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玩砸了

近日，美國人事管理局局長斯科特·庫珀表示，由特朗普上任首日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已“不再存在”。這個被特朗普政府視為“打破官僚主義的手術刀”的臨時機構，在距離2026年7月4日法定解散日尚有八個月時悄然退場，其核心職能被人事管理局全面接管。

從成立時的高調造勢到解散時的倉促收場，DOGE的短暫生命周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和矛盾疊加的必然結果，深刻折射出美國政治體制下激進行政改革的現實困境。

當地時間2025年5月30日，美國華盛頓，特朗普（右）與馬斯克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講話。圖/視覺中國

合法性授權的先天缺陷

從誕生之初起，DOGE的命運就埋下隱患，其設立缺乏堅實的法律根基與清晰的權力邊界。特朗普僅憑一道行政令便組建了DOGE，將其定位為總統行政辦公室下屬的臨時顧問委員會，而非經國會立法設立的正式聯邦機構。這種運作方式并非特朗普首創，但關鍵問題在于DOGE被賦予了“拆解官僚機構、削減冗余開支、重組聯邦機構”的宏大使命，由此獲得了大量游走在合法性邊緣的重要授權，包括審查聯邦核心部門預算合同、干預人事任免、接入敏感數據和系統網絡、接管支付系統甚至取消國會批準項目撥款等。

這種“越界式授權”打破了美國聯邦政府長期形成的權力制衡格局，引發大量法律爭議乃至訴訟。盡管這種“行政主導”的模式有助于特朗普重構官僚體系特別是打擊“深層政府”的嘗試，但也產生了系統性的合法性危機。

作為臨時機構，DOGE既無長期運作的制度保障，也缺乏獨立的執法權限，其政策推行完全依靠總統行政令背書，缺乏外在監督和約束機制。當2025年9月聯邦法官裁定其公務員優化計劃違反《聯邦雇員權利保障法》后，DOGE的多項裁員與預算削減政策便瞬間失去法律基礎，凸顯其改革先天的脆弱性。

企業化治理的水土不服

特朗普選定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與企業家維韋克?拉馬斯瓦米作為DOGE的領導團隊，這體現了其一貫的“企業家治國”理念，即借助企業家在成本控制和效率最大化上的核心優勢，推動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改頭換面。

然而，特朗普對政府治理專業性的漠視，導致改革從一開始便陷入混亂。在DOGE成立當天，拉馬斯瓦米就突然退出，據傳因其與馬斯克存在政策理念上的分歧。而馬斯克任“特殊政府雇員”僅四個月后就離職，導致DOGE失去最為重要的主心骨。更關鍵的是，馬斯克離任后與特朗普因《大而美法案》公開決裂，使DOGE核心團隊開始出走，改革動力逐漸消失殆盡。

這一系列變故的背后，在于馬斯克實際執掌DOGE期間推動的大刀闊斧改革，以“提升效率、削減開支”為核心使命，但激進運作模式與盲目改革邏輯，導致目標與成效嚴重脫節，違背了“機構精簡需基于職能優化、預算控制需兼顧公共服務質量”的政府治理基本規律，使其成為眾矢之的。

例如，DOGE推出“買斷計劃”鼓勵聯邦雇員主動離職，累計推動15.4萬聯邦雇員離崗，引發80年來最大規模的公務員離職潮。然而，盲目裁員引發了人才斷層與服務癱瘓，直接抵消了所謂“效率提升”。

馬斯克還要求所有聯邦雇員每周提交工作匯報，否則面臨解雇。這一做法引發國務院、聯邦調查局等部門的集體抵制，最終白宮不得不做出妥協，將有關權限交還給各部門負責人。

此外，截至2025年10月，DOGE官網宣稱其改革措施為聯邦政府節省開支約2140億美元，相當于為每個納稅人節省約1329美元。但其計算方式受到外界質疑：一是將未執行合同的理論金額計算在內，如得克薩斯州移民兒童安置合同，所謂節省的29億美元中有27.5億美元是2028年合同到期前的未支出金額；二是存在數據錯誤；三是存在跨財年的重復計算；四是沒有披露全部賬目。實際上，改革還因人員流失、公共服務中斷、法律訴訟等新增了大量成本。據非營利組織“公共服務伙伴”估計，考慮到解雇、重新招聘和讓員工帶薪休假等全部流程，總成本可能高達1350億美元，與其“降本增效”的核心目標背道而馳。

政治利益博弈的殘酷現實

DOGE所推行的改革，本質是對美國現有利益格局的劇烈重構，必然遭遇來自各方的系統性抵制。而高度極化的政治生態，也從根本上預示了其注定難以成功。在行政部門內部，部分機構采取“軟抵抗”策略，通過合規審查、程序拖延消解改革力度。教育部游說保留關鍵采購合同，環保署延遲提交改革方案，十余個部門集體抵制提交“冗余崗位清單”，FBI等機構直接無視其“周報通牒”，這種內部消耗使其政策落地率極低。在國會，民主黨人發起各項監督甚至撤銷DOGE的議案，要求限制其權力并加強國會審查，直指其挑戰立法機關的財政控制權。

更突出的博弈焦點，正在于馬斯克本人。

其一，作為特朗普頗為看重的改革先鋒，馬斯克政治地位的快速上升引發共和黨內的反彈，包括反科技巨頭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被特朗普封官許愿的既得利益派、受改革沖擊較大的利益集團以及對馬斯克張揚作風不滿的傳統保守派。這些力量或明或暗地阻礙DOGE改革的推進，并力圖在特朗普和馬斯克之間制造嫌隙，最終成功迫使馬斯克退出政府。

其二，作為特斯拉和SpaceX的創始人，馬斯克的旗下企業與聯邦政府存在大量商業合同，其“改革者”與“利益相關方”的雙重身份從一開始就引發廣泛質疑。盡管特朗普給馬斯克背書，但爭議持續發酵，不斷侵蝕DOGE的公眾信任度，也使馬斯克的企業受到顯著沖擊。這一系列沖突使馬斯克成為決定DOGE成敗的關鍵人物，在其退出政府的那一刻起，DOGE的失敗就已經不可避免。

DOGE的提前退場，與其說是一個部門的失敗，不如說是美國政治體制下激進改革的必然結局。特朗普政府試圖以企業化的效率邏輯替代政府的公共邏輯，以行政命令的強制力突破制度制衡，以激進削減替代精準治理，最終卻在合法性缺失、治理失序、政策反噬與政治博弈的多重壓力下推行了一場失敗的實驗。美國聯邦政府的低效問題由來已久，根植于其復雜的權力結構與利益格局。DOGE的失敗表明，政府效率的提升不能依賴“休克式療法”，任何缺乏制度根基與廣泛共識的激進改革都注定“曇花一現”。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作者：張騰軍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