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辯護要點提取的原則和方法：在大處看，從小切口辦

辯護要點怎么提取和把握，是辯護的核心問題。我曾見過有律師辯護，不講要點，凡是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全都找理由談無效。也曾見過更多的是，即便是法庭總結了爭點，在進行第二輪辯論的時候，律師連爭點提都不提，一個都不會回應，繼續念稿子。

要點是必須要有的，這就相當于人的五官。你之所以成為你，而不是他，是因為從外表看，五官就不一樣。沒有要點的辯護，就像是沒有五官的人；人不再是人，辯護也不可能是有效辯護。

律師這活兒，多數工作集中在提取和把握辯護要點上。這事兒不難，一點兒難度都沒有。今天，我用極簡單的語言，講透提取和把握辯護要點的方式，力求“穩準狠”。

一、從大處看：把握案件的實質

“看透”才能“辦好”。一個事情的是非是什么，一個案子的曲直在哪里，首先要看得透拎得清。“看透”這事兒，不是個專業問題，而是個常識問題。

我記得去年全國兩會上，有位代表是來自陜西的村支部書記。他接受采訪時，就曾談起過他調解民間糾紛的方式方法，“主要是讓村民覺得公道”。連事都看不清摸不準，怎么辦公道？反過來，如果看清摸準了，不夾藏私心，又怎么可能辦不公道呢？

這是個小的例子，大的方面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

第一個是：前些年，有研究推動取消政法工作委員會。理由大概是：司法是個專業性很強的工作，而且要堅持獨立和中立，所以不宜由誰來領導。這種聲音很大，浪費了不少核心期刊的版面，更白費了不少紙。現在想想都心疼。這些版面拿出來給在校學生發文章不香嘛？這些紙拿出來放村東頭擦屁股不好嘛？

實踐證明的情況與所謂的理論研究結果恰恰相反：凡是政法委關心關注的案子，一般都有這樣那樣問題。政法委督辦的案子，很多都演變成了政法委和具體辦案機關的“貓捉老鼠”的游戲。老鼠整天大喊專業，貓一眼就識破案子的本質和辦案中的問題。

第二個是：群眾的眼睛到底是不是雪亮的？老百姓看案件，就是根據常識。近些年糾正的錯案，都有輿論監督方面的影響。辦案機關強調專業性，老百姓緊抓案件實質。爭鋒下來發現，專業性是個說謊和狡辯的偽裝，案件實質就是老百姓說的那么回事。

所以，看透案件實質，要的不是專業，而是常識。也正因為這點，我說對案件實質的把握，要從大處看，從生活中看，根據常識看。

“什么是法益，什么是客體，什么是不當得利，什么是無因管理，你不知道。干沒干，有沒有拿錢，你不知道嗎？”

二、在小處辦：明確法條要素

我們借鑒了很多理論，發明了不少名詞。最基礎的犯罪認定標準，也就是理論界說的犯罪論體系，就有四要件和三階層的區分和爭論。老一輩的多主張前蘇聯的四要件，新生代的多推崇德日的三階層。近些年還出現了“教義學”這種新的名詞和研究方法。

但犯罪的認定需要四要件和三階層嗎？你們認定是不是犯罪，法官判斷是不是構成犯罪靠的是什么？“法條要素”。

法條已經很明確寫了各個犯罪的構成要素，滿足全部法條要素的，構成犯罪；缺少法條要素的，不構成犯罪。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更是再簡單不過的工作。

四要件也好，三階層也罷，都是在法條基礎上，通過抽象，總結出來的一種思維方式。但只要經過了抽象，就會偏離法條要素，就會偏離犯罪認定的罪刑法定原則。同時，思維方式也根本不需要在法條之外進行總結。法條本身不是告訴你思維方式了嗎？就是逐個比對。

所以，犯罪認定不要四要件，更不用什么三階層。費勁吧啦的，整的那么玄，對犯罪認定沒有任何好處和價值。

但如果我說，我發明了一種新的學說，叫“法條要素說”。你們肯定又覺得這種“學說”不夠高深，以至于不該美其名曰為“學說”。

這種感覺很對，因為它還原了法學和法律的實質。“它就是個老百姓的家長里短。”“你整天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還端著咖啡叼著雪茄的，裝什么高大上？”

三、在程序中活靈活現：用好證明標準

前面講了從大處看，根據常識把握案件實質；在小處辦，根據法條明確犯罪構成要素。這都是實體法層面的，還是“死的”和平面的。

對是否符合法條要素，有個證明過程和證明標準。這就涉及到程序法，涉及到讓司法過程變得鮮活和立體的問題了。

把握好案件實質，就明確了證明的大方向；明確了法條要素，就掌握了具體證據的運用目的。再配上刑訴法中規定的“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就形成了完整的司法運行和辯護過程。

總而言之，辯護要點的提取和把握，一點兒都不難。但前提是：你得把法牢記在心間，把握好實體法的法條要素，又玩的轉刑訴法中的程序。

這篇題目是“辯護要點提取的原則和方法”，用的是“提取”的表述，而不是“提煉”。目的是闡明：辯護要點就放在那里，等著你來取，很簡單，別整那么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