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下旬,北平的春寒仍未散盡,香山附近停著幾輛繳獲的美式吉普。調度員抱著厚厚的派車簿來回穿梭,軍隊要進城、代表要外訪,車子永遠不夠用。這座剛結束戰火的古城,行政機構剛剛搭好腳手架,柴米油鹽與國家大事交織在同一張清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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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張清單的末尾,出現了柳亞子的名字。老人提出兩個請求:一是到碧云寺向孫中山靈座祭拜,二是參加同盟例會時希望有車接送。負責統籌的連貫撓頭不已,派不出車,也見不到周恩來,只能把信壓在抽屜里。柳亞子等了數日不見動靜,臉色越來越沉。
早些年,他與周恩來并非陌生。1944年秋,郭沫若在重慶擺宴接風,詩人與總理首次寒暄,一句“久仰”換來彼此敬意,但隨后各忙各的。1945年那場因催車釀成的流彈事故,卻讓這份敬意裂了一條縫。好友李少石身亡,柳亞子自責,更疑惑為什么周恩來急催車輛。雙方書信往來,一面解釋公事,一面難掩失落,終究沒有真正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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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再聚首,陰影仍在。3月下旬,柳亞子搬進頤和園休養。園中湖面封冰未融,他卻因一根鮮黃瓜與管理員爭執。對方說七月才有,他抬手便是一巴掌。消息很快傳到中南海,周恩來皺眉:“得去看看。”
4月初,聽鸝軒設宴。炭火溫酒,四周仍帶寒意。柳亞子見到周恩來,以為有要事相商,開懷舉杯。酒過兩巡,周恩來放下筷子,語速放緩:“柳老,可否聽句勸?”柳亞子點頭。周恩來說:“打人,在我們的隊伍里行不通。”短句擲地,空氣瞬間凝固。
老人臉色由紅轉白,手指輕敲杯沿,沒有答話。稍停片刻,周恩來補了一句:“城市未穩,百事待舉,望多體諒。改日有工作煩請指教。”說完起身,一并向同席來賓頷首,轉身離席。
“老柳,吃點菜。”鄧穎超夾了塊清蒸桂魚輕放在柳亞子碟里。短短一句,算是給場面補了縫。宴席繼續,可是主客心思已不在菜肴。
飯后第二天,柳亞子在日記寫道:聽鸝軒夜宴,車事未解,席間受詰,味如嚼蠟。幾筆寥寥,卻把失意寫到骨子里。他隨即向友人抱怨:“借車?不提也罷,我已為此罵過老周。”
車輛依舊緊張。軍委車輛處每天出車表排到深夜,指揮所、交通部、新華社都在排隊。有人提議干脆讓柳亞子用拖車接駁,考慮再三仍未執行,擔心老人不滿。
5月初,城防逐漸安定,碧云寺對外開放。柳亞子終獲一輛吉普,祭拜心愿得償,卻沒再通知周恩來,也無書信往來。兩人保持禮貌的工作關系,私人間那層隔閡卻像北平春末的霧,薄卻散不開。
有人說,真正的隔閡往往起于細節:一封未送達的信、一趟錯開的車、一句戳痛自尊的話。柳亞子與周恩來皆為亂世中人,卻在生活瑣事上難求共識。
之后的日子,柳亞子偶有詩稿送呈毛澤東,由秘書轉呈。周恩來只在批示欄寫上“閱”。頤和園依舊湖水清淺,聽鸝軒也再無那樣的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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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節前,中央機關搬離香山。調度員翻出那本舊派車簿,柳亞子的名字被劃了紅線,注明:已自備交通。至此,兩位舊交的芥蒂,塵封在一頁簡單的公務記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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