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孫維世胞妹在北京接受記者采訪：姐姐她一直喊周恩來爸爸

“1995年3月的一個午后，您說您姐姐從小就直接叫周恩來‘爸爸’？”記者開門見山地拋出疑問。屋里光線略暗，孫新世推了推老花鏡，輕聲回答：“是的，從來沒添過‘伯伯’二字。”

窗外冷風卷過楊樹枝條，客廳里擺著一疊舊相冊。翻開首頁，最顯眼的是一張1938年的合影：周恩來站在武漢長江大橋工地旁，身邊那個扎著兩條粗辮子的小姑娘，就是15歲的孫維世。相片邊角已經卷曲，孫新世伸手撫平，笑里帶著感慨：“那次見面，命運徹底拐了個彎。”

故事還得從更早說起。1913年，27歲的孫炳文在北京與任銳成婚，滿懷要“推倒袁世凱”的熱血。他參與“鐵血團”暗殺計劃失敗后，被迫回到四川南溪任教，白天寫黑板，夜晚偷偷給學生講“德先生、賽先生”的道理。四年后，他與滇軍旅長朱德在云南瀘西城樓上對飲，兩人擊掌為盟：“先尋真理，再救中國。”這一年的冬天，北方正下著大雪，孫維世還沒出生。

1922年，法蘭西里昂的咖啡館里傳來一串干脆的中文問候：“老孫，這位是周恩來。”周恩來遞上一杯咖啡，隨口談起《共產黨宣言》。幾年青春在歐洲轉瞬即逝，1925年秋，孫炳文奉命回國，改名“孫浚明”潛入廣州黃埔軍校，負責政治部機要。為了保密，他把開會偽裝成“打牌”，那時四歲的孫維世就守在門口做暗哨——一旦陌生人靠近，她便把布娃娃丟進屋里，再跺腳大叫“我不玩啦！”屋內立即傳來洗牌聲，此舉騙過多少耳目。任銳后來告訴孩子們：“你姐那會兒的小機靈，可救了不少同志。”

天有不測。1927年4月20日，龍華刑場的槍聲劃破黎明。蔣介石密電：“立刻腰斬，無需審訊。”孫炳文殉難。兩周后，朱德在贛州寫信給任銳：“憤極！誓取蔣逆首級相祭。”然而白色恐怖席卷各地，任銳帶著五個孩子流亡。最小的女嬰被迫寄養，孫維世則輾轉滬上，以話劇團學員身份謀生。她第一次登臺演《卡門》，燈光晃得發燙，卻沒人知道臺下的命運之網正悄悄重新織就。

抗戰爆發，武漢成了全國目光的焦點。1938年冬，22歲的孫寧世領著妹妹坐上難民船，“去找周副部長”。八路軍辦事處門口寒風凜冽，門衛搖頭：“姑娘太小。”孫維世紅著眼圈站在臺階下，恰好周恩來外出歸來，他愣了兩秒，猛地握住女孩的手：“維世？跟我進去。”辦公桌后，鄧穎超正批文件，抬頭一看也激動：“孩子，叫媽媽。”那一天，失父孤女得了新的家。

短短幾個月，周恩來便為“義女”制訂了“培養計劃”：學習外語，練舞臺基本功，見縫插針讀政治理論。1939年春，周恩來摔馬受傷，中央決定送他赴蘇治臂。臨行前，18歲的孫維世扯著警衛劉久洲的袖子：“幫我和爸爸說，我也要去。”周恩來一口回絕：“出國不是旅游。”當晚，高校長鄧發打趣：“有膽你騎馬去請示毛主席。”少女翻身上馬，夜闖楊家嶺，說動了毛澤東——他在便條上寫了八個字：“同意孫維世赴蘇學習”。鄧小平后來笑談：“這是中央最短的留學批件。”

蘇聯七年，列寧格勒炮火連天。孫維世躲進地下室，還端著黑麥面包練臺詞。歐洲戰事結束，她已拿到表演與導演雙畢業證，也光榮入黨。1946年9月，她從滿洲里口岸跨進祖國，一路向南抵延安，隨后隨鄧穎超下鄉土改。成元功回憶：“大姐走哪兒都牽著維世的手，怕丟。”這種親疏，外人看了都羨慕。

1949年元旦，解放軍歌舞團扭著秧歌進入北平城門，高音喇叭里傳來《東方紅》。不久，任銳病逝，孫維世戴著黑紗，終夜無聲。周恩來抽空趕來陪坐，什么也沒說，遞給她一張香港來信——失散多年的妹妹終于找到，并由他親自取名“新世”。兩姐妹抱頭痛哭，大半夜油燈還亮著。

1950年8月8日，西花廳。周恩來剛下車，只覺胸前一熱——一朵手工綢花被孫維世別住，他愕然片刻才想起：今天是自己和鄧穎超的“銀婚”。鄧穎超打趣：“閨女替我們補辦婚禮。”那天的合影現在仍掛在客廳，紅花雖褪色，卻格外醒目。

婚姻大事，父母最操心。周恩來提過好幾個青年才俊，孫維世都搖頭。她與話劇名家金山因排《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朝夕相處，看著對方在舞臺上揮汗如雨，心動悄然而至。1950年底，兩人在青年藝術劇院樓上補辦儀式，鄧穎超到場致辭：“就這么個閨女，拜托了。”周恩來因外事無法脫身，次日特意備好茶點，把新人叫到西花廳：“忙歸忙，家要顧。”老總理的叮嚀，一語千鈞。

緊張工作與頻繁演出使孫維世積勞成疾。醫院消毒水味刺鼻，她臥床讀劇本。鄧穎超寫來長信，字字懇切：“病是慢性消耗，別急，先贏下這場仗。”信末加一句：“爸爸從廣州來電，先問你的病。”看完，她把信塞到枕下，轉頭吩咐護士：“今晚別掛水了，先睡一覺。”那年她才三十出頭，卻已悟出身體對革命也同樣重要。

采訪接近尾聲，孫新世合上相冊，起身送客。樓道里燈泡昏黃，她忽然停下腳步，對記者說：“姐姐最后依舊稱呼周總理‘爸爸’，哪怕已經成家，我們也習慣喊‘周家’是娘家。這份血濃于水的感情，沒法用稱謂之外的語言來定義。” 說罷，她把相冊輕輕抱在懷里，像護著一段永不塵封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