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這么大工程，為何一點遺址也沒留下？專家：治的不是黃河

中國人自小就聽聞大禹治水的相關事情。大禹三次路過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而且還疏通了九條河流，劃定了九州。聽起來很厲害。但是仔細思索卻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沒有留下幾處像樣的遺址。

考古隊在黃河流域進行了多次翻查，僅僅找到了一些零散的祭祀廟，并沒有發現大規模的水利痕跡。俄羅斯有一位學者名叫郭靜云，前幾年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聲稱大禹所治理的根本不是黃河。需要從四千年前的大洪水說起。《史記》中記載，在堯那個時期，“洪水漫天，連山都被淹沒了”。老百姓逃到山上啃樹皮，在樹梢掏鳥蛋，生活非常凄慘。堯首先派遣禹的父親鯀去治理水患，鯀采用了九年的堵塞方法，修筑的堤壩比山還高，但是洪水一來全都被沖毀了。

之后禹接手了這件事情，全部改變了方法——把堵塞變成疏通。可奇怪的是：按照當時的生產水平來治理黃河，就好像用繡花針去鑿穿秦嶺一樣困難。丁文江先生早就懷疑過，就連用現代技術來疏通黃河都不容易，更不用說新石器時代了？俄國專家郭靜云翻閱完古代書籍后發現，那時候黃河的水比現在清澈，反而是長江流域水患經常發生。她還列舉了浙江良渚的例子——那里挖掘出了五千年前的水壩遺址，規模和小型水庫大體相同。這么看來大禹治水的“水”，或許原本就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一條河流。民間的記憶常常像滾雪球一樣發生變化。

湖北存在禹功磯，安徽涂山有禹王宮，四川北川也聲稱自身是大禹的故鄉。這些地名如同撒下了眾多豆子一般，把真相給弄混淆了。有一次舉辦禹羌文化研討會的時候，一位老學者敲著茶杯說道：“我們中國人紀念英雄，就喜歡在自己家的門口修建一座廟宇”。

要是真拿洛陽鏟去進行挖掘，那么十有八九是宋朝以后建造的。在2002年香港的古董市場有一件青銅器出現，這使得學界炸開了鍋。這個東西叫做遂公盨，它是西周中期的，其肚子上刻有98個字：“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這是目前最早提及大禹的實物，比《史記》早了八九百年。但是銘文之中半句都沒有提到黃河，僅僅只是說疏通河道。

李學勤先生拿著放大鏡的手當時都在顫抖，還接連說著“找到根了”。俄羅斯的專家順著這條線索往下探究，牽出了更為意外的線索。她發現黃河流域龍山文化遺址，比如像二里頭、陶寺這類遺址，都修建在高臺地面之上，原本就不懼怕洪水。而長江中游江漢平原，古代云夢澤那一片沼澤到處都是，到現在還常常鬧水災。關鍵的證據是鍶同位素檢測——在湖北屈家嶺遺址的陶器上，發現了江漢平原特有的礦物痕跡。這也就意味著四千年前，這里或許真的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

那大禹所疏導的會是長江的支流？這么去想并非沒有緣由。在《尚書·禹貢》劃分九州的時候，揚州、荊州的水系被記載得比黃河還要簡略。屈原在《天問》的開頭就發問：“洪泉極深，何以置之？”楚國人對于洪水的記憶顯然更為深刻。

甚至大禹娶妻的涂山，如今考古發現是在安徽蚌埠，處于淮河和長江的中間地帶。那為什么所有傳說都朝著黃河那邊靠攏？或許這樣來看：周人從西北興起，滅掉商朝之后要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肯定得把英雄史詩往自己家的門口搬。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候，又恰逢漢武帝拼命堵塞黃河瓠子口，干脆把當代治水的焦慮放到古代去了。層累的歷史形成了，就好像給老照片反復上色一樣，原本的眉眼反倒變得模糊起來。倒是想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對比。

西方存在著諾亞方舟躲避災難的事情。中國的大禹偏偏要去“鑿龍門，通漯水”，與自然進行強硬的對抗。這種精神氣質，或許比具體治理哪條河流更為重要。湖北荊州有一塊明代的石碑，上面刻著“禹稷躬稼”。有老農說當下雨的時候碑上的紋路會顯現出一些血絲，這肯定是民間胡亂編造的，但是也能夠說明百姓真正銘記的，不是工程有多么厲害，而是那股“沐甚雨，櫛疾風”的勁頭。2016年《科學》雜志上有一篇論文，說在青海喇家遺址發現了史前大洪水的證據。災難的現場非常凄慘：母親抱著孩子凍死在淤泥之中，陶罐里還裝著沒有吃完的小米。但是這場洪水發生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比傳統認為的夏朝還要晚好幾百 年。

你看，就連最厲害的碳十四測年，都難以和歷史記載完全對應上。那么再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么找不到遺址？或許是因為大禹治水原本就是一場“記憶合流”。長江流域的部落疏通過沼澤，黃河流域的族群治理過泛濫，這些事情在甲骨文時代之前就口頭流傳著，最后都匯聚到了一個叫“禹”的英雄身上。

各個地方都存在著類似“望夫石”這樣的事物，它們將人世間的很多悲歡離合的情感寄托在了山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