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去世30多年后，山東一位工人說：我是周總理的嗣子

周總理去世30多年后，山東青島一位普通工人說：其實我是過繼給周總理的嗣子。

這位工人，名叫周保章，是周總理的一個侄子，那么，他為什么要說是周總理的嗣子呢？

周保章的親生父親名叫周恩彥，是周總理的堂弟，因為周總理在周家大家族里排行第七，周保章應該叫他七伯。

但是，在1938年那年，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當時，周總理正在武漢工作，周恩彥帶著兩個孩子去找他，就是剛剛5歲的周保章和他的妹妹，周總理夫婦因為沒有自己的孩子，大家就提議，把這兩個孩子過繼給他們，當他們的嗣子嗣女，周恩彥也表示同意。

于是，大家就專門舉行了一個正式的過繼儀式，把周保章和妹妹過繼給了周總理夫婦，還一起拍照留念。

所以，周保章說自己是周總理的嗣子，確實是沒問題的。

（圖：周保章和鄧穎超）

不過，這件事好像到這里就結束了，周總理和鄧穎超后來都沒有再提這件事，好像把這件事忘了。

周保章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我和妹妹都還幼小，都還不懂什么過繼之類的事。自解放后，我們兄妹多次和伯伯、伯母見面、談心，并且一起生活過，但他倆從沒有再提起過武漢過繼的事，有的只是老人家無微不至地關心我們的那份親情。”

那么，周總理和鄧穎超為什么不再提了呢？既然已經過繼了，為什么又不管了呢？這不是不負責任嗎？

周保章后來猜測過周總理當年為什么會同意收自己當嗣子，說：“自我成為一名普通的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這里邊的一些道理：七伯、七媽作為兩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有著廣闊的革命胸懷，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革命事業的需要。當時處于全民族抗戰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一邊口頭喊合作抗戰，一邊又千方百計地削弱共產黨的力量以達到最終消滅的目的。他們不斷開動宣傳機器，胡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等等，造成國統區許多人對共產黨人的誤解。

“這樣，七伯通過1938年的武漢過繼和1939年的紹興祭祖這兩件中國人傳統的做法，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的謠言，讓廣大國統區的人民更多地了解共產黨，并贏得了他們的同情心，也更加有利于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因此，我在后來與他們的交往中，也從沒有向他們提起過這件事。只是七媽在和我個別談話時曾兩次說過：‘我們不僅是同志關系，我們還是親戚關系。’她是不是指的這件事，我沒有追問過，也沒有必要去問。也許正因為我和兩位老人這種‘同志加親戚’的特殊關系，所以受到他們更多的關心和教誨，這就足以使我終生滿足了。”

周保章的這些話，其實既說明了周總理當年為什么要收他當嗣子，也說明了后來為什么不再提這件事，因為在周總理和鄧穎超看來，他們不光是周家的長輩，更是人民的公仆，要把大多數精力都放在為人民服務上面，而不是只為周家人服務，無論是周保章還是他的妹妹，和全國無數個孩子一樣，都是祖國未來的花朵，沒有任何特權。

周總理在1976年去世后，鄧穎超專門把侄子侄女們叫去，對他們說：“伯伯臨終前要我向你們交代一句話，就是‘永遠不要特殊化’。你們作為周家親屬，千萬要記住，不要以為你們是周恩來的親屬，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單位里優越于別人。”

周保章也深知七伯、七媽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也從來沒有因為這件事找過他們，更沒有為此糾結過，而是甘當一名普通的勞動者，一直在山東青島的一家機械廠工作，沒有人知道他竟然是周總理的嗣子。

晚年時，周保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一直沒有忘記七伯的教誨，這也是他生前留給我們親屬的最后遺囑。我在工作崗位上干了44年，后辦理了離休手續。回顧自己的一生，總慚愧自己對國家貢獻甚微，唯有一點引以自慰的是，我遵從了七伯對我的教誨，一生堅持在基層，謝絕過所有調動，老老實實地當了一名普通勞動者。”

（參考資料：《實話實說西花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