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曾開玩笑：軍中有2個人惹不起，一個是許世友，另一人是誰？

1981年初夏，北京西長安街一棟灰墻小樓里，國務院常務會議還沒結束，走廊已滿是濃烈的卷煙味。關于“到底是買現成還是自己造”這場核電爭論，唇槍舌劍持續了三個小時，誰也沒能壓倒誰。就在眾人準備再開一輪的時候，張愛萍忽然站起，抖抖衣角：“再吵也沒用，核心技術要拿在自己手里，否則今天是電，明天就可能是別的。”這句話像釘子一樣釘在了屋頂的吊扇上，整個房間陡然靜下來。

消息很快傳到鄧小平那里。晚飯時，鄧公端起茶杯，半真半戲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許世友一瞪眼，連我都得讓半步；另一個，你們今天又見識了——張愛萍。”一句調侃，實際也是給那場爭論畫了句號，核電自力更生的大方向這才定下。

這位“另一人”到底什么來頭？時間撥回到1928年盛夏，四川達縣羅江口碼頭。18歲的張端緒和剛從黃埔歸來的老同學張元昌對坐油燈下，聽到南昌起義的槍聲故事，血脈跟著滾燙。第二天，他把名字改成了張愛萍，在日記里寫下四字：“仗劍報國”。同年秋天，他戴上共青團徽，隨后轉為中共黨員，從此離家走向地下斗爭。

1929年冬夜，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敵人逼供，他冷笑不言；獄中暗號傳遞，讓十幾名同志得以脫險。12月，他終于被營救出獄，隨即進入新成立的紅十四軍。到隊里第一天，他跑去找師政委黎時中：“我啥也不會，先當士兵。”硬是把政委的任命推回。黎時中沒轍，只能讓他做小隊長。半年下來，小隊成了全師射擊、機動、紀律三項第一，張愛萍才被硬抬到大隊政委的位置上。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路鏖兵，他的脾氣愈發剛烈。1957年軍委擴大會上，海空陸三家為經費吵翻天。張愛萍站在后排，只說一句：“國家口袋就這么深，誰都少拿點，科技裝備才有活路。”旁邊一位海軍大佬陰陽怪氣：“你有后臺，當然敢說漂亮話。”張愛萍眉毛一挑：“我的后臺就倆字——共產黨。”會場霎時鴉雀。硬氣背后，其實是清楚國家家底的冷靜。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氣氛沉悶。輪到張愛萍發言，他只淡淡一句：“彭總脾氣臭，但打仗有數。”說完就坐下。不拍磚，也不和稀泥。會后，彭德懷獨自登機回京，艙門即將關閉，張愛萍大步跨上舷梯。兩人并肩落座，一路無語，卻互遞一支煙，這一幕后來在軍中被傳為俚語“同機不同調，同調不離機”。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即將起爆。現場所有專家都盯著主顯示屏，只有張愛萍瞄到旁邊一只小儀表指針輕微晃動。“暫停！”他連喊三聲，倒計時被硬生生剎停。兩個小時地毯式排查后，終于在電路板上找出虛焊點，否則后果難料。試想一下，若非那一眼，歷史教科書里也許要加一段沉痛敘述。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關押六年。有人逼他檢討早年否決給林彪修“功德亭”的事。他冷笑：“修就修在戈壁荒漠？那錢不如先給戰士一口熱水。”頂風硬杠，審問者也無計可施。荒涼院子里，碗口粗的柳樹被風吹折，他還掰下樹枝練臂力，說不了話就流汗。六年后重見天日，肌肉更結實，眼神更冷靜。

1975年，他奉命接手遠程導彈基地。工棚里常年零下二十度，他和技術員裹同樣的棉被，半夜巡線順便摸摸儲油槽溫度。有人問他為何總盯細節，他一句話：“導彈發射只有零分和一百分，沒有及格線。”那幾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第一枚潛艇發射導彈、一箭多星運載火箭陸續升空，成功率在當時世界名列前茅。

再回到1981年那場核電會議。自力更生方案最終敲定，幾個月后，秦山核電站選址落錘。有人擔心設備落后，他拍桌子：“技術可以落后兩年，但決心不能落后兩分鐘。”事實證明，短短十年，從反應堆設計到燃料組件，中國團隊全部吃透核心技術，后來者有樣學樣，卻已難追同樣的性價比。

鄧公那句“軍中有兩個人惹不起”在茶余飯后流傳至今。許世友的拳頭硬，掙來一句“莽將”；張愛萍的脾氣硬，卻靠腦子和擔當贏得“國之重器”的分量。三碼合一的硬氣、細節和遠見，正是國家在風口浪尖求生存、謀發展的底氣所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