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印于日元萬元大鈔上、呈現出明治先知莊重模樣的福澤諭吉,若翻閱1885年《時事新報》,這位“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筆下則是另一番景象,其《脫亞論》寫得直白,言日本國土雖處于亞洲但國民精神已脫亞入歐,對待中朝兩國不可因是鄰邦就客氣,需像西洋人那樣對待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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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有人提及,在說這話前兩年,福澤剛在報紙上登了一幅《支那帝國分割的圖》,圖里將中國各省涂得花花綠綠,標注著俄占東北、英取長江、日本劃走福建臺灣。這畫面好似應驗他那預言——中國會像波蘭似的被列強瓜分。可想想19世紀80年代的中國,洋務運動正制造著鐵甲艦,北洋水師在亞洲排名第一,怎么到他那嘴就成待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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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中法戰爭打得激烈的時候,福澤一方面在社論里嘲諷清朝的腐朽,一方面心里暗暗擔憂,要是法國逼迫得太過致使中國被刺激醒了可怎么辦,還在信里寫道“清國若借西洋文明進行革新,日本永無出頭之日”,如此來看,他那“瓜分論”倒像是給日本壯膽的咒語,就害怕那頭睡獅真的睜開眼睛。
說到其矛盾之處,尚有一件有意思之事。1862年福澤隨團前往歐洲訪問,于倫敦偶遇浙江青年,此君于倫敦大學教授中文,且能用英語滔滔不絕講述西方政體的中國留學生唐學塤。福澤在日記中驚嘆“此人具大志向”,分別之際還贈送詩歌與書籍。但是過了二十年,他卻在書中責罵中國人“不知改進,留戀古風舊俗”。同一個福澤既欽佩活生生的中國有才之人,卻又貶低整個民族,這種分裂或許源自更深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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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授英語并創辦慶應義塾時還向軍部捐款,撰寫宣揚“人人生而平等”的《勸學篇》時卻支持甲午戰爭中日軍搶奪北京城,這種不安很快轉化為行動;年輕時特別痛恨門第等級,曾因踩踏寫有老爺名字的廢紙而遭受訓誡還氣憤到將神符扔入廁所,后來竟然鼓吹“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將國際關系構建成新的等級制,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這一點。
那時候日本政客頗為青睞他。伊藤博文以《脫亞論》為借口發動甲午戰爭,戰后索要兩億兩白銀的賠款,其中三成被拿去擴充軍備。福澤還寫信給天皇建議“將北京的金銀搜刮殆盡,莫因是鄰國就心慈手軟”。只是他們沒有算準,未曾等來瓜分中國的高潮,反而激起義和團拳民去砍伐電線桿。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日本士兵沖在前面,心中秉持著福澤所傳授的“與文明國共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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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那所謂“欺壓別人”的課學得頗為出色,1904年攻打俄國,1931年侵占東北,每一步都依照“脫亞入歐”的節奏進行。歷史還頗為滑稽,福澤曾擔憂中國覺醒,百年之后這擔憂還真成為了現實,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華為公司的5G技術致使東芝公司破產,還真就驗證了他當年“若中國進行改革,將會震驚世界”的那句話
倒想起一細節,福澤晚年咳血改稿子的時候,突然對弟子言要是再多些唐先生那樣的中國人便麻煩了,他至死都未明白中國從不缺少唐學塤這類才俊,缺少的是打破枷鎖的時機。當下他頭像還印在萬元鈔之上,而東京街頭年輕人用支付寶買拉面之際,還有誰會念叨“脫亞入歐”
如此來看,福澤的瓜分預言如同鏡子,映照出近代東亞的畸變。他向日本灌輸“欺壓”的邏輯,卻未考慮地理因素——無法搬走的鄰居,應當學會平視。再者當下日元匯率極低,都不清楚福澤在彼處,是否會后悔當年過于執著“與西洋共進退”的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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