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門的世界”成為現實：公共場所“被直播”需警惕多維信任危機

公共場所“被直播”亂象正在消磨公共安全感

　　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2025年5月發布的《直播電商高質量發展報告（2024）》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24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達5.8萬億元，占網絡零售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用戶規模突破5.97億人。

　　然而，這股“全民直播潮”在2025年衍生出更密集的權利侵犯事件——某連鎖健身房杠鈴區“懟臉拍”會員鍛煉畫面（揚子晚報，2025.11.17）、長沙五一商圈酒吧主播追拍排隊游客（三湘都市報，2025.10.21）、景德鎮景區打卡點長時間直播游客（光明網，2025.08.09），普通消費者在餐廳、健身房、超市甚至街頭，屢屢在毫不知情中淪為直播間“免費素材”。

　　這些典型案例共同印證，公共場所“被直播”已從個別現象演變為高頻亂象，其背后是商家流量至上的短視、監管體系的滯后與消費者維權的困境。

　　一、核心問題

　　（一）商家“流量優先”，將消費者異化為“引流工具”

　　多地曝光的案例顯示，部分商家為降低營銷成本、追求直播“真實感”，刻意規避“提前告知”義務，將鏡頭直接對準消費者。

　　一是健身行業成侵權重災區，揚子晚報2025年11月調查發現，某連鎖健身房部分門店通過官方賬號直播會員鍛煉，店員在杠鈴區近距離拍攝會員動作，甚至有網友在小紅書刷到自己的健身出鏡畫面；南京仙林某24小時健身房店長則頻繁拍攝會員視頻發朋友圈宣傳，會員華先生直言“事后才意識到信息被泄露”。

　　二是商超直播漠視隱私，讀特新聞2025年1月報道，盒馬超市多個門店通過“店長賬號”直播甜品區，顧客及隨行兒童的面部特征清晰可見，盡管盒馬聲稱“已改善直播方向”，但記者連續多日觀察發現，過往顧客的面容仍未被模糊處理。

　　三是商圈門店無差別拍攝，三湘都市報2025年10月實探長沙五一商圈，面包店、服裝店均在店內架設直播設備，鏡頭雖以商品為主，但顧客靠近時會完整入鏡，店員回應“直播是店鋪規定，無法取消”，完全忽視消費者的知情同意權。

　　（二）監管體系“碎片化”，對“隨地大小播”約束乏力

　　一是監管權責推諉，2025年10月長沙市民董女士在五一商圈某酒吧排隊時，被主播懟臉直播，向門店投訴后卻被告知“無權干涉主播行為”，市場監管部門與平臺間亦未形成明確的責任劃分。

　　二是規則執行“雙重標準”，同一行業內監管力度差異顯著——揚子晚報2025年11月采訪發現，南京部分健身房明確張貼“禁止直播”公告，私教教練透露“門店會主動勸阻拍攝行為”，但同城市另一連鎖健身房卻仍在公開直播團課，甚至特寫會員運動姿態。

　　三是技術監管真空，2025年10月長沙男子趙某在解放西商圈直播猥褻陌生女子，整個侵權過程持續近5分鐘，直播間在線人數超3000人，平臺卻未觸發任何實時預警，直至警方介入才強制停播，印證了“關鍵詞監測+人工抽查”模式對肢體侵權行為的識別盲區（手機網易網，2025.10.25）。

　　（三）消費者維權“高成本低收益”，權利主張淪為“形式主義”

　　一是取證難度大，2025年6月青島市民宋女士在李滄區某美發店燙發時，被隔壁工位手機直播，幾天后在平臺刷到自己的出鏡畫面，聯系店方卻遭否認，“既沒有直播錄屏，也沒有店員承認的證據，只能吃啞巴虧”（青島日報社，2025.06.13）；長沙董女士發現被直播后，試圖截圖留存證據，卻因“找不到直播間入口”而失敗（三湘都市報，2025.10.21）。

　　二是侵權認定難，部分商家以“偶然入鏡”為借口逃避責任，如2025年1月盒馬超市直播事件中，平臺聲稱“鏡頭對準商品而非顧客”，但記者拍攝的截圖顯示，顧客面部特征可清晰識別，卻難以界定“是否屬于故意拍攝”（讀特新聞，2025.01.03）。

　　三是維權動力弱，現有判例賠償標準仍偏低，盡管2024年蘇州火鍋店侵權案僅賠償500元，但2025年類似案例中，消費者即便維權成功，所得賠償也遠低于商家通過直播獲得的流量收益，如某健身房因直播引流新增200余會員，而侵權賠償僅800元，難以形成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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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層危害

　　（一）人格尊嚴被“消費化”，消費者淪為直播間“霸凌對象”

　　一是無差別評頭論足，2025年8月景德鎮古窯民俗博覽區，景區酒店工作人員直播打卡點，游客在不知情中入鏡，直播間觀眾對游客的外貌、穿搭進行惡意點評，“那個女生穿得太土了”“男生拍照姿勢好尷尬”等言論刷屏（光明網，2025.08.09）；青島某自助餐廳2025年6月的直播中，鏡頭長時間聚焦兩對用餐情侶，評論區出現“男的配不上女的”“一看就是網紅臉”等攻擊性言論（青島日報社，2025.06.13）。

　　二是隱私場景公開化，健身、洗浴等“半私密場景”的直播尤為刺眼，2025年11月南京健身達人延女士透露，自己曾因店員在鍛煉區直播而“躲到角落健身”，“很多人對身材不自信，穿運動服被鏡頭拍會感到羞恥”（揚子晚報，2025.11.17）；青島某洗浴商戶2025年6月的直播中，穿桑拿服的客人頻繁入鏡，部分畫面甚至拍到客人擦拭身體的動作（青島日報社，2025.06.13）。

　　三是暴力行為娛樂化，2025年10月長沙趙某在直播中猥褻陌生女子小陳，直播間粉絲不僅未制止，反而刷屏“敢碰就刷跑車”，將侵權行為異化為“流量游戲”，導致小陳出現應激反應，需接受心理疏導（手機網易網，2025.10.25）。

　　（二）隱私泄露引發“安全鏈風險”，從信息濫用到人身威脅

　　一是行蹤與活動暴露，2025年8月景德鎮景區直播中，主播為推銷周邊酒店，會明確提及“鏡頭里的游客剛從XX酒店出來”，間接泄露游客的住宿信息；長沙五一商圈2025年10月的街頭直播中，主播會跟蹤拍攝單獨出行的女性，實時播報“她進了XX服裝店”“現在在買奶茶”，給人身安全埋下隱患（三湘都市報，2025.10.21）。

　　二是敏感信息可視化，2025年1月盒馬超市甜品區直播中，鏡頭多次拍到顧客掃碼支付的動作，盡管未完整呈現支付碼，但面部特征、購物清單等信息可被清晰識別，存在“信息拼接詐騙”風險（讀特新聞，2025.01.03）；長沙趙某猥褻案中，受害者小陳的面容、衣著、逃跑路線均被直播記錄，警方調查發現，有網友試圖通過直播截圖“人肉搜索”小陳的個人信息（手機網易網，2025.10.25）。

　　三是規避空間消失，2025年8月景德鎮某景區唯一打卡點被主播長時間固定拍攝，游客“要么放棄打卡，要么被迫入鏡”，廣東廣和律師事務所尹玉律師指出，這種“無法繞開的鏡頭”已構成“事實上的強制侵權”，完全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光明網，2025.08.09）。

　　（三）公共空間“隱私邊界”失守，擠壓民眾的“安全感生存空間”

　　直播亂象正不斷壓縮公共空間的“安全閾值”：

　　一是“被觀看”成為常態，消費者需時刻警惕鏡頭，2025年11月南京某健身房會員表示，“現在健身前會先環顧四周，確認沒有手機才敢換衣服”；青島市民楊先生則坦言，“去餐廳吃飯會選角落位置，怕被直播鏡頭拍到”（青島日報社，2025.06.13），這種“防御式出行”逐漸成為普遍心態。

　　二是公共空間功能異化，餐廳從“用餐場所”變成“直播片場”，健身房從“運動空間”變成“流量素材庫”，2025年1月盒馬超市直播事件中，有顧客為避開鏡頭，放棄購買甜品區商品，導致商家“引流”反而變成“勸退”（讀特新聞，2025.01.03）；長沙某服裝店2025年10月因直播頻繁，老顧客流失率上升30%，店員坦言“很多人說‘不想被當猴子看’”（三湘都市報，2025.10.21）。

　　三是社會信任弱化，商家以“營銷”為名侵犯權利，導致民眾對商業機構的信任度下降，2025年中國消費者協會上半年輿情報告顯示，“被直播”已成為服務業投訴TOP3問題，超60%受訪者表示“對商家的‘無攝像頭承諾’不再信任”（青島日報社，2025.06.13）。

　　三、意見建議

　　（一）法律“硬約束”升級：從“事后追責”到“事前預防”

　　一是明確“強制告知”標準，參考揚子晚報2025年11月報道中南京某健身房的做法，要求商家直播涉及公共區域時，必須在入口處設置“紅色警示標識”，并安排工作人員口頭提醒，涉及健身、洗浴等敏感區域需簽訂“書面同意書”；浙江鐵券律師事務所張永輝律師建議，將“未告知即直播”直接認定為“惡意侵權”，取消“偶然入鏡”的免責空間（揚子晚報，2025.11.17）。

　　二是差異化賠償機制，針對“賠償低”的問題，可按商家直播收益（如新增會員費、商品銷售額）的20%—50%計算賠償，對長沙趙某這類“直播侵權+刑事犯罪”的行為，額外追究平臺連帶責任，要求平臺凍結侵權賬號的全部收益（手機網易網，2025.10.25）。

　　三是建立“監管白名單”，對表現合規的商家（如明確禁播的南京健身房）納入行業白名單，給予政策扶持；對多次侵權的商家（如盒馬超市未整改到位的門店）列入黑名單，禁止參與直播營銷（讀特新聞，2025.01.03）。

　　（二）平臺“前置化”責任：從“被動審核”到“主動防控”

　　一是技術防控“全覆蓋”，針對長沙趙某案暴露的實時審核盲區，要求平臺開發“公共場所直播智能監測系統”，對健身、酒吧等場景自動開啟“人臉模糊+動作識別”功能，一旦檢測到“懟臉拍”“肢體沖突”，立即觸發預警并暫停直播（手機網易網，2025.10.25）；參考盒馬超市事件，對商超直播設置“商品聚焦模式”，鏡頭偏離商品超過10秒自動模糊畫面（讀特新聞，2025.01.03）。

　　二是維權通道“便捷化”，針對董女士“找不到直播間”的問題，平臺需在直播頁面設置“一鍵舉報—定位直播間”功能，消費者舉報后1小時內必須核查，超時未處理則對主播賬號降權（三湘都市報，2025.10.21）；同時保存直播錄像30天，方便消費者取證。

　　三是打賞機制“去誘導化”，禁止長沙趙某案中“完成任務抽紅包”的激勵模式，對“街頭互動”“挑戰”類直播的打賞設置上限，單日打賞金額超500元需人工審核（手機網易網，2025.10.25）。

　　（三）消費者“權利覺醒”+社會監督：從“被動承受”到“主動維權”

　　一是維權指導“場景化”，由消協針對2025年高頻侵權場景（健身房、商超、景區）制作“維權指南”，明確“截圖錄屏+聯系商家+平臺舉報”的步驟，如青島宋女士案中，可通過“直播平臺投訴入口”上傳出鏡截圖，要求平臺定位直播間并保存錄像（青島日報社，2025.06.13）；同時開通“被直播”專線，提供免費法律咨詢。

　　二是社會監督“常態化”，媒體可聯合律師事務所開設“2025公共場所直播觀察”專欄，定期曝光侵權案例（如景德鎮景區、長沙酒吧案例）；行業協會則推動制定《直播行為公約》，明確“健身區禁拍面部”“景區打卡點需設置無鏡頭通道”等條款（光明網，2025.08.09）。

　　三是權利意識“普及化”，通過社區講座、校園課程等方式，解讀《民法典》中“肖像權包含拒絕公開權”，用長沙趙某案、南京健身房案等2025年實例，打破“沒做壞事就不怕被播”的錯誤認知，讓“被直播可拒絕”成為共識。

　　四、結語

　　直播不該是“無邊界的窺私”，流量不能凌駕于權利之上。健身房杠鈴區、長沙解放西街頭、景德鎮打卡點，一次次印證：當直播鏡頭突破法律邊界，當流量欲望碾壓人格尊嚴，受損的不僅是個體的隱私權與肖像權，更是整個社會的公共信任。長沙趙某被刑拘、景德鎮景區整改、南京健身房禁播等事件亦表明：“不知情”不是商家侵權的借口，“抽象文化”不是違法的遮羞布，“流量密碼”更不能成為踐踏權利的理由。要根治“被直播”亂象，需法律劃出“紅線”、平臺守住“底線”、消費者拿起“武器”——唯有多方合力，才能讓直播回歸“服務消費、傳遞美好”的本質，讓民眾在公共場所不再有“鏡頭恐懼”，真正實現“安心消費、自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