解室，漸漸被輕聲細語填滿。這些尋常的家常話，在曾經對簿公堂的姐妹之間，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而這樣溫暖的場景，正是“判后觀察團”工作之后的寫照。

這是一起讓通州法院張家灣法庭黃勇花法官至今難忘的繼承糾紛案。六個姐妹因父母留下的老宅搬遷對簿公堂，留守照顧父母的妹妹與外嫁的兩個姐姐各執己見。最初，姐妹幾人誰也不退讓，局面一度僵持不下。“判后觀察團”成員黃勇花主動提出去做雙方的工作，經過多次調解，姐妹們達成了共識：房屋歸留守妹妹，她給予外嫁姐姐5萬元補償，其他姐妹自愿放棄遺產繼承。

“判后觀察團”是張家灣法庭今年開始探索的新機制，由全庭的法官、法官助理擔任“判后觀察員”，核心職責是：在判決后主動介入，通過答疑、督促、調解、回訪等方式，促進當事人服判息訴、自動履行，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充分調動全社會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數據顯示，該機制運行以來，張家灣法庭一審服判息訴率提升至93%以上，自動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605件調解案件在履行期內及時履行，實現了“權益兌現零時差”。

“一紙判決并非終點。”張家灣法庭庭長孟強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判后觀察團的工作，讓公平正義不僅寫在紙上，還能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實現。”

法官井龍主持雙方當事人調解現場

判決后，矛盾是否真的化解

2024年初，北京通州法院張家灣法庭的法官井龍，接手了一起所有權確認糾紛案。案件中，兄弟姐妹六人因父母遺留的一處宅基地搬遷補償款分配問題產生分歧。

“這院子里的老房，判給我有份，白紙黑字寫著的！”年過六旬的陳大姐握著一份泛黃的判決書，眉頭緊鎖。十年前，法院確認了她對祖宅中三間北房的所有權；十年后，這處院落面臨搬遷，補償款的分配卻引發了親人之間的矛盾。

案件判決后，盡管法律上明確了各自的權利份額，本應支付款項的被告人趙大姐，內心卻對補償款分配充滿抵觸，態度強硬地表示“不管法院怎么判，這錢我不會給！”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判后觀察團”主動介入。觀察團的核心發起人之一、該案的承辦法官井龍將雙方請回調解室，組織“判后答疑”談話，耐心地逐項向雙方釋明判決思路、明確款項計算方式，引導雙方換位思考。

他先以“情”為先，勸導雙方念及家庭親情，即便父母離婚、女兒外嫁、改姓，但不改變血濃于水的親情關系；待雙方情緒平復后，又以“理”為主闡釋判決，井龍明確告訴趙大姐，其一家因為贍養父母在此前的繼承糾紛中已經多分到了老宅的份額，故父母贍養的問題并不是影響本案判決結果的因素。最后，井龍還以“法”為盾，明確利害關系，釋明了拒絕履行會面臨的各種風險。

經過多輪耐心的溝通，趙大姐的態度終于軟化，心結被逐漸打開。她去銀行取了現金，在井龍的主持下，將款項全額交到了原告陳大姐手中。看著手中的現金，陳大姐由衷地道謝：“法官，真沒想到這么快拿到錢，心里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這一幕也被法庭的鏡頭記錄下來。照片中，陳大姐洋溢著發自內心的笑容。這張笑臉，成為了“判后觀察團”機制最直觀、最溫暖的注腳。

“這個案子讓我深刻感受到，很多糾紛的根源在于‘情’而不在于‘法’。”井龍說，“判決解決了法律問題，但觀察員的耐心細致和富有溫情的介入，才能觸及并化解情感堅冰。”

從“對簿公堂”到“握手言和”

另一起老宅的搬遷引發了同樣一場令人唏噓的家庭糾紛。一家幾兄妹因祖宅搬遷補償款分配問題對簿公堂，年過七旬的大哥將弟弟妹妹等人訴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遺產。

老宅始建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兄妹幾人的父母建造。1993年，該院落登記在二兒子的名下；1998年，小弟出資將院內北房翻建。2022年，該院落被納入棚戶區改造項目，小弟作為被搬遷人簽訂了補償協議，獲得包括宅基地區位補償款、房屋重置成新價等在內的全部補償款。

“最初，弟弟們想調解，也表示愿意適當給予大哥補償。”黃勇花說，大哥的家人不同意，堅決要求法院判決。

后經通州法院審理認為，老宅最初由兄妹們的父母建造，雖后續登記在小弟名下且由小弟翻建，但翻建行為不能完全否定原始建造部分的財產權利。法院判決小弟給付大哥遺產份額共計15427.49元。

大哥不服一審判決，選擇上訴，二審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張家灣法庭的法官們多次聯系小弟，督促其按照判決履行給付義務，并向其闡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時與大哥保持溝通，進行判后答疑，促進其理解裁判結果。

最終，在"判后觀察團"的努力下，這起家庭糾紛得到圓滿解決。當事人自動履行了判決，避免了兄弟姐妹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在一起運輸合同糾紛中，原告證據不足，張家灣法庭的法官崔雨桐在開庭前后多次溝通，最終促成調解。被告當天攜帶現金到法庭，雙方在崔雨桐的見證下完成交接，并錄制視頻留底。

“起訴到解決，不到四個月，這已經是非常快的了。”北京樂通律師事務所律師徐興旺認為，“判后觀察團”這一機制創造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當事人很滿意，當庭就向法官致了謝。”徐興旺說，事情得到快速解決，當事人也松了一口氣，要不擱在心里始終不舒服。徐興旺希望更多的法院也能夠成立“判后觀察團”，他認為，不管是對法官、律師還是當事人，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成本節約。

在井龍主持下，當事雙方現場履行判決

“最后一公里”的難題

2025年，張家灣法庭的案件量呈現爆發式增長。“一方面是轄區經濟發展快，搬遷騰退項目集中；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法律意識增強，愿意通過訴訟解決問題。”孟強告訴記者，這也間接導致了判決之后“執行難”的問題日益突出。“很多當事人拿到判決書后，不愿意等，就直接申請執行。”孟強說。

“我們不能只做‘裁判者’，更要做‘治理者’。”孟強說，“判后觀察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該機制的創立，源于對司法實踐 “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反思。張家灣法庭的法官們意識到，一紙判決的作出，并不等同于矛盾糾紛的實質化解。

孟強說，判后的調解和判前的調解并不一樣，尤其是二審之后、判后生效之后的調解，有了準確的法律依據，更便于法官做當事人的工作。

“判后觀察團”的工作主要包括，判后答疑，針對敗訴方或對判決有疑慮的當事人，用通俗語言解釋裁判理由；督促履行，主動聯系義務方，闡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引導其自動履行；情緒疏導與關系修復，在家事、繼承等案件中，定期回訪，引導當事人化解心結；當庭履行協調，在調解成功后，組織雙方現場交接錢款、簽履行協議。

實踐中，部分案件當事人因種種原因，可能導致判決履行困難，衍生出新案件和問題。”井龍解釋道。這不僅耗費司法資源，也影響司法權威和公信力。因此，他們決定將司法服務的鏈條向后延伸，其核心考慮是：變‘被動裁判’為‘主動治理’，通過法官和法官助理在判決后適時介入，進行答疑解惑、督促履行、情緒疏導，旨在真正實現 “案結事了人和” ，從源頭上減少執行壓力和衍生糾紛。

自“判后觀察團”機制運行以來，今年張家灣法庭案件一審服判息訴率提升至93%以上，位于全院前列，自動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

“我們不是代替執行法官，而是在執行前多走一步，讓當事人少走一步。”黃勇花說。

劃出必須堅持的“底線”

11月6日，黃勇花在調解一起標的額較高的商事糾紛，案件原本訴求為86萬元，經過艱難協商，原告方已將金額降至78萬元。然而，被告方在法官調解時，卻試圖“得隴望蜀”。“被告覺得，原告做了讓步，那我就繼續談下一個條件。”黃勇花說，“被告當時就是一步一步地在試探。”

面對這種可能讓調解成果付諸東流的試探，黃勇花明確地劃出了“底線”。“我和他說，如果你不停地提要求，那調解就沒有意義了。”

黃勇花向被告闡明，調解是基于雙方互諒互讓，而非無休止的博弈。她的態度溫和，但原則明確，還提醒被告，若調解失敗進入判決和執行程序，可能面臨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和信用成本。

最終，被告明白了其中的利害，不再堅持附加條件。雙方以78萬元達成調解，并約定了分期付款方案及違約金條款。“這樣就給被告一個壓力，如果不按時支付，不止要支付78萬元，還會增加違約金。”

當然，并非所有案件都能進入調解環節，“通常我們都會觀察，會對自己認為可調解的當事人進行調解。”黃勇花說，這是基于多年審理案件的經驗判斷。

在不少成功調解的案件中，當庭履行的那一刻，最能體現“判后觀察團”工作帶來的即時成效。黃勇花描述當事人當庭拿到錢的情景，“臉上的表情就說明了一切。”

顯然，對于許多普通當事人而言，訴訟的漫長和不確定性是一種巨大的心理負擔。而當勝訴權益以最直接的方式從“紙面”落到“手頭”，不僅意味著權益的實現，更是一種心理的解脫和情緒的釋放。

當事人收到判決款后寫下收條

“頭腦風暴”與經驗傳承

實際上，判后觀察工作并非法官的單打獨斗，而是一場集思廣益的團隊作戰。為了提升工作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張家灣法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集體學習與案件研討機制。

井龍是這項工作的具體牽頭人。他透露，法庭面臨著巨大的辦案壓力，人均結案已經遠超往年，但依然有大量的案件涌入。在這樣的工作強度下，判后觀察需要科學統籌。為此，張家灣法庭組織法官和法官助理利用晚上的時間，加班進行集體“頭腦風暴”。

“我們基本上是周二或周四晚上，召開法官會。”孟強介紹，“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疑難復雜案件聚在一起討論；另一方面我們會提前讓大家報送一些適合于判后觀察的案子，針對這些案子，我們一起探討，研究該怎么跟當事人去聊。”

這種研討會對年輕法官的成長至關重要。孟強認為，這些會議不僅是解決問題，更是“帶隊伍、練隊伍”的過程。“我們會告訴年輕法官怎樣把其中的利害關系、法律問題給當事人講透。”孟強說，等他們再把當事人叫來之后，心里面就有底了。在這種實戰化的演練中，年輕法官和法官助理們的溝通、調解以及把握當事人心理的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這是一種‘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投入。”孟強說，“在前端多花一小時做工作，可能避免后端三五件衍生案件。”

“這種做法，若推廣開來且持之以恒，或將使司法判決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蔡樂渭肯定了這一探索的積極價值。他認為，“判后觀察團”機制的本質，是法院在案件判決之后，主動通過相對柔性的手段促進案件履行，讓司法服務不止于判決。

然而，開展“判后觀察”的挑戰也不小，孟強沒有回避，判后觀察開展以來，每個法官的工作量都在增加，井龍也承認，在原有審判任務繁重的情況下，判后觀察確實需要額外投入精力。“一些當事人不理解，覺得我們‘多管閑事’，甚至質疑法官動機。”井龍說，還有的案子談好又反悔，有的當事人又“軸”又“固執”，溝通難度大。

蔡樂渭直言，在主動推動案件執行的過程中，需要把握好“度”，既要能促進問題的解決，又不會帶來新的問題。“最難的是把握‘介入的度’。”井龍贊同這一說法，“不能過度干預，也不能流于形式。”

從“法庭內”走向“社會共治”

“過去一判了之，案子結了，但我們與當事人的聯結也就斷了。”黃勇花說，“而現在，我們親眼見證判決如何從文本變為現實，矛盾如何被真正化解。”井龍則用“治未病”來形容判后觀察的意義：“你花一兩個小時做工作，可能避免未來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執行和再審。”

盡管工作量增加，但成就感也是實實在在的。“當你看到兩家長期打官司的當事人終于和解，那種成就感是單純寫判決書無法比擬的。”井龍說。

這份額外的工作，給法官們帶來了截然不同的體驗和感受。

最大的不同，是從“裁判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轉變和成就感提升。法官們越來越深地領悟到，司法的溫度與力量不僅體現在法庭之上、判決書中，更體現在判決之后、當事人心間。

孟強表示，未來“判后觀察團”將在兩方面深化：制度化與精細化：制定不同類型案件的觀察指引，提升專業性；拓展與聯動：將機制推廣至更多案件類型，并與鎮政府、村委會聯動，協調資金發放、安置房分配等事宜。

“我們還想把調解員也納入進來，讓他們參與判后觀察工作。”孟強說，“這是一項需要社會共治的工作。“司法的終點，不應只是程序上的結案，而應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官井龍說，“判后觀察團正是在判決與執行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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