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是走不出江西嗎？

黃庭堅的足跡遍布南北，其精神世界卻深扎贛鄱大地。這份浸潤鄉土的耿介與眷戀，化作江西兒女代代相傳精神基因的同時，也引發深層思考：黃庭堅是走不出江西嗎？

答案或許不在非此即彼的判斷中。正如文中所言，在當代文化敘事中，如何平衡堅守與開拓，讓地方文化符號更加鮮明，并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正是黃庭堅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黃庭堅誕辰980周年的紀念活動激起的漣漪，似乎不如預想中那般廣闊。有專家說，這或許是因為他的影響力主要凝聚在江西一地。

這個說法引人深思。那位開創江西詩派、書法躋身“宋四家”的文化巨擘，當真走不出贛鄱的群山嗎？

翻開他的生平，分明是一部行走的詩篇。從汴京到德州，從河北到蜀地，他的足跡早已越過江西邊界。最終，他在廣西宜州的戍樓里熄滅了生命的燭火。

他的墨韻詩魂更是早早漂洋過海。高麗文士奉其詩論為圭臬；東瀛禪僧在他的筆意中參悟機鋒；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里，《廉頗藺相如列傳》的草書長卷靜默訴說東方筆法的奇崛。

這分明是一個走出了江西的黃庭堅。

可是當我們繪制文化的記憶地圖時，他的形象總與“江西”緊密交織，仿佛一位永遠端坐在贛文化宗祠深處的精神族長。

這般印象，首先源于他那深入骨髓的宗族觀念。對“雙井黃氏”的執著，讓“葉落歸根”成為他精神世界的基石。即便宦游四海，他的書信中滿是對族中田產、譜牒的牽掛。他的詩行里，對故鄉泉石的眷戀如血脈般綿延。

這份執著的鄉土意識，像一棵根系發達的古榕，將他的文化形象牢牢錨定在江西的土地上。

這與李白“天地一逆旅”的飄然不同，與杜甫“吾道竟何之”的漂泊相異，與蘇軾“此心安處是吾鄉”的通透形成對比。李、杜、蘇將個人的鄉愁升華為普世共同的悲歡，而黃庭堅的鄉愁是具體的——是雙井的明月，是修水的煙波。

他的藝術個性同樣塑造著影響力的邊界。其詩追求“無一字無來處”，他開創的江西詩派為后學提供可循法度。這固然功德無量，卻也筑起需要學識跨越的門檻，不似李白“床前明月光”那般直擊人心，不似蘇軾“水光瀲滟晴方好”的雅俗共賞。

他的書法，長槍大戟。筆筆皆是不肯俯仰的顫掣，那線條里屹立著遭貶謫而不屈的硬頸。這“硬”，是他藝術人格的光芒，卻也如清冷光暈，讓慕名者感到距離。

有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蘇軾在黃州時，嘗到一種酥脆的油果，為之取名“為甚酥”。這三個字，盡顯其與世俗生活的親近。而黃庭堅留給我們的，更多是正襟危坐的文人像，是精嚴深妙的詩法。這絕非缺陷，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他影響力的廣度。

黃庭堅的似乎走不出江西，其回響一直綿延至當代。今日的江西人，身上依然可見那種深植于血脈的鄉土情結與耿介堅毅的品格。我們可見許多江西才俊，無論走得多遠，總有一股強大的心力將他們拉回故土，以各種形式回報桑梓。這份深情與擔當，令人動容。

然而，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當一種文化基因過于強調“歸根”與“守土”，是否也在無形中弱化了“開拓”與“融入”的沖動？這或許是理解當代江西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某種文化張力的一把鑰匙。它需要一種平衡，在眷戀故土的同時更能擁抱四海，在堅守內蘊的同時更能主動講述。

黃庭堅的個案，對于今日我們如何構建地方文化敘事和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似乎有著普遍的啟示。我們固然需要“黃庭堅”這樣根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符號來奠定敘事的深度與獨特性，但我們同樣需要李白、蘇軾這樣縱橫四海、與普世共同情感無縫對接的文化使者，來拓展敘事的影響力。

真正的“走出”，不僅是足跡的遍布，更是一種精神姿態與話語體系的構建。它要求我們既能深耕于“雙井”的沃土，提煉出最具本土特質的精神元素，又能將這種元素，以一種能為更廣泛人類所理解、所共鳴的語言和形式，表達出去。

黃庭堅并未被困在江西。困住我們的，或許是我們習慣于為他也為許多深厚而復雜的文化巨人，貼上那枚過于簡練的地域標簽。

今天，且讓我們的思緒走出地圖上的疆界，再次展讀他那如奇峰突起的詩行，凝視他那如萬歲枯藤的筆跡。在那片由文字與筆墨構筑的廣闊疆域里，我們終將遇見一個真正的黃庭堅——他，早已走出了所有人為劃定的邊界，抵達了藝術的永恒之國。

2025年11月27日《中國文化報》

第7版刊發特別報道

《黃庭堅是走不出江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