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婚后和妻子聚少離多，心生愧疚，翟云英：我不后悔選擇你

一九四五年初春的渤海灣還帶著寒意，劉亞樓卻顧不上季節(jié)的轉(zhuǎn)換。華北戰(zhàn)局吃緊，他連軸轉(zhuǎn)地開會、寫電報，夜里只能在油燈下打個盹。此時距他前一段婚姻結(jié)束已近兩年，感情一欄仍是空白，他甚至覺得自己與家庭二字再無緣分。

韓東恰在這個當口出現(xiàn)。身為大連市委書記，他不僅是老戰(zhàn)友，更是劉亞樓行伍之外少有的知心人。韓東琢磨了許久，決定“硬推”一次：總不能讓老同學一輩子埋在部隊里。于是他想到了本城最搶眼的女教師翟云英，一個十七歲的中俄混血姑娘。

翟云英站在講臺上時，嗓音清亮，孩子們都說“翟老師笑起來像陽光”。可她的身世并不輕松——父親死于日軍刺刀，母親孤身撫養(yǎng)兩個孩子。這樣的經(jīng)歷讓少女很早懂得選擇，并且敢于承擔選擇帶來的后果。

初次見面安排在圖書館。翟云英抱著俄文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劉亞樓拎著一袋資料。兩人一句“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您好）”算是破冰。韓東在旁抿茶偷樂：語言這把鑰匙，他果然用對了。劉亞樓隨后聊起伏龍芝軍事學院的舊事，翟云英則談到父親的紅軍往事，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就這樣在書架前交匯。

回家以后，翟母反應激烈。“不到二十歲嫁給一個大了十八歲的軍人，你想好了嗎？”俄語里帶著顫音的質(zhì)問讓客廳氣氛凝固。第二天，劉亞樓按門鈴時直接切換成地道俄語：“請您放心，我不會耽誤她的前途。”這一句頂?shù)米≠|(zhì)疑，也博得了長者的理解。

解放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新婚不過三日，劉亞樓就要南下指揮。臨行前他只留下簡單叮囑：“學習別停，身體最要緊。”翟云英點頭，卻把淚水壓在眼眶里。之后的日子她白天教書，夜里啃醫(yī)科資料，想以忙碌對沖思念。

一九四六年深秋，她因勞累過度高燒不退。羅榮桓夫婦權(quán)衡再三，還是拍電報給前線的劉亞樓。三天后，他風塵仆仆推開病房門：“怎么不告訴我？”一句責備更多是心疼。為了爭取最佳治療，他托關(guān)系請來一位德籍醫(yī)生，病情才穩(wěn)住。

康復后，翟云英收到了華東醫(yī)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卻猶豫良久才寫信給丈夫。回信只有兩行字：“去。將來若我先走，你也能立足。”寥寥二十個字，她讀了一個晚上，這才決定背起書包重新進校。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決定組建人民空軍。毛澤東一句“讓亞樓去”把劉亞樓推向新的戰(zhàn)場。赴蘇聯(lián)前，他勸妻子別同行：“我去干的是公事。”翟云英想借機尋親，周恩來最終拍板批準，但提醒她“任務歸劉亞樓，私人事自己解決”。抵莫斯科后，他天天泡在飛機廠、機場跑道上，翟云英奔走于莫斯科學院、檔案館，卻始終沒找到親人的確切線索。她曾抱怨丈夫“太不懂變通”，也在一次深夜悄悄釋懷：不濫用權(quán)力，正是他原則最硬的地方。

空軍藍圖逐漸成形，可高壓工作和長期飲食不規(guī)律讓劉亞樓在一九六四年查出肝癌。診斷書遞到翟云英手里，她只覺眼前發(fā)黑：“醫(yī)生，你再看看，會不會弄錯？”醫(yī)生搖頭。病榻旁，他對妻子低聲說：“如果我走得早，你要再嫁。”短短十三個字像悶雷，翟云英含淚答：“這事別再提。”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劉亞樓的脈搏停在凌晨零點四十八分。守在床旁的翟云英并沒有失聲痛哭，她替丈夫整理好軍裝，扣上最后一顆紐扣。隨后她按既定的日程返回醫(yī)院值班，把悲傷壓進工作。朋友勸她另覓良緣，她搖頭：“我的心里再放不下第二個人。”

此后的幾十年，翟云英一直堅守在醫(yī)療崗位，偶爾在同事午休時翻幾頁俄文小說。有人問她為何還學俄語，她平靜地回答：“那是家的另一半，也是他的另一半。”歲月推移，她的鬢角悄悄染霜，卻始終未改初衷——既不改嫁，也不淡忘。因為她確信，當年那個決定不是沖動，而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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