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弟兄三人參加紅軍，10多年間失去聯系，建國后卻都成了少將

1929年春天到來得較晚，湖北黃安（現今稱作紅安）戴家村，堂兄弟戴克林、戴克明以及表兄弟程啟文這三位熱血少年，或許在某一個黃昏時分蹲在村頭老槐樹下談論過未來。有誰能夠料想到各自離開家鄉參加紅軍之后，兄弟三人失去聯系長達十多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還都成為了開國少將。

堂兄弟里最急切想參軍的大哥戴克林，于1929年，年僅16歲便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彼時尚處兒童之年紀，已經成為紅軍隊伍里的一名戰士。他先后在紅四方面軍經歷反“圍剿”以及長征的艱難歷程，抗戰爆發后成為新四軍的一員，從連長一職做起成長為能夠打仗的指揮員，在黃橋戰役等戰斗當中表現良好。聽聞他帶兵打仗具有一股“猛”勁且粗中有細，曾奉命組建先遣隊去偵察敵情，還偽裝成僧人順利渡過長江為大軍打開通道

堂弟戴克明，較戴克林小兩歲，然其較兄長更早投身參軍，于1929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革命歷程與兄長有別，紅軍時期曾從事地方工作，比如擔任縣委書記之類，且于南方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歷經許多困苦。抗戰時期于新四軍第四支隊擔任電臺警衛隊隊長之職；解放戰爭時主要從事政工工作，擔任過政委、軍分區副司令員之類。尤其是中原突圍之際，于極為艱難之情形下仍鼓舞眾人士氣，率領隊伍成功實現突圍。

表弟程啟文于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革命起點相對較晚，是跟隨兩位兄長的腳步去參加紅軍的，最初的想法或許單純是不想被哥哥們落下。之后加入紅二十五軍，并且走完了布滿艱險的長征路。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四軍第四支隊政治部任職，擔任過總務科科長，展現出后勤與管理的才能。解放戰爭時期轉戰東北，在松江軍區東軍分區擔任過參謀長、副司令員相關的職務，積累了軍事指揮方面的經驗

戰爭的時候，部隊頻繁調動，通信條件極為不佳，一別十多年沒有音信，兄弟仨如同江河之中的浮萍，各自漂泊著，都不知道對方的死活。他們在戰線上為同一個理想而奮斗，戴克林于槍林彈雨中沖鋒的時候，或許會想到身后的堂弟；戴克明安排地方工作或者進行思想動員之際，也許會擔憂兄長和表弟；程啟文籌備糧草或者指揮打仗的時候，或許會惦記倆哥哥。在漫長的分離之中，唯一能夠安慰的便是聽到紅軍或者新四軍打了勝仗，暗暗盼望兄弟平安

大約在1939年出現了轉機，彼時戴克林和戴克明均在新四軍工作且分屬不同支隊，在新四軍皖南開的一次會議中，組織巧妙安排他倆居住在一個屋子，起初倆人沒有立刻認出對方，由于過去了十多年少年的模樣發生了變化，并且還都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更改了名字（戴克林原先叫戴道駒，戴克明原先叫戴道奎），這便更加難以辨認了

后來回憶起來，由于均為黃安老鄉，那份親切感使得他們打開話匣子，聊家鄉往事時越聊越投機。當談及原先的名字以及家中狀況時，兄弟倆方才恍然大悟，激動相擁且聲音哽咽。這失散多年后的意外重逢頗為戲劇化，也讓身處戰火中的他們感到頗為溫暖，驚喜之余便說起表弟程啟文，但是當時都沒有他的消息，只能相互安慰“沒消息便是最好消息”，期盼著有朝一日三人能夠團聚

歷史的洪流始終向前流淌，兄弟三人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炮火洗禮，皆成為我方軍隊的高級指揮員。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有一次全國性的會議，更大的喜事便降臨了。戴克林與戴克明正在交談之際，有一位面帶笑容的男子朝著他們走來，由于多年未曾謀面，容貌改變較多，起初未能認出是一直惦念的表弟程啟文，直至程啟文自行報出姓名，三兄弟方才確認彼此身份，激動地相擁在一起，笑著笑著便落下了眼淚，此時距離他們少年時在家鄉分別已過去了二十多個年頭了。

1955年開始的解放軍授銜進程中，1961年程啟文先生被晉升為少將，戴克林與戴克明于1964年一同被晉升為少將，一個家庭里的三個兄弟都成為了新中國的開國少將，這件事在國內革命史上算是一段佳話，也讓他們深感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