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一個王朝比作一個人,那么建國76年時,它正步入怎樣的年華?
對于大漢王朝而言,答案是:它正步入一個血氣方剛、揮斥方遒的黃金時代。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即位稱帝,開創大漢王朝。大漢建國76年,便是公元前126年。此時,大漢的掌舵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開拓精神的皇帝之一——漢武帝劉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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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一個尋常的年份,而是一個歷史巨變的臨界點。
當初,大漢建立的時候,天下還未完全統一。雖然劉邦在群雄的擁戴下消滅了項羽,但是彼時漢帝國屬于皇帝和諸侯王共治的時期,而且那時的諸侯王還都是異姓功臣。
在費盡心機開始翦除異姓王后,劉邦又遇上一個難題,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此時,匈奴早已不是戰國和秦朝時的分散部落聯盟,而是一個上下有序、武德充沛的草原帝國。
公元前200年,作為大漢開國皇帝的劉邦被匈奴人的“秦始皇”冒頓單于圍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最終狼狽撤回長安。這也成為了漢朝初期向匈奴和親的濫觴。
一直到劉邦駕崩,異姓王換成了同姓王,諸侯王也還是漢帝國的一大絆腳石。他們在自己的封國里各行其是,朝廷的政令很難對他們產生影響,中央的權力也始終受到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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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更是欲求不滿,即使有“和親”政策,仍然會不時攻破漢朝邊境線,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自此以后直到公元前126年,此時在位的漢武帝同樣和先祖一樣,仍深刻地體會著來自匈奴和諸侯王的壓力。
大漢在開國以來,國力就始終不夠強大。面對諸侯王和匈奴兩大難題,漢朝政府只能選擇韜光養晦,積攢國力。自漢惠帝開始,一直到呂后攝政再到文景二帝,大漢的前76年始終是一個“攢錢、攢糧、攢人口、攢裝備”的過程。
就像一個人,童年和青年時期在默默積蓄能量,鍛煉筋骨,只待一場成年禮的爆發。
到了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41年登基的漢武帝在位已15年。這個76歲的王朝,展現出的完全是盛年氣象。
漢武帝的祖父和父親雖然沒有解決匈奴的難題,但是經過文景之治后,漢武帝擁有的是一個超級富有的中央財政以及充足的帝國兵源。
在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后,諸侯王的勢力也遭到了極大削弱,這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堅實基礎。
就在幾年前的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武帝發動了“馬邑之謀”,標志著對匈奴戰略反擊的序幕拉開。從此之后,漢帝國拋棄了多年來屈辱的“和親”政策,轉向對匈奴的戰略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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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可往,我亦可往!”
在大漢和匈奴的幾千里邊境線上,激烈的戰役在不斷開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舉兵南下直指上谷郡,殺害官吏、搶掠百姓。漢武帝決心反擊,他任命了初出茅廬的衛青為車騎將軍,同李廣、公孫敖、公孫賀兵分四路,每人各率一萬騎兵,一起迎擊匈奴。
從上谷出發,衛青一路追擊匈奴兵深入草原,最終打到了匈奴人的祭祀圣地龍城,斬首和俘虜匈奴七百多人得勝而還,狠狠打擊了匈奴的囂張氣焰。
雖然剿滅的敵軍不多,但這是漢朝對匈作戰的首次勝利,意義重大。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率大軍繞至匈奴后方,西經高闕、隴西,剿滅匈奴樓煩王和白羊王,重新奪取了河套地區,漢武帝在此地設置朔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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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漢立國76年往后,衛青、霍去病等一代戰神率領大漢鐵騎,深入草原和大漠,打響一場場載入史冊的戰役。
漠南之戰、河西之戰、漠北之戰!大漢在憤怒的反擊中宣泄著多年來的忍受的屈辱,徹底打斷了匈奴人的國運,扭轉了漢匈之間的攻守之勢。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歷史豪情,正源于這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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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垮匈奴后,借著張騫開辟的絲綢之路,漢朝的國際視野前所未有的開闊,勢力范圍跨過河西走廊,遠達西方世界。在南方,帝國的軍隊正征服東甌、閩越、南越、西南夷等;在東北,兵鋒直指衛氏朝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公元前126年的大漢,是一個充滿自信、銳意進取的超級大國。它不再滿足于內部的富足,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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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的76年,是在長期積蓄后,以強大的國力為后盾,主動出擊,開拓生存空間,奠定歷史地位的輝煌時代。
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物質的積累,更需要精神的勃發與信念的強大。
那份深植于民族血脈中的開拓精神、堅韌自信與宏大歷史格局,至今依然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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