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還在拜戰犯，新加坡總理卻勸中國放下仇恨，為啥加入日本陣營

日本還在拜戰犯，新加坡總理卻勸中國放下仇恨，為啥加入日本陣營

文 | 銳析風云局

編輯 | 銳析風云局

作為一名始終關注東亞局勢的觀察者，最近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的一番話，像根細刺扎在我心頭。

在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的聚光燈下，這位海南華裔后裔神態輕松地勸中國學學東南亞，擱置抗日歷史向前看，甚至提及釣魚島時，用了日方的尖閣諸島稱謂。

一邊是日本政客高市早苗臺灣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機的狂言，一邊是同為華人后裔的總理勸受害者大度，這讓我忍不住想問：那些長眠在海南荒坡、新加坡海灘的抗日先烈，真的能接受這樣的向前看嗎？

誰在替受害者原諒

11月19日的彭博論壇晚宴上，黃循財與彭博總編的對話看似中立，實則立場早已傾斜，當被問及如何看待高市早苗的挑釁言論時，他避而不答。

反而替日本辯解顯然想為糾紛降溫，轉頭就對中國提要求：希望中方也持有和日方相同的態度，最讓我不適的，是他談及中日爭議時的表述：在尖閣諸島問題上存有爭議。

作為從小聽著釣魚島故事長大的中國人，我太清楚這個稱謂背后的分量，這不是簡單的名詞差異，而是將中國的固有領土，用加害者的視角進行定義，把中國的主權訴求降格為爭議。

這種措辭上的偏袒，比直白的站隊更傷人，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聯合早報》緊隨其后的社論，字里行間暗批中國戰狼式外交辭令可能助長民族主義。

可他們似乎忘了，在日本雅虎等平臺上，對華強硬的呼聲早已鋪天蓋地，在靖國神社里，供奉的甲級戰犯牌位從未被移除，為何獨獨對受害者的憤怒指手畫腳？

這種雙重標準，本質上是用新加坡的生存邏輯，綁架中國的歷史尊嚴，黃循財的言論里，藏著典型的新加坡式精英思維：把歷史量化，將利益優先。

可他似乎忘了自己的根，父親來自海南文昌，那個在抗戰中被日軍反復蹂躪的傷心地，當他勸中國走出二戰陰影時，是否想過自己的故鄉曾經歷過怎樣的苦難？

血浸的歷史

海南文昌的抗日紀念館里，一組數據至今讓我心悸：整個抗戰期間，日軍在海南制造了213樁慘案，476個村莊被夷為平地，變成雞犬不留的無人區。

在田獨鐵礦，日軍強征數十萬勞工，最終留下的是累累白骨堆成的萬人坑，僅掠奪的優質鐵礦石就達241萬噸，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從未選擇擱置。

1940年4月，畢業于南京步兵軍校的黃振亞，帶著瓊崖抗日獨立總隊在轉移途中遭遇日軍，子彈打光后，他握著刺刀沖向敵群，最終倒在血泊中，年僅 35 歲。

這位儋州漢子用生命詮釋的，是寧死不做亡國奴的骨氣，同樣來自文昌的林伯熙，本是當地富戶，抗戰爆發后二話不說變賣近百畝田地，換來槍支彈藥組建抗日武裝。

他打仗從不用蠻力，曾帶著隊員喬裝成日軍雜役，端掉敵人堅固的據點，1942年的金吉嶺伏擊戰中，為掩護戰友撤退，他身中數槍仍堅持還擊，犧牲時只有33歲。

就連遠在新加坡的瓊僑，也從未忘記故土，1928年流落新加坡的陳琦，在異國他鄉接受了革命思想，成為南洋赤色工會的骨干。

1939年日軍攻占海南的消息傳來，他在新加坡街頭振臂高呼，動員瓊僑支援祖國，自任瓊僑回鄉服務團團長，冒險渡海回國參戰。

1940年8月，為向香港的僑胞總會匯報情況，他在海上遭遇日軍軍艦，年僅29歲的生命永遠定格在波濤中，這些名字或許不被大眾熟知，但他們的血與海南的紅土融為一體。

黃循財作為文昌移民的后代，理應比任何人更清楚這段歷史，可他如今勸中國放下，無疑是對這些先烈的背叛。

在利益與歷史間的選擇

我并非不能理解新加坡的處境，這個國土面積不足734平方公里的城市國家，從誕生起就活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生存永遠是第一要務。

二戰的記憶，新加坡人其實比誰都深刻，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后，山下奉文策劃的肅清行動，讓這片土地血流成河，日軍的甄別標準荒唐又殘忍。

戴眼鏡的、讀書識字的、手掌沒有老繭的，都被視作抗日分子，拉到海邊集體處決，當時還是青年的李光耀，因為頭腦靈光被日軍盯上，逼他當帶路黨，拒絕后險些被砍頭。

而在日軍的重點清理名單上，海南人赫然在列，因為侵略者認為，在所有華人中，海南人的骨頭最硬，反抗最烈，黃循財的父輩，正是這段血淚史的親歷者。

他們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不是為了忘記歷史，而是為了逃離戰火，可如今，新加坡的選擇變了，二戰后日本的戰爭賠償、技術援助，讓這個小國快速發展。

在他們的邏輯里歷史成了可以結算的賬目，賠了錢、給了好處，就該翻篇，這種生存智慧無可厚非。對于新加坡而言，中日沖突一旦爆發，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必然遭受毀滅性打擊。

所以黃循財和《聯合早報》的勸和，本質上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是一場關乎國運的政治祈禱，他們必須把中日矛盾描述成可協商的誤會，把原則性沖突淡化成復雜的歷史問題。

只有這樣，才能在中美日之間繼續玩鋼絲雜技，但理解不代表認同，新加坡能放下，是因為日本曾對東南亞擺出低姿態。

可中國面對的，是至今仍在靖國神社招魂、叫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右翼，加害者還在磨刀，受害者憑什么要先放下盾牌？

中日關系的真正破局點

《聯合早報》批評中國戰狼式外交助長民族主義，可他們沒說的是，真正的民族主義狂熱，正在日本蔓延。

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論不是孤例，日本政府不斷增加防衛預算、修改和平憲法，種種舉動都在挑戰二戰后的國際秩序，中國從不是歷史的糾纏者，而是尊嚴的守護者。

我們紀念抗戰，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我們反對日本右翼，不是因為記仇，而是因為加害者從未真誠認錯。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的遇難者名單還在增加，幸存的慰安婦還在等待一句道歉，這些血債，不是幾條生產線、幾個貿易協定就能買斷的。

新加坡總說歷史會隨世代更迭而淡化，可有些記憶，早已刻進民族的基因，當黃循財在美式聚光燈下用流利英語勸中國務實時，他或許忘了：中國不是新加坡，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背負的是幾千萬同胞的生命重量，承載的是整個民族的歷史尊嚴。

中日關系要真正降溫，關鍵從不在中國是否大度，而在日本是否認錯，當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一跪，換來了歐洲的和解。

而日本首相一次次參拜靖國神社，只會讓傷口不斷撕裂，只有加害者真正跪下去，承認自己的罪行，受害者才能真正站起來，談所謂的向前看。

結語

那些勸中國放下的人，不妨去海南的抗日烈士陵園走一走，去新加坡的肅清行動紀念碑前看一看，那里的每一塊石碑，都在訴說一個道理：有些歷史，一旦遺忘，就是對先烈的背叛，有些尊嚴，一旦妥協，就再也找不回來。

我們可以理解小國的生存不易，但絕不會認同受害者要向加害者低頭的荒謬邏輯，這，就是中國人的歷史態度，也是我們對先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