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將領跟隨紅軍走完長征路后，重回國民黨軍隊，最終結局如何？

【1937年1月，延安窯洞】“振漢，你得回去一趟。”毛澤東盯著烤火盆里的炭火，聲音低沉而肯定。張振漢愣在原地，手心冒汗：回到蔣介石身邊？他剛在紅軍隊伍里跋涉了兩年，前腳才站穩，后腳又要掉頭，這話聽起來像玩命。

朋友們只知道張振漢是國民黨中將，卻很少有人細想，他為什么會一步步走到延安來。1893年出生的他，保定軍校炮兵科出身，射表、火力配屬全是教科書范例，論本領，北伐時的師長、旅長都做得滴水不漏。可也正是這份“能打”，讓他成了圍堵紅軍的主力。

1935年夏，湘鄂川黔交界的山嶺霧氣騰騰。徐源泉發給他的剿共電報被截獲，賀龍、任弼時布下口袋陣。激戰四個小時，炮兵陣地被紅軍山炮撕開口子，張振漢指揮旗還沒收回就被沖鋒的紅三軍團包了餃子。“活捉！”這是紅軍的原話。張振漢滿身塵土，被押到賀龍面前，他一句話沒說，心里卻打定主意：寧死不降。

結局卻出人意料。賀龍笑嘻嘻拍了拍他的肩：“老張，你不是要親手抓我嗎？現在換個姿勢繼續聊。”隨后一句“此人不殺”，徹底打亂了張振漢的心理防線。更令人詫異的是，他傷口感染，醫務所卻分給他僅剩的磺胺；戰士們啃野菜，他卻能吃到摻了米粒的小灶。張振漢看在眼里，嘴硬心軟。

賀龍沒有急著勸降，而是請他給紅軍學校上課。火炮射擊諸元、行軍宿營的炮位配置，這些“老黃歷”他成竹在胸，一口氣講完。學生們聽得直呼痛快。張振漢第一次發現，原來“賀匪”嘴里常掛的“士兵是兄弟”不是口號，而是日常。

長征途中，他騎著一匹淡紅色大騾子，在雪山腳下摔進冰縫，三位紅軍戰士用繩子把他拖了出來，其中兩人當晚就凍死。張振漢深夜趴在篝火旁，抹著眼淚小聲嘟囔：“我本是敵人，他們憑什么救我？”沒人回答，漫天雪花替紅軍交了卷。

另一頭，他的妻子在漢口也沒閑著。靠保定同學何鍵的關系，她把家里銀器全賣掉，換來幾箱盤尼西林、望遠鏡、羅盤。東西走水路，到達川滇交界時已掉了一半，可剩下的仍救活了不少傷員。賀龍得知內情后，端起碗一飲而盡：“張太太是明白人。”

1936年底，二方面軍抵達延安。毛澤東見到張振漢，沒寒暄，先問：“走得苦不苦？”又點頭夸他：“有學問，懂炮術。”張振漢受寵若驚，更加認定自己留在紅軍沒錯。萬萬沒想到，幾個月后一聲“回去”把故事推向新篇章。

抗日成了頭等大事。張振漢的炮兵門生遍布國民黨軍，毛澤東盤算：把他送回去，一來幫忙牽制頑固派，二來打通情報與軍火渠道。張振漢咬牙答應，明白這是刀尖上跳舞。回到漢口，他立刻被保密局盯上，蔣介石震怒：“格殺勿論。”幸好桂系和幾個老同學作保，蔣才松口：“去搞實業，別再插手軍政。”

張振漢搖身一變成了“布商”，暗里卻用周恩來給的經費聯系川、黔、桂三省軍界好友，收集兵力調動、戰場補給線情報。他做得謹慎，最多讓人覺得他是“通情達理的舊相識”，卻沒人想到他背后有延安的影子。

淞滬會戰、武漢保衛戰，張振漢幾次潛到前線，借考察物資之名偷偷測繪日軍炮兵射擊點，再通過民用電報機轉發給八路軍、新四軍指揮部。炮聲轟鳴中，他常會想起當年在雪山被拉出冰縫的瞬間——那些年輕面孔早已埋在風里，而自己至少還能做點事。

1945年抗戰勝利，他滿心以為國共能和談。結果重慶談判時親眼看見蔣介石卷土重來，翻舊賬、拆談判，心里一陣涼意。1947年初，他悄悄離川赴湘，動員舊部與地下黨接頭，籌劃“湖南起義”方案，并把長沙彈藥庫平面圖送到香港，再輾轉北平。

1949年9月，北平秋風刮得厲害，他在民革會議室簽下名字，從此公開站隊新政權。別看他以前身披國民黨將星，可到了長沙市政府，仍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舊棉襖，接待來訪老兵時，開口第一句常是：“伙計，槍栓還在嗎？收好了，別再打兄弟。”

新中國成立后，他任副市長、省政協常委，對外說自己“干點老本行的事情”，實際上忙著重建火炮學校教材，把蘇式口徑和美制舊炮的性能表夾在一起，比誰都較真。有人私下打趣：“老張，早知道你是紅的，何苦當初繞那一大圈？”張振漢笑：“那圈子值得，少走一里，今天就少救一個人。”

1967年5月26日凌晨，病榻上的他叫來家人，握著長子手背，氣若游絲：“記著，紅軍不欠我，我欠紅軍。”說完閉上眼，再沒睜開。桌角放著半截鋼筆，筆帽刻著“1935·忠堡”，那是他被俘當晚掉在地上的東西，戰士給他撿回來，陪了他一輩子。

從威風八面的中將，到雪線上的俘虜，再到深夜窯洞里的“潛伏者”，張振漢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三段，用不同身份做同一件事——讓更多中國人活下去。至于他的最終結局？無法簡單歸類為“仕途得失”或“榮辱升降”。真正能蓋棺定論的，是那句早年吐露的心聲：遇見真正的革命隊伍，是他此生最大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