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李維漢流放湖北，有人叫囂要讓他永不翻身，毛主席：保留黨籍

“1975年4月12日，李老，請下船了！”衛(wèi)兵一句高聲招呼，把李維漢從昏沉的思緒里拉回現(xiàn)實。他掀開船篷，迎面是湖北江風，帶著濕氣，也帶著陌生。

碼頭上，幾名年輕干部交頭接耳，“聽說這位要被開除黨籍，今后可慘嘍。”話音并不避人，顯然是故意放給他聽的。李維漢沒作聲，心里卻沉甸甸：自己到七十多歲，還要遭此流放，真是想不到。

不過，僅僅兩天后，北京飛來急電——“保留黨籍”。文件落款，毛澤東三字遒勁。荊州小城瞬間安靜，先前那幾位“叫囂者”臉上的得意像被風吹散。有人嘀咕：“還真沒想到，主席還護著他。”

圍觀的群眾看熱鬧，知道內(nèi)情的老同志卻明白，主席這一筆，寫的是信任，也寫的是幾十年的情分。李維漢默默收起電報，深深吸了口氣：“還好，我還是黨的人。”

這份交情，要追溯到1916年。那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剛擴招不久，19歲的李維漢憑借借來的文憑混進課堂，一轉(zhuǎn)身就撞見正在操場領(lǐng)學生跑步的毛澤東。兩人年紀相仿，口音相近，很快談到家鄉(xiāng)米價和讀書救國，算是結(jié)下緣分。

有意思的是，李維漢當時最怕寫毛筆字，偏偏毛澤東寫得一手好字。毛澤東常開玩笑：“字寫不好，一眼就輸了氣勢。”李維漢卻頂嘴：“真理不靠字漂亮。”少年互懟，倒添了幾分親近。

兩年后，新民學會籌劃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把跑腿、籌款全扛在肩頭，李維漢埋頭學法語。1920年3月，他登上去法國的郵輪，對毛澤東說的最后一句是：“法語學成，回來還得干大事。”

巴黎工棚陰冷，伙食糟糕，可李維漢在那里看見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爭論《共產(chǎn)黨宣言》，眼界豁然開朗。他拿到一點生活費，第一時間給毛澤東寄書寄信，成了遠距離“朗讀者”。

1923年春，他回國，經(jīng)毛澤東與蔡和森介紹，由團員轉(zhuǎn)正成為共產(chǎn)黨員。那時的北方正籠罩在軍閥的迷霧里，李維漢卻信心滿滿：“路是曲折的，但總得有人趟。”

隨后京漢鐵路總罷工爆發(fā)，他肩負送經(jīng)費、傳文件的任務(wù)一路南下。長沙自修大學里，他用教務(wù)主任的合法身份掩護革命聯(lián)絡(luò)點。1924年底，毛澤東舊疾復(fù)發(fā)回韶山養(yǎng)病，李維漢專程探望，為他籌到三十銀元藥費。毛澤東笑著說：“你小子手段不少。”

到了八七會議，毛澤東談武裝斗爭時，李維漢坐在臺下聽到入神，心里一個念頭：這人看得比我們遠。遺憾的是，后來的政治風浪中，他一度追隨王明，甚至在羅明“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時沉默。對這段經(jīng)歷，李維漢晚年坦承：“人總會被潮流裹挾，也總得學會回頭。”

遵義會議讓黨撥正了航向，也讓李維漢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戰(zhàn)略眼光。1936年紅軍準備打?qū)幭模珴蓶|找他談話：“你去陜甘，統(tǒng)戰(zhàn)那塊離不開你。”李維漢一句“聽命”就動身。

在延安，他身兼中央黨校校長、陜北公學黨委書記、《共產(chǎn)黨人》主編。事務(wù)繁雜，他直喊吃不消，毛澤東拍拍他肩：“把《共產(chǎn)黨人》辦好，就算完成任務(wù)。”一句話，壓力瞬間減半。

抗戰(zhàn)勝利后，城市工作部（后改統(tǒng)戰(zhàn)部）成立，李維漢成為副部長兼實際負責人。他三天兩頭往重慶、上海跑，各路民主人士誰忙不過來，喊聲“老李”都能得到回應(yīng)。大家背后議論：“這人看著粗獷，其實腦子細得很。”

新中國建立前夕，政協(xié)籌備會需要列出政協(xié)代表名單，三千多人的資料全靠手寫。李維漢拿著成捆的名單在燈下審到凌晨，眼睛都熬紅了，好在提前三天交卷。毛澤東見他黑眼圈深得嚇人，說句：“別累壞了。”李維漢擺擺手：“老革命不怕熬夜。”

然而，1962年的批判來得猝不及防。統(tǒng)戰(zhàn)部被點名“養(yǎng)右傾”，會議一場接一場。那時李維漢躺在上海醫(yī)院做心臟檢查，聽說消息，當即買票返京，要求“面對面挨批”。中央不同意，讓他先把病治好。他只能在病榻寫自我批評，足足兩萬字。

兩年后，第二輪火力更猛，連“支持王明路線”這種陳年舊賬也被翻出。李維漢人在寧夏療養(yǎng)，也被連夜喊回，北京寒風刺骨，他還是硬撐著做了兩次檢查，甚至“承認”一些并未發(fā)生的錯誤。

試想一下，快七十歲的人，一生劫難無數(shù)，卻最怕的還是被開除黨籍。“只要留在黨內(nèi)，就還有機會為組織做事。”這句話，他多次和身邊護士說。

很多旁觀者以為他與毛澤東的友誼破裂，其實主席始終留意老同學的處境。1964年冬，李維漢所有職務(wù)被撤，他從統(tǒng)戰(zhàn)部長變成“待崗人員”。但每到關(guān)鍵節(jié)點，毛澤東都會打聽一句：“維漢還好吧？”

政治風暴擴大，李維漢被關(guān)押八年。老同志鄧小平、陳云私下評議：“不能把老李一腳踢開。”于是便有了1975年湖北流放地那封“保留黨籍”的批示。對李維漢而言，這是救命符，也是沉甸甸的新任務(wù)。

1978年春，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中央宣布為李維漢恢復(fù)名譽。83歲的他回到北京，一頭扎進回憶錄寫作。有人勸他保養(yǎng)身體，他擺手：“我欠歷史一部自述，不寫完睡不安穩(wěn)。”

最讓他糾結(jié)的是：十年動亂為何發(fā)生？組織層面的清理是一回事，理論根源若不搞明白，總會留下隱患。于是他去見鄧小平，當面提出：“得補課。”鄧小平點頭：“慢慢來，別急。”兩個月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一段發(fā)言，就采納了李維漢的建議。

晚年的李維漢，被稱作“老統(tǒng)戰(zhàn)”。1983年中央成立五人小組，研究西北黨史“肅反”問題，他明知身體狀況差，還是挑起擔子。醫(yī)院里，他靠安眠藥熬夜批材料，手寫修改意見，一頁又一頁。護士心疼：“李老，您歇一歇。”他搖頭：“腦子不動，比病痛更可怕。”

1984年春，病情急轉(zhuǎn)直下。他插著氧氣管，讓秘書把回憶錄初稿放在膝上，用顫抖的手勾勾畫畫。6月一個夜晚，他望著窗外微弱燈光，聲音低而堅定：“稿子還差最后兩章，可惜我寫不動了。”

李維漢離世后，未竟的回憶錄在同志們接力下終獲出版。讀者能在字里行間看到那句反復(fù)被他圈出的警示——“歷史不會自動進步，需要人時時警醒。”

不得不說，李維漢的軌跡跌宕，但他從未失去對黨和人民的忠誠。那封“保留黨籍”的批示讓他在湖北江風里立住，也讓后來者明白：歷史對人有誤解，但終究要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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