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內鬼”騙取巨額貸款，計窮勢迫“關系戶”紛紛倒戈……

文│張國康

【舊聞實錄】

上海人民銀行大盜竊犯周劍云

騙用國家資金百余億投機牟利

該犯百般狡賴抗拒坦白已逮捕法辦

本報訊：二月十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上被逮捕法辦的大貪污分子周劍云,是資產階級“派進來”的一個“坐探”。

周劍云原系偽浙江省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一貫投機倒把，為非作惡。解放后被留用，但他并沒有改變過去的惡劣行為，而是披著“工人階級”的外衣在為資產階級服務，成為資產階級在國家機關中的“代理人”，膽大妄為地向人民進行了一連串的猖狂進攻。

——1952年3月7日《解放日報》

戰爭硝煙剛剛散去，空氣仿佛還在燃燒。1952年，《解放日報》的這篇報道義憤填膺，充滿了對破壞新生活、新秩序的無比憤怒。濃濃的“火藥味”，讓人感受到了新政權的鐵腕。

70多年后的今天，電視上放的是“永遠在路上”和“打鐵還需自身硬”這般宣傳反腐倡廉的紀錄片。一匹又一匹“大老虎”接連落馬，哪怕曾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不例外。十八大以來，未曾間斷的“打虎記”充分彰顯了黨中央對于反腐倡廉的決心。那數十年前，共和國剛成立時的情況又是如何的？

新中國剛剛成立，黨就發動和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一場歷時經年的“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報章之上，每天歷數大小老虎落網，貪腐之輩惶惶不可終日。誠然，運動中產生的擴大化和逼供信的現象令人惋惜，但“三反”運動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強化了工商業者的守法教育，挽救了一批國家干部，功不可沒。

上海，工商業重鎮，銀行，錢財云集之處，我們何不從幾則舊聞中遠望當年往事，抑或可以窺斑見豹。

01

反貪污：一只大鱷的下場

《解放日報》關于“人民銀行大盜竊犯周劍云”的報道

老銀行們還能記起周劍云這個名字么？在三反“打虎”運動中，他無疑是一只“大老虎”，在當年的銀行業，應該無人不曉。費解的是，為何說周劍云是資產階級的“坐探”？原來坐探一詞，源于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李富春當年提出的判定“大老虎”的六條標準，其中便將“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一億以上者”定為“坐探”。

周劍云，先后擔任人民銀行成都路辦事處和貴州路辦事處的主任，而后被調入上海分行。以他的資歷和經歷，應該是一把業務好手，這也為他利用職務之便自肥提供了便利：他盜取國家機密，勾結奸商騙取銀行巨額貸款，作為盜公肥私，投機牟利的工具；他利用職務之便介紹放款戶，違反政策制度，為這些“關系戶”貸款。在市場銀根收緊時，他慫恿這些奸商到銀行搶貸，以種種理由隱瞞真相，取得上級領導的信任；當他的“關系戶”無法歸還貸款時，周劍云不擇手段，慷慨提供幫助，千方百計為奸商們騙取貸款轉期，甚至用未成交的假訂單作為抵押騙取貸款。在他調入分行后，以為“權利大了、機會多了”，變本加厲，犯罪手段更加肆無忌憚，將自己的權利范圍向全市擴張，橫浜橋、大世界、南京西路、北站等辦事處，處處留下他罪惡的印記。

騙取國家資金百余億，不要說周劍云，即便是共和國的有功之臣，也難免一死。那一年，被稱作“新中國第一大案”的劉青云、張子善貪污案的審判，引起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關注。

1952年2月，河北省人民法院組織的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大會現場

劉青山，張子善，1930年代入黨，解放后成為共和國的封疆大吏，官至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和天津地委書記。在擔任天津地區領導期間，他們以各種名目貪污盜竊各種專款，騙取銀行貸款從事非法經營，貪污額分別達1.84億元和1.94億元（舊幣）。事發后，毛澤東嚴詞拒絕了為他們說情的人，親筆批示判處二人死刑。他說，只有處決他們，才有可能挽救二十、二百、二千個干部。

人民銀行的揭發檢舉大會上，周劍云落網，或許還有很多人被檢舉或自首。據報道，在三反運動中，人民銀行系統有將近三千人先后坦白交待了貪污罪行。常言道，堡壘要從內部攻破，惶惶不可終日的周劍云，也曾負隅頑抗，與他的合作伙伴們暗相溝通，訂立攻守同盟，不過在強大的攻勢之下，那些昔日的利益共享者紛紛倒戈，使他這只大鱷終究原形畢露。這正是：三反舊案猶在，警鐘尚須長鳴。

02

反浪費：一次調查的結果

《解放日報》關于“人民銀行印刷品浪費現象驚人”的報道

1950年代，在廢墟上崛起的共和國百廢待興，中央專門成立了節約檢查委員會其中就有，人民銀行總行視察團到河南視察工作時，河南省分行動用招待費達2.5億元（舊幣）。可見，曾經司空見慣的高額“接待費”現象由來已久。

解放日報的一則新聞標題同樣頗具震撼力：《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印刷品浪費現象驚人，損失及呆滯資金四億八千萬元，分行管理部門存在著嚴重的文牘主義》。報道說，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總務室進行的一次大檢查發現，該行在印刷品方面的浪費現象極為嚴重。各部門申請印刷的表單，事前不作準確估算，因格式變更而作廢的比比皆是。就此一項，致使貨幣管理室損失六千萬元，第三營業部損失一千五百萬元，私人業務室損失八百萬元，儲蓄部損失二百萬元（均為舊幣）。各位看官，雖然，按今天的標準，也就幾百上千而已，但在1950年代，這無疑是令人驚詫的巨款。印刷品的浪費還體現在沒完沒了的文件上。上海分行提出的“反對文牘主義”的口號時過經年，文牘主義仍然充徹各部門之間。何謂文牘主義？文牘主義是一種用作為管理手段的文牘案卷掩飾工作本身，惟程式化、形式化文書表格為上，不務實際、不求實效的管理作風。該行愛國勞動競賽委員會“工作效率組”調查分析了各管理部門1950年1至9月的共969件通函內容，判定其中有42件犯了嚴重的文牘主義。比如，分行儲蓄部在短短兩個月中，就“連環獎”的問題連發了六個通告，且大多是技術性的問題。公庫部發出“勞動保險金滯納金計算辦法”后的第二天，又發了“滯納金計算務求正確”的通函。

此后兩個月內，該部門就這一問題總共發了11個通函。由于各部門分工不明，互相推諉踢皮球，造成公文滿天飛現象比比皆是。即使一個公文蓋滿了公章，問題卻仍然得不到解決。這種習慣于事無巨細濫發文件的作風，和我們后來經常見到的“關于某某的補充通知”、“關于某某補充通知的補充通知”一樣，令人啼笑皆非。

這個“工作效率組”調查結果令人警醒，而今，文牘主義是已然絕跡，還是正在頑強延續。看看我們身邊那些年年套用、滿紙陳詞濫調的工作總結、業績報告，為敷衍學位職稱東拼西湊的論文著作，以及司空見慣、層層轉發再轉發的文件，答案不難得出。

這正是：舊事重提應記取，溫故知新益自省。

03

反官僚：一封來信的力量

1950年，毛澤東給中共松江省委的題詞

如果說，文牘主義本身就是官僚主義的一種體現，那么，對民生問題的漠然是更加讓群眾難以忍受的官僚作風。

官僚主義，是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獨斷專行，做官當老爺的領導作風。毛澤東同志對于官僚主義的表現有二十種描述，其中之一就是官氣熏天，不可向邇；唯我獨尊，使人望而生畏；頤指氣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風粗暴，動輒破口罵人。

三反來襲，大勢所趨，每天報章上大量的“反面教材”勢不可擋。這大概也是新中國成立至今，新聞媒體發揮輿論監督，揭露丑惡現象最多，最為大膽，最為精彩的時期。在那樣的大風浪中，大概沒有人能阻擋輿論的批評，“媒體維護”大概只能偃旗息鼓。

一個支行的副行長，當然無法阻擋輿論的譴責，解放日報的標題中便毫不留情地點了他的名字：《中國人民銀行啟東支行副行長施杰，非法解雇懷孕女工并有壓制批評行為，有關方面應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并予適當處理》。

《解放日報》關于“人民銀行副行長非法解雇懷孕女工”的報道

這是一封讀者來信，寫信的或許就是該行的員工。一個員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開炮，并向上海的黨報寫信投訴，這一定是“三反”運動廣開了言路，讓百姓們看到了共產黨決心改善黨風政風的決心。他在寫給編輯的信中反映了這樣的事實：身為一行副行長的施杰，不關心群眾生活，違反工會法，解雇了懷孕女工范本琴，致使另一位懷孕女工因害怕被解雇而忍痛服藥打胎并堅持工作。“三反”開始后，群眾反應強烈，但是行長大人并沒有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竟然借口不懂工會法敷衍。此事惹惱了一個叫做朱錦朝的職工，他將此事寫信給蘇北日報反映，蘇北日報回信給該行核實情況，副行長大人閱信大怒，將朱錦朝狠狠臭罵一頓，說他沒有組織觀念，出風頭，打擊領導。想不到一個朱錦朝罵下去了，又冒出個叫顧堅的。他直接給黨報寫信，反映施杰作為黨的領導干部，壓制批評，無視工會法，無視黨中央倡導的，在報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要求黨組織對他進行嚴厲批評并予以適當處理。

員工批評領導，并非膽大妄為，而是因為當年在報刊上對領導干部進行公開批評已經蔚然成風，更是源于1950年代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中的明確規定，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

副行長大人后來是否被“適當處理”了，不得而知，但公開批評顯示了輿論的力量，顯示了共產黨的自信，這是毋庸置疑的。

這正是：輿論滔滔不可阻，黨風切切總關情。

往事已然隨風而去，透過泛黃的舊報紙，我們仿佛看到了那次“洗清舊社會遺留污毒的偉大群眾運動”的歷歷場景。或許，它能為當今“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提供些許經驗，以及教訓。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