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方志敏越獄沒有成功，他的文稿卻首次越獄成功！

文章轉自網(wǎng)名：民生文創(chuàng)——同人老師

長征途中“失蹤”的重要干部

秦鐵在《我的父親博古》中說：“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父親受到嚴厲批評。一個月后，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立即將象征著權力的兩只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

博古向洛甫（張聞天）交權是在云貴川雞鳴三省的一個村莊里——云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在周恩來與博古聊了一個下午后，博古的思想通了，精神也好了。

第二天一早，博古叫警衛(wèi)員把潘漢年找來，“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

博古對潘漢年說：“現(xiàn)在自己決定交權，讓位給張聞天，并同意會議的決定，重新起用毛澤東。這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交權不僅僅是交三個印章，交幾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chǎn)國際交代。讓共產(chǎn)國際批準張聞天接班，否則即便交了印章，共產(chǎn)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沒有交出去。

所以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來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我和王明約定的秘密聯(lián)絡員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會相信這是我的意愿。

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把我剛才講的話，反復背誦記牢。為了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已經(jīng)商量過了，讓陳云同志也去，由周恩來把我昨天說的意見告訴他。但兩人要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匯報以你為主，陳去補充。”

1935年2月7日，張聞天同時把陳云和潘漢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和向王明匯報的任務，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并提出自己有一個建議，想把黨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請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請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批準。

這個把黨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的建議，得到劉仲華報告的印證。

劉仲華在1935年9月2日寫給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的信中這樣寫道：

“小開（注：潘漢年）由貴陽到滬時，養(yǎng)三（注：浦化人）未經(jīng)討論自去接頭，當時小開帶來關于嗣后中央所在地的建議……”

潘漢年從遵義出發(fā)之前，與陳云約定到上海后與潘漢年的表妹呂鑒瑩聯(lián)系，由其居中聯(lián)系兩人見面，呂鑒瑩的丈夫即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

潘漢年熟記了中共中央的電臺呼號，化裝成商販、改名為楊濤，與一鴉片販子同行前往貴陽。

按照林青提供的聯(lián)絡方法，潘漢年在貴陽找到了林青的助手秦天真，“秦天真即安排身邊幾位同志緊急動員起來幫助潘，并由女共產(chǎn)黨員藍蘊臧與潘假扮夫妻，得體掩護，秘密輾轉前往上海。”

潘、藍二人經(jīng)柳州、梧州等地后，約在三四月間抵達香港。到港后，潘漢年寫信給表妹呂鑒瑩，在得到潘渭年的回信、確認他們安全后，潘漢年趕赴上海，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董維健找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浦化人。

潘漢年離開紅軍隊伍之后，陳云繼續(xù)隨軍西行，在搶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后來到四川天全縣。

在中共黨員、天全縣靈關村小學校長席懋昭的護送下，陳云攜帶密電碼、現(xiàn)洋和劉伯承的兩封親筆信，從靈關村出發(fā)，途經(jīng)滎經(jīng)、雅安、成都、重慶前往上海。

憑著劉伯承的親筆信，陳云分別得到了劉伯承在成都的摯友、在重慶的弟弟的鼎力相助，順利從重慶上船到了上海。

約6月底，化名李介生的陳云抵達久違的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館。

后來他與章秋陽、嚴樸、秦邦禮、孫詩圃、蕭壽煌等人分別接上關系，因在上海認識他的叛徒內奸太多，陳云頻繁更換住地，并在住地足不出戶，一日三餐由人送到房間食用。

最后陳云也與浦化人接上了關系，又通過潘渭年“與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聯(lián)系，相約在上海見了一面。”

在潘漢年抵達香港之后、陳云來到上海之前，上海又發(fā)生了兩件大事：“新生事件”和“怪西人事件”，這兩件大事表面上看似乎是以言犯禁和普通間諜事件，實際上都與中共有密切關系。

陳云與潘漢年相約在上海見面之時，又發(fā)生了上海臨時中央局大破壞事件，“此次被破壞地方約計三十處，被捕者有男女四十人。”

浦化人、董維健等人皆在被捕之列。

劉仲華、賀昌熾、蕭壽煌、侯志、陳養(yǎng)山等特科人員僥幸得脫，“秦（注：劉仲華化名）雖然是萬幸中逃出來了，但是目前敵人對他通緝之緊無以復加，連一些許久不來往的社會關系都被探詢，因此對于他決定立即交卸一切趕快離滬回家去。”

8月26日，上海臨時中央局接到王明、康生的兩封指示信，謂“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

9月2日，劉仲華以老秦的化名寫了《關于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兩次被敵人破獲的經(jīng)過、教訓及恢復的意見》后，將上海的工作移交給王世英，自己奉國際代表指示繞道香港、歐洲前往莫斯科。

賀昌熾、侯志、蕭壽煌等也分別撤往莫斯科，陳養(yǎng)山本來也在此列，不料陳昌此時已在重慶扎下根來，急需人手配合，陳養(yǎng)山于是被派往重慶，卻不想因此而因禍得福，陳養(yǎng)山免卻了莫斯科的肅反冤獄。

陳養(yǎng)山作為在上海堅持時間最長的特科老人，成為隱蔽戰(zhàn)線從無被捕記錄、也未被肅反波及的一員福將。

王世英完成劉仲華交代的善后事宜后，帶領“特科總部人員陸續(xù)與北方局匯合，落腳天津。”在特科總部撤離上海前，設立了“軍委留滬聯(lián)絡站”（即中央特科上海辦事處），由從南昌撤回的邱吉夫負責，聯(lián)絡站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徐強、李云負責）、警報關系（劉釗、孟菲負責）、通訊聯(lián)系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

特科總部人員全部緊急疏散到莫斯科、天津等地，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小開碰到（叛徒）朱阿根時，據(jù)朱云敵人已悉此計劃（注：指中共中央欲遷至香港的建議），并知新新（注：中央特科代號）所有負責人，及莫洛托夫之來滬云云。”

這是一個非常致命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為“連新新本身負責人互相也不知道真姓名。”

二是李竹聲已經(jīng)在7月22日大破壞前到了上海，“李自叛變后對組織進攻特別努力，他企圖造成進攻組織的主干和叛徒的領袖地位。”

02 九路突圍后到滬的幸運兒

西征紅軍一路血戰(zhàn)轉至貴州、四川時，潘漢年、陳云奉命脫離紅軍隊伍一路歷險回到上海。

從四川回到上海的還有夏采曦，陳云曾對夏采曦的女兒夏紀芬講述道：“在長征途中，他（夏采曦）所在的部隊到達四川貴州交界處的江門以東一帶，他奉命和余澤鴻堅持川東地區(qū)的武裝斗爭，以牽制敵人兵力，保證大部隊安然前進。

但終因敵強我弱，力量懸殊而無法堅持。最后，余澤鴻不幸犧牲，采曦等也奉命撤走。

之后，采曦病倒在一所破廟里，后來又輾轉到了四川，因付不起旅館費用，他撬去了口中的金牙齒。這是他在蘇聯(lián)莫斯科時對我說的。”

困身四川的夏采曦無奈之中寫信給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姐弟倆籌款匯到四川后，夏采曦得以回到上海。

奉命留守蘇區(qū)的2萬余紅軍，其所面臨困境的殘酷程度絲毫不亞于西征的紅軍。他們在10倍于己的強敵面前嚴格執(zhí)行中革軍委的命令，堅守蘇區(qū)，血戰(zhàn)數(shù)月后被團團圍困在一個狹小的三角地帶。為免全軍覆沒，在電請中革軍委后，蘇區(qū)中央分局決定于1935年2月實行“九路突圍”計劃。

九路人馬在突圍中幾乎損失殆盡，何叔衡、賀昌、毛澤覃、陳才蓮、阮嘯仙、楊英、李天柱等元老戰(zhàn)將都在突圍過程中壯烈犧牲；

瞿秋白、劉伯堅、胡海、連德生等泰斗精英在血戰(zhàn)后被俘，先后就義。

隨項英、陳毅突圍到粵贛邊境的紅軍僅百余人，隨陳譚秋、譚震林等突圍到閩西的也僅僅幾百人。

從中央蘇區(qū)突圍的在血路中闖過生死關撤到上海的幸運兒有陳譚秋、梁廣、曾山、周海屏、涂作潮等人，更神奇的是，劉鼎竟然從九江戰(zhàn)俘營成功逃到上海。

他們在突圍路上、輾轉到上海途中的經(jīng)歷和故事，年代愈久愈令人感慨動容！

陳譚秋肩負著去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七大的任務，因此與譚震林同路突圍，以便到閩西后走紅色交通線在潮汕出海。

因梁廣擔負著去上海為中央局搞電臺的特殊任務，要經(jīng)過閩南交通線出海，所以陳譚秋就叫梁廣同他們一起走。”

陳譚秋在突圍中跌落懸崖，右耳被巖石刮缺了一大塊，梁廣則拖著病軀，行動諸多不便，紅軍戰(zhàn)士為保護這兩位或傷或病的領導勝利突圍，整連整營的戰(zhàn)士在狙擊強敵時犧牲。

一路血戰(zhàn)后，他們終于成功到了閩南，短暫休整后，又從閩南到廣東汕頭出海，一路艱辛到達上海。

曾山和胡海分手時，拿出了一面寫有“艱苦奮斗”四個大字的紅旗，將其從中剪開，曾山自己拿了“艱苦”兩字的半面，遞給胡海“奮斗”兩字的半面，對胡海說：“這面紅旗我們各拿一半，一則用艱苦奮斗的精神互相勉勵，二則我們今后勝利會師時，重新把它縫合起來作為紀念。”

胡海聽了以后堅定地回答：“革命一定勝利，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一定會成功，我們艱苦奮斗吧！”

曾山、胡海各率千余人分頭突圍，到最后，曾山一路僅曾山、郭銓兩人得以逃出生天，曾山孤身一人由水路來到上海后，方才發(fā)現(xiàn)半面紅旗已經(jīng)不知去向。

胡海用油紙將半面紅旗等物品包好后鄭重交給妻弟鐘榮榜，叮囑他收藏好 ：

“這是我們的希望，頭可斷、血可流， 這個包絕不能落到敵人手里！”

胡海他們一路幾乎無人生還，胡海被俘后與方志敏等人同押在南昌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內，于1935年6月15日就義。方志敏于獄中寫下《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現(xiàn)收錄在《方志敏全集》中。

胡海的親人一直珍藏著那半面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他們將那半面紅旗捐給了當?shù)卣F(xiàn)陳列在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內。

梁廣向毛齊華報到后，毛齊華讓其先熟悉上海的街道。梁廣在熟悉街道時卻碰到了正在賣牙刷過日子的曾山，這時的曾山到上海已經(jīng)兩個月多月，仍未與組織接上頭，生活異常艱難。梁廣向毛齊華匯報后，在毛齊華的聯(lián)絡下，上海黨組織與曾山接上關系，并決定送他去蘇聯(lián)。

周建屏在激戰(zhàn)中兩次身負槍傷，突圍到粵贛邊安遠后“傷情復發(fā)的周建屏與重病的陳正人化妝離開安遠，經(jīng)梅縣、潮汕到達香港。稍事休息后，周建屏轉赴上海治傷。”周建屏在上海治傷期間，得到了史沫特萊的照顧和掩護。

1935年4月，因患惡性瘧疾躺在擔架上不能進行長征的涂作潮，九路突圍時隨項英、陳毅一路行動，掉隊后輾轉6個省、跋涉5000多公里后，瘦骨嶙峋的涂作潮在上海找到了“蔡老板”蔡叔厚；

同年秋天，從九江俘虜營逃出，“骨瘦如柴、身上還長滿疥瘡、處境十分宭迫”的劉鼎也找到了“蔡老板”。

蔡叔厚對他們一一進行了妥善安置，又通過史沫特萊將劉鼎安置在路易·艾黎家中。

上海黨組織遭到連續(xù)嚴重破壞，共產(chǎn)國際代表因“怪西人”華爾敦的被捕也深居簡出，國際代表聯(lián)絡員通知潘漢年等人直接去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匯報工作，并告知國際派來的交通員已從海參崴趕來上海護送，陳云與潘漢年商量后，決定分頭趕赴莫斯科。

行前，潘漢年將帶來的中共中央無線電臺的呼號、陳云把與中共中央聯(lián)絡的密電碼及2000元經(jīng)費留給了“軍委留滬聯(lián)絡站”的李云；毛齊華赴天津前將兩部電臺交給了梁廣。

李云在其回憶錄《往事與情緣》中這樣寫道：

“王世英1935年調離上海，由邱吉夫負責全面工作，同時掌管與黨中央聯(lián)系的秘密電臺。我的丈夫徐強（化名老金）則是特科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我是掌管發(fā)報機（密電碼）的機要員。”

在宋慶齡、馬海德、陳翰笙等人的幫助和護送下，陳云、陳譚秋、曾山、楊之華（瞿秋白夫人）、何實楚（何叔衡之女）、秦邦禮、嚴樸、夏采曦等人于8月5日登上從上海去蘇聯(lián)的輪船。

潘漢年在梅龔彬、葉挺、柯麟、陳銘樞等人的幫助下，以“水番三郎”的化名取得護照，從香港乘坐蘇聯(lián)貨輪“東方號”前往蘇聯(lián)。

未能成功的營救越獄計劃

吳奚如出獄在上海加入左聯(lián)后，于1934年被調入中央特科，胡風因穆木天被捕事件的影響，受到周揚等人的打壓，“特科的陳行健經(jīng)過慎重考慮, 認為吳奚如可以擔當恢復中共與魯迅聯(lián)系人的角色。”

吳奚如領受這一任務后，認為胡風“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因此, 我在轉入黨中央特科工作之后, 就奉命委托他為黨中央特科和魯迅先生之間長期的‘機要交通員’, 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我只在有緊急事情時才去見魯迅先生。”比如“怪西人事件”發(fā)生后，吳奚如就托魯迅弄清了案情。

1935年6月中旬，魯迅收到由內山書店轉來的信。據(jù)轉交人內山完造講述，該信是方志敏從獄中送出的，送信人是位年輕姑娘，自稱是“監(jiān)獄小職員的妻子”。

魯迅拆信一看，卻是幾張白紙。魯迅將信交給胡風，胡風也看不懂。后來胡風“去找吳奚如同志（中共特科工作人員），他說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試試看。回來后，我買了碘酒，擦后果然顯出了字，即拿去給魯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給黨中央的信，還有一封給魯迅的信”。

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方志敏首先分析了敵人沒有急于殺害他的原因，報告自己越獄的準備，并請求得到援助。

方志敏羅列了8篇獄中文章的題目，作了簡要說明：

“一、我參加革命斗爭的略述（請中央看過，有哪些地方錯誤的，即予修改）。

二、我們臨死前的話（等于一篇絕命書）。

三、給閩浙贛同志們的一封信。

四、給我妻繆敏同志一封信。

五、獄中紀實。

六、死（也是紀實，以小說形式寫的）。

七、可愛的中國和新生活運動的訓話，是兩篇不成功的小說。”

再次，方志敏對胡逸民的情況作了介紹，還寫道：“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處保藏著，他答應在他出獄后，送交中央。”

魯迅讀信后，據(jù)胡風回憶說：“魯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提出營救反而會加速蔣介石對方志敏的殺害。他希望方（志敏）利用這一段時間盡量寫一些東西留下來。我把魯迅的答復轉告了吳奚如。”

吳奚如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黨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獄中的第一個報告書，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聯(lián)系的交通線路，就把魯迅先生向他作復的意見連同黨對他的指示，交給那位義士的妻子帶回南昌監(jiān)獄去了。”

方志敏越獄沒有成功，他的文稿卻首次越獄成功！

方志敏是1935年1月29日因叛徒出賣在懷玉山被俘的，不久從上饒被押往南昌，囚禁于南昌綏署軍法處看守所，與先期被俘的劉疇西、王如癡等紅軍將領關押在一起，一段時間后方志敏又得知因南昌機場大火而獲罪的原航空署長徐培根（殷夫的大哥）、因涉嫌通共貪污的原南京軍人監(jiān)獄監(jiān)獄長胡逸民等人都關押在這里。

而正是這個胡逸民，雖然沒能幫助方志敏越獄成功卻使方志敏的文稿成功越獄。

方志敏在得知自己的案子被“緩辦”之后，產(chǎn)生了越獄再革命和寫文章傳后世這樣兩個強烈愿望。

為此，方志敏對“看守兵和衛(wèi)兵們，則不放棄一點時機，向他們做宣傳工作，極力去爭取他們，去取得他們的同情和幫助。”不久后“宣傳了十個人來參加革命，將來可望發(fā)生作用。”

憑借這些內應，方志敏在《給黨中央的信》中說：“我們認為越獄是有極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個月來，都找不到一人來，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們的情形，這是我們最感苦悶的事情。”

其實營救的人是來了，但卻因信息不對稱，方志敏不知道而已。

1、粟裕曾派小分隊到上饒營救方志敏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局進行匯報。

2、《盧志英傳》中寫道：“（1935年）4月，張育民接到黨的指示，和嚴希純、邱吉夫、項與年等進行營救方志敏的工作。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完成。”

3、劉聲在《相遇貴相知》一文中寫道：“1935年初，方志敏同志被捕后關押在南昌，黨中央要求劉啞佛同志進行營救，劉啞佛同志曾到囚禁方志敏同志的牢獄現(xiàn)場附近，偵察敵人力量布置和地形，并和莫雄商量研究如何營救，終因敵人防守太嚴而沒有實現(xiàn)營救計劃。”

4、吳德峰之女吳持生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原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同志在文革后，調閱‘嚴希純情報系統(tǒng)’負責人嚴希純同志的檔案進行分析研究，查證潛伏于國民黨內部，曾任國民黨中將的劉亞（啞）佛同志是為了營救方志敏同志而犧牲的，他沒有暴露中共黨員的身份，因此建議追認劉亞（啞）佛同志為烈士。”

5、王世英的兒子王敏清在《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負責人：王世英》一文中這樣寫道：“1935年7月中旬，上海（臨時）中央局的交通員突然給王世英轉來正被國民黨關押在南昌百花洲監(jiān)獄中的紅十軍團長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說，經(jīng)過他的宣傳教育，百花洲監(jiān)獄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獄，方志敏建議黨組織搞一艘汽艇，帶上武裝去劫獄。

王世英急忙找到張慶炎共商對策，立即組織力量積極營救，速派人員去鄱陽湖同地下黨聯(lián)系，計劃采用木船前往劫獄，決定派出四名隊員前往南昌營救方志敏。但‘紅隊’尚未來得及組織實施劫獄計劃，蔣介石即下令南昌行營于8月6日槍殺了方志敏。”

在這些未能實施的劫獄計劃之外，方志敏在胡逸民和看守高家俊的幫助下也進行了一次越獄，原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在其回憶材料中寫道：

看守高家駿曾對自己說“準備加入共產(chǎn)黨，幫助方志敏越獄。方志敏就義那天（8月6日），軍法處處長在他（注：方志敏）的監(jiān)房里搜出他來不及銷毀的寫給我本人的箋條和我回軍法處后抄給他的一紙密電稿。

箋條的內容除對我表示感謝外，還有這樣一句話：倘得生還之日，中國革命史多添一頁。

軍法處處長抓住這個把柄，立即將我停職拘禁。軍法處處長認為方志敏企圖越獄是我勾結的，并對我說：這幾天，南昌城內如有暴動發(fā)生，由你負責。”

胡逸民則“用錢買通了所長和看守，為方志敏打開了腳鐐，方志敏只走出大門不遠，就被外圍哨兵發(fā)現(xiàn)，重新落入羅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