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日本這個民族的獸性，這是刻在他們基因里的東西

1939年冬天，吉林省檔案館的檔案員在整理關東憲兵隊遺留的文件時，那手指總不自覺發顫。有些紙頁邊緣焦黑，是日軍投降前焚燒罪證時遺留下來的殘片。翻到一份《郵政檢閱月報》，里面夾著日本士兵的家書，信里得意地寫道用刺刀捅中國平民肚子像切熟透的西瓜，信末還補寫“心情真好”

日軍的暴行被當作趣事來談論，這反而成了他們殘暴的慣常模樣

記得有學者研究指出，日本軍隊里等級森嚴如同變態一般，軍官會隨手扇士兵耳光，老兵能逼迫新兵喝涮鍋水，這“壓迫轉嫁”的鏈條最后需找尋出口，那么中國百姓便成了最底層的發泄目標。1938年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湖南常德親眼目睹，日本兵搶完糧食偏要朝米缸里大小便，好似頑童踩碎螞蟻窩相關的情況，要的根本不是實際利益，而是“我能決定你生死”的快感。

更為令人毛骨悚然的系統性殘忍是存在著的。吉林省檔案館中存有《特別移送檔案》，該檔案記錄了731部隊將活人稱作“原木”的事情。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時候，受害者被故意脫光衣服去測試凍傷情況，然后用木棍敲擊發黑的肢體，聽冰碴子碎裂的聲響。有一個原隊員晚年回憶解剖現場時稱人還是溫熱的并且還有血噴出來，但是這群披著人皮的魔鬼下班后還能夠圍著爐子演唱故鄉民謠。

從這兒來看，獸性背后是完全的“非人化”操作。日軍將中國人稱作“強克玀”（豬玀），在殺害俘虜的時候還會調侃稱豬比中國人的性命更具價值且還能夠食用，仿佛先把對方貶低成為牲口，自己的暴行就變得合理。南京大屠殺期間兩名軍官開展“百人斬競賽”，日本國內的報紙竟然將其當作英雄事跡進行連載，之后在東京審判的時候，其中一人的女兒還狡辯稱父親僅僅是遵守上級的命令

那命令真能解釋所有？倒覺得并不完全是。日本文化里的恥感特點，或許起到了推動作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指出，日本人看重的是壞事被揭穿而非壞事本身，所以屠殺時要是有歐美記者在場，日軍會趕忙掩埋尸體，可一旦確定沒有外界眼光，刺刀就會毫不猶豫地挑起飛奔的兒童

倒是想到一個細節，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到，日本被鄰國視為“小人”并非誤解，由于其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精神，易陷入集體狂熱，二戰時期整個國家教育每一位國民為了日本以及天皇隨時準備犧牲一切，送軍人出征時全村高高興興地覺得特別光榮

從“集團主義”的扭曲力量中能夠看出狂熱是如何滋生獸性的。日軍士兵在家鄉的時候可能是孝順的兒子、溫和的鄰居，可是一旦穿上軍裝融入集體，殘暴被合理化了。一位侵華老兵晚年懺悔說當時根本就沒把中國人當做人，覺得如同屠宰豬羊一般

戰時，日本皇室成員三笠宮知道南京大屠殺情況后撰寫文章予以譴責，結果被禁發。戰后公開講話的時候，右翼分子還闖入其住所進行威脅。他作為“御弟”都無法自由言說真相，那么普通人所面臨的壓力也就清晰可見了

某種系統性價值扭曲致使獸性根源并非存在于個體，日本文化里“建前”與“本音”的分裂，使得暴行在“為國奉獻”的包裝下變得崇高，到如今日本有些教科書還將“入侵中國”改為“進入中國”，把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稱作“南京事件”

最讓人驚心的并非歷史上的暴行本身，而是后世對其的態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猶太紀念碑前下跪，日本政客年年前往參拜靖國神社。一位德國知識分子尖銳指出我們德國人實事求是地承認侵略歷史，日本人拿“東洋文明”當作借口不認錯，此乃軍國主義思想的延續

話又說回來，追究獸性并非是為了延續仇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生前常言銘記歷史并非是要記恨，可隨后她總會苦笑著表示他們連銘記都不愿意

比暴行更為可怕的是忘卻暴行的能力。美軍將731部隊凍傷實驗的數據用于冷戰研究，“慰安婦”制度被如同商業行為一般輕易帶過，日本右翼政客每年都去參拜靖國神社，獸性真的消失了？或許它只是換了一種形態，依舊潛藏在人類文明的暗處

去年于爾濱的731遺址紀念館內，見一堵墻嵌入眾多玻璃罐，每個罐中裝著當年受害者遇難時褐紅的土，導游輕聲言說那顏色是血浸透的，七十余年未曾退去

反倒覺得，人會遺忘的事情，土壤能夠始終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