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宗失竊案震動中央，周恩來指示：不妨找老同志出面解決

1969年4月30日凌晨兩點，北京永定門站的值班員剛倒完一杯熱茶，電話鈴卻突然炸響。對方語氣緊迫：“太原703所送來的專用器件在車上不見了。”值班員愣了三秒，隨后撥向國防科委。一枚氫彈用“TQD自動儀”被掉包成一袋廢報紙，這才是徹底驚人的部分。

“TQD自動儀”誕生于703所，兩年攻關，體積只有收音機大小，卻決定氫彈觸發精度。照理說，此類裝備應由武裝專列押運，但考慮到體積小、時效緊，研究所僅派保衛科長秦家康和青年隊員楊曉晨攜包乘596次列車北上。兩人練過崗前應急預案，自認滴水不漏，誰也沒想到會陰溝翻船。

列車夜行十三小時。秦家康把黑色人造革包鎖在行李架，鐵鏈、掛鎖都沒省。路上他倆輪流盯包，連方便都商量著去。可列車抵京剎那，楊曉晨取包，重量竟輕得可疑——拉鏈一開，全是舊報紙。兩人先報派出所，再打國防科委電話。五分鐘后，一條加密電報送到中南海。

周恩來深夜接報，寥寥數語：“限十天破案。”隨后電話直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命令下達，京津冀警力連夜布點，鐵路、公路、機場、邊檢全部拉網，海關X光機干脆調到最高靈敏度。一時間，“失竊氫彈部件”成為口令級的絕密短語。

偵查起初圍著三條線：一是敵特偷運；二是內部監守自盜；三是普通刑案。由于第一條牽動國防安全，力度自然最大。邊防口岸下達紅頭文件，錄音機大小的金屬件一律拆檢。可是四天過去，沒有一條有效回饋，專案組壓力驟增。

與此同時，秦家康和楊曉晨在北京連續被問了不下二十輪。兩人提供的唯一可疑線索，是途中出現一位山西口音壯漢，把深棕包裹鎖在同一行李架。此人身形、衣著都普通得很。專案組曾抓到一名25歲嫌犯司馬遠發，卻因車禍逃脫又落網，審到第六天證實其確為潛伏特務，卻與失竊案無關。寶貴時間就這樣被消耗掉大半。

第七天早晨，周恩來再次詢問案情。電話線那頭的黃碧天匯報“進展有限”后，聽筒里傳來一句提示：“年輕同志手里沒線索，倒不如請幾位老公安動動腦筋。”這一提醒猶如當頭棒喝。公安系統當時設有“五七學習班”，不少從解放初期打拼過來的老偵查正在那里勞動、學習。黃碧天立即想到曾破“故宮飛盜案”的郭應峰。

郭應峰接電時正在山西清徐縣一處果園鋤草，聽完情況，放下鋤頭上車就走。抵京已是夜里，他要來全部筆錄、鑒定報告，鎖在小屋整整看了六小時。凌晨四點，他推門而出，第一句話就讓專案組愣住：“嫌疑人不是男人，是個20歲上下的女孩，估計化過裝，沿太原至北京一線專偷行李，應該還在山西。”

這番判斷基于三點：包帶與報紙殘留的香脂味只在當時山西省產的“紅燈牌護膚油”里能聞出類似氣味；車上報失財物統計顯示同期太原始發列車共有五起手法相似的開鎖案；兩個押運員只與男性乘客互動卻沒察覺對方掉包，說明那人扮相極佳，很可能來自文工團或劇團。

專案組按此重新梳理案件，終于鎖定綽號“蝴蝶”的奚若蘭。此女原為劇團演員，劇團解散后流落社會，被盜王賈福坤收為徒，最近頻繁出現在太原、代縣之間。第九天中午，代縣派出所報告：目標在城南一家小飯館落腳。

常規做法是立即抓捕，但郭應峰搖頭：“提前動手，她不承認，東西也找不回。”他布置臥底，同進飯館。就餐時，他當面演示“順手牽羊”，把同伴錢包“取走”又悄悄放回。奚若蘭眼睛一亮，主動攀談求教。郭應峰借機拋出疑問：“你手里最怪的一票是什么？”奚若蘭自得地說：“前幾天偷了個黑包，里面是塊破金屬疙瘩，早扔太谷公園水池里了。”

對話只有幾十秒，卻坐實全部推理。暗號一響，埋伏警員合圍，奚若蘭束手。第十天凌晨三點，打撈隊在太谷公園南池底找到“TQD自動儀”，防水密封完好。七小時后，國防科委實驗室復測，指標正常。

案子破了，中央電話那端只說一句“辛苦”，沒有夸獎也沒有總結。機要人員把器件重新封存，送往基地。郭應峰回到果園繼續鋤草，黃碧天則提筆在卷宗末頁寫下時間、地點、嫌犯姓名和一句備注：普通刑盜，與敵特無關。文件歸檔，編號用紅色粗體加蓋“解密期三十年”。

自此，703所運送流程增加一條：再小的部件，也要全武裝押車。而鐵路系統也補上針對行李架鎖具的安全規范。幾十年后，鐵路客車全面換裝封閉式行李箱，這樁1969年的失竊案，經常被內部培訓拿來舉例——不是因為情節跌宕，而是提醒每個押運人，規程寫得再細，仍得有人把守，人要時刻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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