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大餅的終極結果就是沙塵暴

文｜西坡

讀到一篇很值得深思的文章。

寫曾國藩的書和文章多如牛毛，有真知灼見的很少。這篇另辟蹊徑，談的是曾國藩去世一百多年來，他在中國社會的形象變化。曾國藩只有一個，時而被推為圣人，時而被貶為元兇。仔細琢磨琢磨這背后的社會心理，和真實的曾國藩一樣有意思，可能更有意思。

一些詛咒我們的深層困局，或許可以從這里邊找到答案。

允許我搬運一下那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和精彩論述，方便展開我自己的感想，還是建議大家去讀原文，自己想一想。

一、“功臣”

曾國藩創立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挽救了大廈將傾的清政府。因此，清政府對其評價甚高，在其去世時諭稱“東南底定，厥功最多”，“老成碩望，實為股肱心膂之臣”，追贈太傅，謚號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被朝廷蓋棺定論為“功臣”。

曾國藩的功臣形象，迎合了同治、光緒兩朝頌揚“中興之業”的需要。此外，曾國藩的親朋僚友、門生故吏組成嚴密的關系網和輿論網，牢牢把控對曾國藩的評價。當有不佳評論出現時，他們都會予以及時糾正，甚至集體批判。

二、“漢奸”

曾國藩評價發生變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戊戌變法時期。譚嗣同認為太平軍起義具有一定正當性，源于清朝“政法之不善”，太平軍“苦于君官，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批判湘軍“乘勢淫擄焚掠”的暴行，“不以為罪，反以為功”。

這在當時不是主流，直到幾年后辛亥革命思潮興起時，由于革命需要，曾國藩不再是“功臣”，成了替滿人賣命的“漢奸”。陳天華在《警世鐘》說道：“恨的是曾國藩，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不曉得替中國爭權利。”有些辛亥革命黨人以太平軍自比，孫中山就曾自稱“洪秀全第二”。

如此一來，曾國藩從“忠良名臣”的高位上被推到“漢奸元兇”的谷底。

三、“傳統文化的典范”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在政治上曾國藩的形象又被高抬起來。國民黨由之前的“破壞者”變成了“建設者”，由“革命者”變成了“執政者”，不再把自己當成洪秀全的繼承者，轉而認同作為秩序的捍衛者和維護者的曾國藩。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興起了文化保守主義之風，大力提振中華傳統文化，一是為了改善國民性，而是為了抵制外來文化。于是曾國藩被當作是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典范人物。“文正之榮，亦中國文化之榮也”。

蔣介石對曾國藩極為欽慕，不僅個人仿效曾國藩的日課堅持寫日記，而且在公開演講中時常引述曾國藩的話語，頌揚曾國藩的精神與事跡。

這個時候曾國藩不再是“漢奸”，反而成了“革命先驅”，論證如下：“湘軍崛起后，取滿清實權而代之，撤退之湘軍，大部分加入哥老會，從事革命運動，是皆與曾氏有直接關系也。雖未昌言排滿，而以其事衡之，始終具有民族思想，則亦不容抹煞也。”

四、“劊子手”

1949年前后，曾國藩的形象又從正面轉向負面。國民黨把曾國藩捧起來，另一方就要對他進行抨擊，借批“曾”來批“蔣”。影響力最大的是范文瀾于1944年7月發表的長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曾國藩形象被定格為“漢奸”“劊子手”“賣國賊”“軍閥祖宗”等。

1965年的《辭海》寫道，曾國藩“以封建地主的衛道者自居，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動人物的典型”。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曾國藩也逐漸不再被人關注，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只有五種著作出版，論調也都是全盤否定。

五、“成功大師”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國藩又回到了大眾視野中，對他的研究、閱讀和評說越來越多，掀起了“曾國藩熱”。對這一時期曾國藩形象影響最大的，是唐浩明出版的歷史小說《曾國藩》。唐浩明本著遵循歷史本來面目和人性基本邏輯，還原了“真實”曾國藩，著重表現其儒學精神，將他塑造成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典范”“封建社會末期統治階級內部最后一個道德完人”。

唐浩明書寫《曾國藩》的做法具有開創性，回避對其政治定性，變政治批判為純文化創作。后來很多曾國藩傳記沿著唐浩明的思路，基本上對曾國藩進行肯定。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曾國藩“完人”“圣賢”的刻板印象。

“曾國藩熱”經久不衰。曾國藩的形象被更多地塑造為“成功者”“成事者”“成功學大師”等；此標簽下的細分形象還有擅長權勢的厚黑學大師、左右逢源的情商高手、善于彌縫的文案大師，以及管理高手、家庭教育專家、相面者、善用人者等等，總之在各行各業都能成功的人。

以上就是曾國藩先后擁有的五種形象，在好人與壞人、“圣賢”和“元兇”之間來回顛倒。

我們難免好奇，曾國藩的形象會不會繼續變化？鞠海在文章后面寫道：

“由于晚清民國時期已經對曾國藩等中興之臣進行了充分討論，20世紀90年代至今天這一時期的曾國藩形象并未有太多新突破，現在關于曾國藩的評價幾乎都可以在晚清民國時期找到源頭，只不過某些形象通過現代大眾傳媒、互聯網科技等手段，在迎合當下社會心態的基礎上進行了放大。其正面形象被放大到’成功學大師’的同時，某些負面形象如漢奸、劊子手、賣國賊等也沒有消失，依然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目前對曾國藩的評價仍然呈兩極分化態勢，正如章太炎所言“譽之則為圣賢、讞之則為元兇”，于是“半個圣人”的論斷就產生了。”

從寫作者的角度，我首先感到一絲悲哀。

一百多年過去，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從青絲變白發，幾十幾百萬本圖書從木材變成紙張又從紙張變成紙漿，無數的網絡鏈接、網絡視頻在億萬人眼前飄過又歸于沉寂，但是對曾國藩的研究和討論，卻沒有實質性的推進。翻大餅而已。很可能后面的討論還不如最開始的鮮活、深入。

曾國藩到底是怎樣的人，這是一回事。我們社會究竟如何看待曾國藩，這是另外一回事。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更關乎我們的生存品質，因為它顯示了文化土壤的厚薄。

曾國藩只是一個例子，在曾國藩身上翻過的大餅，也在許多其他名人翻著，不光是名人，還有歷史事件、思潮、觀念等等。有多少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事物本身，又有多少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自己內心的投射？

這種翻大餅，不正是我們在許多領域始終無改進的原因嗎？知識沒有進步，只是隨著風向而搖擺，過程中只會不斷衰減。

其實從曾國藩一開始被蓋棺定論為“功臣”，他那些有權有勢的親朋僚友、門生故吏不許別人批評開始，翻大餅的進程就已經開始了。

大餅始終有兩面，每次只吃自己受用的一面，得勢的一方堅決不允許別人提起大餅還有另外一面。而這一面總有壓不住陣腳的時候，另一面翻出來，另外一批人開始狂啃，吃相其實和前一批人是差不多的，他們同樣禁止別人提起大餅有兩面。

神化和妖魔化，為尊者諱和踩上一萬只臭腳，就是吃大餅的兩種姿勢。對某些對象進行神化的，也會下意識妖魔化另外一些對象。

而真正的理解，只有在同時接受大餅有兩個面的時候才會開始，不是虛與委蛇的接受，而是真正持守一種價值和方法，看見人、事、物的復雜性，不以自己的喜好和得失去逆推全世界。以此為標準，去厘清我們的知識系統，才能知道我們擁有多少知識多少偏見。

很多知道公共治理上的翻大餅，卻少有人察覺群體心態的翻大餅，它們是相互生成的。要擺脫這種循環，首先要理解“反動”的價值。如果自己在打順風球，也要允許別人打逆風球。如果自己在打逆風球，要記著“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如果一個社會在諸多領域總是在翻大餅，造神復毀神，那么終極結果就是沙塵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