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漏洞合理避稅超80億？美國的遺產稅，成富豪眼中最大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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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偉達CEO黃仁勛僅憑一套信托組合，就合法規避了80億美元遺產稅，這一數字相當于部分中等國家的年度財政收入。

作為旨在遏制財富集中的“反貴族法案”，美國遺產稅為何淪為超級富豪的“避稅盾牌”？復雜的信托工具如何成為特權階層的財富轉移捷徑？這場避稅迷局背后，藏著怎樣的制度漏洞與輿論操縱？

黃仁勛的三重避稅工具箱

黃仁勛的80億避稅并非偶然，而是一套經過精密設計的組合策略，核心依賴三類信托工具的協同運作。

2016年，他與妻子將300萬股英偉達股票（當時價值約1億美元）注入“授予人保留年金信托”（GRAT），受益人設為子女。

按照規則，子女僅需在協議期內償還1億美元本金及少量利息，而隨著英偉達股價飆升，這些股票如今價值已超150億美元，增值的149億美元無需繳納任何遺產稅或贈與稅，僅此一項就避稅60億美元。

在此基礎上，他通過“故意缺陷授予人信托”（IDGT）額外避稅10億美元，再借助“捐贈者建議基金”完成另一筆10億美元的避稅操作，三種工具形成閉環，最終實現80億美元的總避稅額。

這些操作的核心漏洞在于，稅務律師可將GRAT設計為“零值信托”，讓資產價值與償還金額在賬面上相互抵消，使財富轉移不被認定為“贈與”，從而完全規避最高40%的稅率。

對普通民眾而言，這類操作不僅門檻極高（需承擔巨額律師、會計師費用），更缺乏相應的財富規模支撐，成為超級富豪專屬的“特權游戲”。

遺產稅弱化與避稅常態化

黃仁勛的案例并非個例，而是美國遺產稅制度持續弱化下的普遍現象，1916年遺產稅設立之初，核心目標是遏制“第一次鍍金時代”的財富集中，防止美國陷入寡頭統治。

但近幾十年來，這套制度不斷被削弱：2017年特朗普稅改將個人終身豁免額度從約700萬美元翻倍至1399萬美元，夫妻共同財產的豁免額度更是高達2800萬美元，而美國家庭平均繼承額僅為4.62萬美元。

這意味著99.9%的民眾無需繳納遺產稅，遺產稅徹底淪為“超級富豪稅”，更嚴峻的是，避稅已從“激進操作”變成富豪圈的“基礎規劃”，公共誠信中心數據顯示，100位最富有的美國人中，超50%使用GRAT等類似策略。

財富集中的趨勢愈發明顯：樂施會統計，36%的億萬富翁財富來自繼承；2024年《福布斯》最年輕億萬富翁榜單上，所有上榜者的財富均為繼承所得，遺產稅的弱化正在加速“財富代際固化”，推動寡頭統治的形成。

“死亡稅”謊言與輿論操縱

超級富豪的避稅特權之所以能持續，離不開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操縱運動，支持廢除遺產稅的陣營將其重新包裝為“死亡稅”，通過“政府連人死后都要征稅”的話術制造道德反感，混淆公眾認知。

他們大肆宣揚“遺產稅傷害農民和家族企業”，但調查記者在農業帶實地探訪后發現，根本沒有農民因遺產稅失去農場，2022年美國320萬人去世，僅產生3170份應稅遺產，占比僅0.1%，所謂“傷害普通家庭”純屬無稽之談。

這場“混淆宣傳運動”背后，是美國最富有家族的資金支持，他們的真實目的，是徹底廢除遺產稅，實現財富無成本代際傳遞。

當金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遺產稅這一聯邦層面唯一針對繼承財富的稅種，逐漸淪為特權階層的“眼中釘”，而普通民眾卻在虛假宣傳中，成為廢除遺產稅的“支持者”，最終承擔稅收負擔轉移的后果。

“繼承稅”替代方案的公平救贖

要破解遺產稅困局，“繼承稅替代遺產稅”的提案給出了可行方向，該方案的核心邏輯是將征稅焦點從“遺產轉移方”轉向“遺產受益方”，無論財富通過信托、贈與還是直接繼承獲得，只要成為受益人的“收入”，就必須依法納稅，從根源上封堵GRAT等工具的避稅空間。

具體來看，提案將終身豁免額度降至100萬美元，對超出部分按收入梯度征稅并加征附加稅，同時明確禁止“零值GRAT”等漏洞操作。

與現行制度相比，這一方案更具累進性：財富越多的受益人繳稅越多，避免了“轉移方免稅、受益方無責”的不合理性；操作也更簡單透明，大幅降低避稅空間。

其本質是回歸遺產稅的初衷，讓繼承巨額財富的人承擔相應稅負，避免“出生即中彩票”的特權，維護“勤勞致富”的社會共識。

公平稅制是社會正義的基石

黃仁勛的80億避稅案，暴露的不僅是美國制度的漏洞，更是美國社會公平的失衡，超級富豪通過復雜工具逃避應盡的稅賦，而普通民眾卻必須要為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買單；當遺產稅從“反貴族法案”淪為“避稅盾牌”，財富集中與權力固化就會愈演愈烈。

遺產稅之爭，終究是公平與特權之間的博弈，“繼承稅”提案的價值，不僅在于封堵避稅漏洞，更在于重建稅制的公平內核，讓財富傳承回歸合理的邊界，讓每個人的成功更多依賴個人奮斗而非家庭背景。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讓繼承財富凌駕于勞動價值之上，而公平的稅制，正是守護這份正義的重要基石，唯有如此，才能遏制寡頭統治的蔓延，讓社會保持活力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