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宴請柳亞子，桌上言語不和，周總理起身離席，留鄧穎超陪同

1949年3月下旬，北平的春寒仍未散盡，香山附近停著幾輛繳獲的美式吉普。調度員抱著厚厚的派車簿來回穿梭，軍隊要進城、代表要外訪，車子永遠不夠用。這座剛結束戰火的古城，行政機構剛剛搭好腳手架，柴米油鹽與國家大事交織在同一張清單上。

就在這張清單的末尾，出現了柳亞子的名字。老人提出兩個請求：一是到碧云寺向孫中山靈座祭拜，二是參加同盟例會時希望有車接送。負責統籌的連貫撓頭不已，派不出車，也見不到周恩來，只能把信壓在抽屜里。柳亞子等了數日不見動靜，臉色越來越沉。

早些年，他與周恩來并非陌生。1944年秋，郭沫若在重慶擺宴接風，詩人與總理首次寒暄，一句“久仰”換來彼此敬意，但隨后各忙各的。1945年那場因催車釀成的流彈事故，卻讓這份敬意裂了一條縫。好友李少石身亡，柳亞子自責，更疑惑為什么周恩來急催車輛。雙方書信往來，一面解釋公事，一面難掩失落，終究沒有真正釋懷。

解放后再聚首，陰影仍在。3月下旬，柳亞子搬進頤和園休養。園中湖面封冰未融，他卻因一根鮮黃瓜與管理員爭執。對方說七月才有，他抬手便是一巴掌。消息很快傳到中南海，周恩來皺眉：“得去看看。”

4月初，聽鸝軒設宴。炭火溫酒，四周仍帶寒意。柳亞子見到周恩來，以為有要事相商，開懷舉杯。酒過兩巡，周恩來放下筷子，語速放緩：“柳老，可否聽句勸？”柳亞子點頭。周恩來說：“打人，在我們的隊伍里行不通。”短句擲地，空氣瞬間凝固。

老人臉色由紅轉白，手指輕敲杯沿，沒有答話。稍停片刻，周恩來補了一句：“城市未穩，百事待舉，望多體諒。改日有工作煩請指教。”說完起身，一并向同席來賓頷首，轉身離席。

“老柳，吃點菜。”鄧穎超夾了塊清蒸桂魚輕放在柳亞子碟里。短短一句，算是給場面補了縫。宴席繼續，可是主客心思已不在菜肴。

飯后第二天，柳亞子在日記寫道：聽鸝軒夜宴，車事未解，席間受詰，味如嚼蠟。幾筆寥寥，卻把失意寫到骨子里。他隨即向友人抱怨：“借車？不提也罷，我已為此罵過老周。”

車輛依舊緊張。軍委車輛處每天出車表排到深夜，指揮所、交通部、新華社都在排隊。有人提議干脆讓柳亞子用拖車接駁，考慮再三仍未執行，擔心老人不滿。

5月初，城防逐漸安定，碧云寺對外開放。柳亞子終獲一輛吉普，祭拜心愿得償，卻沒再通知周恩來，也無書信往來。兩人保持禮貌的工作關系，私人間那層隔閡卻像北平春末的霧，薄卻散不開。

有人說，真正的隔閡往往起于細節：一封未送達的信、一趟錯開的車、一句戳痛自尊的話。柳亞子與周恩來皆為亂世中人，卻在生活瑣事上難求共識。

之后的日子，柳亞子偶有詩稿送呈毛澤東，由秘書轉呈。周恩來只在批示欄寫上“閱”。頤和園依舊湖水清淺，聽鸝軒也再無那樣的酒局。

1950年春節前，中央機關搬離香山。調度員翻出那本舊派車簿，柳亞子的名字被劃了紅線，注明：已自備交通。至此，兩位舊交的芥蒂，塵封在一頁簡單的公務記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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