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紹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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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全國鐵路總工會在北京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最早的全國性產業工會之一。10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鐵路工人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作出巨大貢獻,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重要階級力量,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和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孫云鵬就是其中一位。
石家莊第一位中國共產黨員
孫云鵬,天津人,早年曾在京漢鐵路長辛店機器廠、天津鐵廠當工人,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大軍中的一員。石家莊正太鐵路總機廠建設后,在天津、唐山招收一批技術工人,孫云鵬就這樣從天津來到石家莊。
正太鐵路始建于1904年,即現在的石太鐵路,是連接石家莊到太原的鐵路干線,以原起點河北正定而得名。當時,正太鐵路總機廠由法國資本家控制,工人們遭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剝削,吃不飽、穿不暖,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繁重的勞動。工人們曾自發進行過多次斗爭,多以失敗告終。這期間,孫云鵬常和工友們聊天,誰有困難,他總是跑前跑后、幫助周濟,因而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1920年,李大釗委派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到石家莊宣傳馬克思主義,號召工人團結起來和資本家作斗爭,革命的火種悄然在石家莊這片土地上撒播開來。
1921年,羅章龍經史文彬介紹,在石家莊認識了孫云鵬。初次見面,孫云鵬給羅章龍的印象是“樸實無華,但覺悟不高”。因孫云鵬對共產黨的性質、政策不了解,在羅章龍邀請其參加革命時,孫云鵬直率地表示不愿參加,并自找理由說:“我文化水平低,干不了!”這期間,賀昌(革命烈士,中共第五、六屆中央委員)曾與孫云鵬交談,向他宣傳革命道理。孫云鵬問:“小伙計,你們賣的是哪號藥?”賀昌解釋說:“我們決不是哄人的江湖醫生,我們是誠心誠意來同你談造福工人的革命問題……”孫云鵬說:“這些話我也聽得不少了,賣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樣,我們工人腦筋簡單,實在鬧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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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鐵路管理局舊貌。
這種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在結合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曾被形象地比喻為“工學界限”。面對這種挑戰,早期共產黨人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和嘗試,他們脫下長衫、學習工人語言、進工廠調查、創辦工人刊物等,取得了顯著成效。對孫云鵬,羅章龍堅持給他講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談共產黨的性質和中國工人的出路,解答他提出的問題。在親眼目睹共產黨員為工人利益斗爭而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免費教授文化等,孫云鵬的思想慢慢起了變化,認識有了很大提高,表示愿意做工人運動。他曾對人說:“書記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絕對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戲的,是工人們難逢難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擊書記部的話,那他們一定是不識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們一定不答應!”他還到北大找到羅章龍,主動說:“共產黨是正派人,處處為工人著想。你們大學念書的,出校后有官做,但你們為工人利益東奔西跑,不求官祿。我們工人自己為什么不關心自己的事呢!”又說:“以前我聽人說過共產黨不可靠,現在看來,這是造謠,說昏話。”(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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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期間,工友合影留念。
這之后,孫云鵬被邀請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到長辛店參加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工作。回到石家莊后,孫云鵬開始積極籌辦工人團體。羅章龍曾回憶說:“孫云鵬的覺悟提高很快,他出身工人,很容易接受黨的教育,一旦覺悟,作用就很大。”1921年冬,經羅章龍介紹,孫云鵬在北京大學西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石家莊市第一名共產黨員。(中共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石家莊歷史大事記述(1920.3-1949.10)》,新華出版社,第2頁)
值得一提的是,孫云鵬不僅自己參加了革命工作,他的女兒孫素華也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做團的工作。由于表現很好,孫素華被派往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孫云鵬的家屬高登五,表面上是家庭婦女,實際上也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工會的許多事她都參加,黨組織的許多秘密會議都是在她家中召開。羅章龍曾評價說:“她對石家莊的工人運動也是有貢獻的,她是個這樣的特殊人物。”
領導鐵路工人運動
1922年初,香港海員大罷工開始后,正太鐵路工人發起成立“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后援會”,組織工人援助海員罷工工友。孫云鵬在學習京漢、隴海、京綏鐵路的經驗后,組織發起成立正太鐵路工人聯合會(立案時改為正太鐵路工業研究會傳習所),并擔任交際員,負責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其他鐵路工會組織聯絡。不過,該會成立不久,即被工頭篡奪領導權,逐步趨于分化,工人紛紛要求另立工會。同年5月,孫云鵬赴廣州參加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
此時,中國共產黨為加強對鐵路工人運動的領導,派共產黨員張昆弟到正太鐵路開展工人運動,與孫云鵬接上關系,支持孫云鵬另立工會。9月,孫云鵬等組織成立同義俱樂部,被推舉為副會長。10月,同義俱樂部改為“石家莊正太工業研究會傳習所”。為聯合更多工人,實現正太鐵路全線工人勞動組合,孫云鵬等還到陽泉、太原開展工作,推動兩地成立“傳習所”。在此基礎上,石家莊、陽泉、太原三地組織聯合成立統一的工會組織──正太鐵路總工會,選舉宋棟臣、滕邦忠為正副會長,孫云鵬為秘書。12月15日至27日,孫云鵬等領導正太鐵路總工會發動第一次大罷工,發布罷工宣言,進行為期12天的斗爭,贏得十四項有利于工人的條件,取得最終勝利。這次成功罷工,讓廣大鐵路工人認識到勞工團結的力量,紛紛表示“當竭力把團結更堅固起來,更擴大起來,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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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8日,石家莊市區內第一個工會組織——石家莊正太工業研究會傳習所成立。
1923年2月初,京漢鐵路工人舉行大罷工。罷工前,孫云鵬等代表正太鐵路總工會,到鄭州參加六路代表秘密會議,決定自2月4日起,三日內京漢鐵路工人問題得不到解決,正太鐵路工人則以罷工援助。2月7日,“二七”慘案發生,孫云鵬與共產黨員賈紆青等領導正太鐵路工人舉行同情“二七”大罷工。10日,石家莊警察局封閉正太鐵路總工會,鐵路局貼出布告,開除孫云鵬等工會領導人。孫云鵬、賈紆青等率工人包圍正太鐵路局辦公大樓,逼迫鐵路局收回布告,但在太原、陽泉等地仍有40余名工人被開除。
為便于合法開展活動,孫云鵬組織工會骨干建立消費合作社(不久即被取締),行使工會職能,帶領工人繼續斗爭。他還組織工會骨干,成立鼓樂班子,以此聯絡工人。1923年3月,北京各界召開施洋烈士追悼大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致函孫云鵬,告知大會情形。孰料,此函被法國人查獲,乃將孫云鵬拘捕。這是孫云鵬第一次被捕,后在黨組織營救和鐵路工人反復交涉,孫云鵬不久即被釋放。
出獄后,孫云鵬繼續在正太鐵路開展工會工作。5月1日,孫云鵬帶領正太鐵路總機廠工人,為爭回罷工條件,用小罷工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同年,孫云鵬還帶領工人經過同法國資本家斗爭,迫使正太鐵路當局答應每月給鐵路工人撥發一次火車皮,從米面價格比較便宜的山西壽陽一帶購買米面,拉回石家莊賣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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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代表,第一排右三為孫云鵬。
當時,全國工人運動處于低潮,唯獨正太鐵路工人的斗爭仍然很活躍。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孫云鵬作為正太鐵路總工會黨員代表參加了大會。據徐梅坤回憶,孫云鵬是與李大釗、陳潭秋、鄧培等人從上海乘坐英國“怡和”輪船前往廣州。會議期間,各地代表匯報了當地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孫云鵬重點匯報了京漢鐵路大罷工被捕工人的救濟工作。
從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孫云鵬就注意團結進步工人,發展積極分子入黨,到1923年底,正太鐵路石家莊段已發展黨員9名,正式成立黨小組,孫云鵬擔任黨小組長。以后,又推到陽泉、太原,整個正太鐵路即建立黨支部,孫云鵬任黨支部書記。正太鐵路工人運動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中共中央局在向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正太情形最好,因為彼方有九個C.P同志,二十余S.Y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們對于工會的組織潛在外進行,執行委員會不斷地開會。”(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等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594頁)C.P、S.Y分別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縮寫。
全國鐵路總工會首任委員長
1924年2月7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秘密組織召開第一次全國鐵路代表大會。大會通過全國鐵路總工會章程,發表《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宣言》,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選舉孫云鵬為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張國燾為總干事(黨團書記)。這次大會是中國工人運動低潮期間的重大事件,它繼承“二七”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致力于鐵路工人運動的結果。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成為全國工人運動復興的潮頭。
會后,孫云鵬致力于恢復各路原有工會,整頓工會組織,教育訓練工會干部。熟料,5月間孫云鵬因領導工人運動第二次被捕入獄。
這一次,孫云鵬被拘留了四個多月,期間遭受多遍毒打。當審訊人員詢問孫云鵬是不是共產黨時,他說:“共產黨是要很有資格很勇敢的工人才能加入的,我倒很愿意加入共產黨,不知道共產黨肯收留我否?也不知道共產黨在什么地方。”(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北京出版社,第353頁)1924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時局的主張,痛斥軍閥惡行,其中第11條就是“在漢口鄭州石家莊逮捕工人楊德甫孫云鵬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張國燾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革命形勢迅速好轉。黨組織借機通過國會議員、共產黨員李錫九努力,使孫云鵬于11月5日被保釋出獄,此事得到新聞界高度關注。天津《大公報》贊譽孫云鵬是“勞動界之先覺”,“為直派巨蠹所困于囹圄之工人代表,復得見天日,此固我國人所欣聞而慶幸者”。《民國日報》則稱“全國鐵路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君對于工界異常熱心,為工人組織工會并挺身出力,為工人謀幸福,已不下四五年,因此觸路局及曹吳等之忌”。出獄后,孫云鵬向前來慰問的工人宣稱:“為工人利益而入獄,乃吾人本分之事,此后仍不畏強暴,繼續奮斗,以謀工人幸福,不久即當發表宣言促全國工人共同謀恢復工會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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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云鵬撰寫“二七”紀念文章。
1925年初,孫云鵬從天津返回石家莊,與共產黨員袁子貞一起組織多次會議,正式恢復正太鐵路總工會,并出任總工會委員長。2月,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第二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孫云鵬出席大會并報告正太鐵路總工會工作。大會選舉鄧培任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為副委員長。會后,全國鐵路總工會為紀念“二七”大罷工2周年,編輯了《“二七”紀念冊》,孫云鵬撰寫《“二七”紀念與正太工會》一文,將正太鐵路工人斗爭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強調“非繼續‘二七’奮斗精神,與這些仇敵們反抗不可”。
1925年4月,奉系軍閥占領石家莊,立即對工人運動進行瘋狂鎮壓,再次查封正太鐵路總工會,逮捕總工會負責人孫云鵬。這是孫云鵬第三次被捕。第二天,袁子貞聞訊,立即組織500多名工人包圍警察廳,要求釋放孫云鵬,索還被掠走的工會旗幟。當晚,孫云鵬被釋放,被派往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進會。孫云鵬后來回憶說:“當時,彭真同志在石家莊做黨的地下工作,他很關心我,叫我趕快離開石家莊,到北京去找鄧中夏同志。”(中國工運歷史研究出版中心等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史料匯編》,中國工人出版社,第167頁)彭真是在擔任太原黨、團負責人后,在領導正太鐵路工人斗爭中,與孫云鵬取得聯系的。
1925年5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工人階級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孫云鵬與林偉民、劉少奇、蘇兆征、鄧中夏等25人被選舉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孫云鵬擔任經濟部長。大會召開前,孫云鵬按照鄧中夏要求,由北京赴廣州籌備大會,得以與劉少奇在廣州相識,他曾回憶說:“少奇同志性情沉靜,不多說話,成天不是坐在那里看書,就是寫什么東西,很少出去游玩。”孫云鵬還代表全國鐵路總工會和劉少奇在廣州《民國日報》刊登啟事,對惡意攻擊詆毀全國鐵路總工會的行徑進行了批駁,啟事稱:“近日有人宣傳全國鐵路、漢冶萍尚無正式組織工會之消息,聞之不勝駭異。全國鐵路總工會及漢冶萍總工會,已成立數年,所屬各工會有組織會員二、三萬人,為中國大產業團體,自來向外發表各種文件、宣言甚多,全國各報紙刊物均有詳細記載,何得謂尚無正式組織工會之消息。近日所宣傳各種謠言,實系故意誣蔑,淆亂社會聽聞,而欲阻礙此次勞動大會之前進,故特登報聲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頁)上海《時事新報》報道稱:“聞該會此次出席全國勞動大會之孫云鵬,及廣州工人代表曾出席全國勞動大會之馮菊坡,均為共產黨之健將,二君曾偕張國燾同赴蘇俄列席遠東民族會議,則該會之為共產黨所主動、所召集已無疑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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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開幕。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閉幕不久,中共廣東區委即派鄧中夏、孫云鵬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的名義赴香港,與蘇兆征、何耀全等人密切配合,聯絡香港各工會領袖,策動罷工斗爭。鄧中夏、孫云鵬抵港后,香港電車工會、洋務工會、華工總會等工人團體即召開歡迎大會。同年7月,經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派孫云鵬赴上海,與劉少奇、李立三、孫良惠組織成立上海辦事處,指揮北方及長江流域的工會工作,李立三為組織部長、孫良惠為宣傳部長、孫云鵬為經濟部長、林育南為秘書部長。
1926年2月,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孫云鵬再次當選為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大會期間,孫云鵬與袁子貞引薦彭真拜訪了李大釗和北方區委組織部長陳喬年、宣傳部長趙世炎和區委黨校校長羅亦農。同年5月,孫云鵬到廣州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期間會見了蘇聯顧問加侖和鮑羅廷。
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閉幕不久,全國總工會著手組織工人,隨革命軍北伐。就這樣,孫云鵬參加了北伐軍鐵道大隊,先后任秘書、隊長、書記官等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孫云鵬離開隊伍返回天津,后受黨組織派遣,參加籌備鄭州工會、天津恢復鐵總等工作。1933年底,中共正太鐵路工委書記毛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離開石家莊后,孫云鵬即與黨失掉聯系。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孫云鵬先后在山西鐵路局、天津美亞織綢廠等工作。天津解放后,經時任石家莊市長毛鐸介紹,孫云鵬回到石家莊鐵路工會工作。
縱觀孫云鵬的革命生涯,他是我國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近代產業工人代表,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按照黨的指示建立和發展工會組織,團結教育引導工人群眾,大力開展工人運動,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重要貢獻。他曾說:“中國工人運動所以能夠在短期間獲得這樣大的成績,完全是由于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共產黨員勇敢與犧牲的精神所得來的。”大革命失敗后,由于主客觀多種因素,孫云鵬逐漸退出革命洪流。1990年9月,彭真在談起孫云鵬時說:“孫云鵬‘二七’罷工時,是正太路石家莊工會領袖。一九二五年在正太路和大興紗廠抓工賊的斗爭中表現是好的。從‘二七’到一九二五年的歷史是清楚的,是好的。大革命失敗后的情況,我不清楚。一個人大節上基本好即應肯定是好的。對歷史問題,除原則問題外,宜粗不宜細。”(《彭真傳》編寫組著:《彭真年譜(1979─1997,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75頁)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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