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原型后人喊冤，太姥爺從未半夜雞叫，高玉寶：這是文學創作

【1963年人民大會堂】“首長，我真是個說書匠，不是歷史學家。”高玉寶低著頭，聲音里帶著幾分局促，卻也透出倔勁。周總理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創作，就要敢寫。”這一幕，只在現場逗留不到兩分鐘，卻足以讓圍觀者記一輩子——高玉寶的小說剛獲獎，《半夜雞叫》正被改編成連環畫推廣到全國。

后來，塵封的爭議才慢慢浮上水面。2009年，遼寧瓦房店孟家一口氣發了三封聲明：“我們家太姥爺周春富沒學雞叫，更沒折騰長工。”大伙兒一聽，炸了鍋——從教科書里跳出來的“周扒皮”，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消息傳到北京，已經八十多歲的高玉寶只說了一句話：“藝術加工，別硬往真人身上套。”

故事得回到1927年。那年四月，復縣太平村迎來一個瘦巴巴的孩子，高家給他取名“玉寶”，圖個吉利。東北的天災人禍沒讓這娃子討到半點便宜，九歲那年，他已經學會在大連港口的臭水溝里撈煤渣。日本憲兵鞭子抽過來，他躲；地主賬房把租子寫高，他也躲，可怎么躲也躲不過肚子里的饑餓。想讀書，沒錢；想逃荒，沒路。母親那句“家里揭不開鍋”在夜里像石頭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華銅礦的礦燈熄了。高玉寶背著破被卷，跟著解放軍大部隊走出礦坑。兩年后，他穿上列寧裝，成了解放軍通信員。白天打仗，晚上說書——他會把“楊家將”和“呼家將”攪在一起胡編，戰友們聽得樂呵，等到遞信件卻常常把“桂”寫成“鬼”。認字太少，他急得直冒汗，只好用故事換字：給你說一段三國，你教我寫個“蔣”字，成交。石頭當筆，大地當紙，他硬是把自己的“文盲”帽子一點點摳下來。

也是在連隊，他翻到《少年毛澤東》。書里那句“誰來說說窮苦人的故事”像炸雷。高玉寶琢磨：老百姓的苦誰來寫？我寫。可筆頭一落，難題就來了：好多字寫不出。怎么辦？畫！“半”是半截窩頭，“夜”是幾顆星星，“雞叫”干脆畫只昂頭的大公雞。部隊宣傳干事單奇看了直樂：“繼續寫，哪天能印書。”自此，一盞馬燈、一根鉛筆頭、一張油漬紙，就是他的全部資產。寫到興頭，連隊司令吳克華路過，他沖出去攔馬求教筆劃，司令哈哈大笑：“攔得好，字我教，你快寫。”

1951年1月28日，《高玉寶》全稿完成，二十五萬字，大鼓書板式加手繪圖。軍區請作者郭永江幫忙修訂，刪繁就簡，章節一理，小說成了章回體。次年，《半夜雞叫》被單獨挑出來印成小冊子，全國小學生都得背那幾段：周扒皮半夜學雞叫，長工們摸黑下地，汗沒出就又得交租子。故事勁爆，定位明確——批判封建地主。出版方從沒說過“周扒皮”等于周春富，可名字撞上，難免讓人信以為真。

時間快進到2009年。周春富曾外孫孟令騫把一沓舊賬冊攤在記者面前：爺爺對自己都摳門，長工反而能吃上苞米餅子、豆腐湯，“半夜雞叫”離譜。孟家人還找來當地老人孔兆明作證：“我在周家種過地，真沒聽過半夜雞叫。”社會輿論迅速分成兩派：一派護“藝術真實”，一派追“歷史原貌”。畜牧專家也來湊熱鬧，說公雞得有自然光刺激才打鳴，午夜十二點不可能；農學學者接話，黑燈瞎火下地效率為零，地主沒必要干這種傻事。看似合情合理，可爭論又回到原點——小說里塑造的是群像，而不是某一個戶主的日記。

高玉寶當年走村串連，聽的見聞成百上千。有的地主不讓長工穿紅掛綠，有的地主算帳比算盤珠子快，有的借200串銅錢兩年收利960串。這些片段混在一起，才有了“周扒皮”。他在口述里反復交代：“我用的是生活原型，不是生活翻版。周春富家那點事，和小說不是一碼子。”郭永江也提過：“文學用典型形象反映普遍現象，名字只是符號。”

不過，一旦作品進入課堂，就容易被當成“史實”。幾十年過去，讀書人換了一茬又一茬，誰還分得清“符號”與“真人”？孟家伸冤，也就不奇怪了。可若因此就想給所有地主洗白，那才叫危險。高玉寶接受采訪時干脆：“天底下難道沒有這樣壓榨人的事？你敢說沒有？”現場沒人敢接口。

民間學者后來整理各省舊案卷：鄂城縣劉姓農戶借200串銅錢，兩年后利滾利到960串；無力償還，房子抵押，再欠160串，家破人亡。這樣的例子，華北、江南都有。與這些現實血債相比，《半夜雞叫》寫得甚至算“克制”。

至今，“周扒皮”已經成了一個標簽，一種舊制度剝削的象征。孟家后人要澄清太姥爺的具體行徑無可厚非，但武斷地把“藝術人物=祖輩原型”或“小說不真=地主無惡”畫上等號，則完全是兩回事。高玉寶當年在廣東前線寫完最后一段時，只想給苦大仇深的人們留一個出氣口，讓兒童讀懂：早起干活的不只是一家長工，而是一整個階級。

爭議會繼續，可紙上那只半夜叫的公雞不會住口。它提醒世人：字可以改，畫可以重畫，階級壓迫的記憶不能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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