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記錄封存，為“少爺”開綠燈？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下稱“治安管理處罰法”）將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有關“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的規定近日引發熱議。

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賣淫、嫖娼、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吸食、注射毒品、引誘、教唆、欺騙或者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紹買賣毒品等尚不構成犯罪的行為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根據法律條文，因上述行為而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短視頻賬號“南通文旅”評論稱“哪位少爺吸了？”引發關注。

吸毒記錄封存引爭議 圖/圖蟲創意

專家：立法者眼中無“少爺”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陳碧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立法者眼中無所謂的“少爺”，只有公民。法律的適用會給每一個犯錯的人同樣的機會。這是平等對待每一位公民。

陳碧說，若所謂特定人群是指有違法前科的人，那確實新規是對他們的保護。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違法前科者在受到治安處罰后，還會因為違法記錄的存在而在行為自由和資格能力方面受到廣泛限制。

“有人因為鄰里糾紛被處罰之后，連網約車司機都做不了，這種限制不僅使他們遭受與其違法行為完全不成比例的懲罰，也隔絕了他們復歸社會的可能，更將很多人徹底推向社會對立面。與此同時，我國已進入輕罪時代，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報告明確申明，要建立‘輕微罪記錄封存制度’，輕微罪記錄尚要封存，社會危害程度更輕的治安類違法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治安管理處罰法才有了這個制度。”陳碧舉例說。

此前媒體提到，之所以要在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過程中建立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是為了避免“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的不合理情況。

據報道，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公安機關查處的治安案件數合計788.1萬起；2019—2023年，全國公安機關每年查處的治安案件在800萬起左右。

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印波對媒體表示，大量當事人因一次輕微的治安違法記錄，在考研、考公、求職等關鍵人生節點被“一票否決”。這不僅對個人不公，也給社會制造了龐大的邊緣化群體。他說，在修法征求意見階段，立法機關收到的公眾意見中，建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成為核心訴求之一，引發學界關注。

輿論另外比較關注的是，吸毒者通過封存記錄，是否可以考公。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發文指出，這應取決于所對應的具體崗位及其法律依據。對于絕大多數普通社會崗位、民營企業的求職乃至大部分升學環節，背景審查無權觸及已被封存的記錄。對于部分涉及國家安全、司法權力、核心公共利益的特定崗位，如果招錄該崗位的“國家規定”明確要求審查包括吸毒記錄在內的治安違法情況，那么基于此特定法律授權進行的政審，可以依法查詢。

也有媒體指出，封存記錄不等于刪除記錄，記錄仍留存于公安系統，國家機關可因辦案、政審等法定事由依法查詢，公務員、軍警等敏感崗位也依然有從業限制，違法再犯者還將面臨從重處罰。

律師：面對毒品喊“不”無可厚非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2025年11月，最高法咨詢委員會公開發布《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調研報告》，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同步開展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試點。

公開報道顯示，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制行為的最大特點，就在于行為的非罪性，在輕微犯罪記錄的封存制度探索已提上試點日程的背景中，比輕微犯罪更輕的治安違法行為，其違法記錄的封存儼然已經箭在弦上。

值得注意的是，有輿論認為，將吸毒人員的記錄封存，是對禁毒人員的褻瀆。陳碧認為，禁毒零容忍是一種態度，當然正確。網上有人認為如果輕縱了吸毒者，就對不起犧牲的緝毒警察的言論，其實混淆了違法與犯罪的區別。

陳碧表示，制造和販賣毒品在刑法上都屬于重罪，刑法也規定了包括死刑在內的嚴懲措施。刑法沒有將吸毒規定為犯罪，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吸毒的人也是毒品犯罪的受害人。全民禁毒的立場當然不能動搖，但這跟封存有前科者的違法記錄不是一回事兒。

上海中聯（北京）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邢龍認為，毒品犯罪與非罪的界限，并未因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而出現變化，反而是對涉毒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更完善了，與刑法的銜接更完善了。一些人認為吸毒記錄封存有待商榷，原因可能是擔心此法律被一些人鉆空子，使得品行惡劣的人得不到應有處罰，損害法律權威性，消減禁毒工作的重大意義。

邢龍表示，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的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與國家禁毒工作完全是不搭界的兩回事。吸毒人員有的是因為無知而誤入歧途，對于這類人群，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有利于他們重拾對生活的信心，這也是法治文明進步的體現。

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理事、內蒙古守正律師事務所律師曹春風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對毒品零容忍這是法律規定和民意共同的夙愿，更是國家治理的需要，我們國家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面對毒品喊“不”無可厚非，但是法律又是理性的，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吸毒行為只能認定為違法，根據情節將會按照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治安處理。他認為，對違法者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并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是公正與效率的體現。

曹春風還提到，如果吸毒行為情節嚴重，會被公安機關依法認定為成癮行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第三十八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吸毒人員會被強制隔離戒毒兩年，這樣的法律后果非常嚴重。依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適用原則，禁毒法的規定是更為嚴格的。

對于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行為，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也作了規定。邢龍說，這并不意味著強迫他人吸毒的行為由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降格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違法行為。

他表示，對于根據情節和危害尚不構成犯罪的強迫他人吸毒行為，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作出處罰規定，有利于形成處罰梯度層次。

記者：佟西中

編輯：孫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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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記錄將被封存"是否為特定人群開綠燈 央視解讀

據央視網消息，將于明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第一百三十六條確立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近日引發關注，其中，因吸毒有治安處罰記錄也在被封存的范圍內引發熱議。一邊是每年超800萬曾受治安處罰群體對“擺脫終身標簽”的期待，一邊是公眾對“記錄封存是否等同于縱容違法”“是否為特定人群開綠燈”的擔憂，圍繞這些熱點問題，我們來看一看專家怎么說。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相關規定

法規中可以看出，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針對的是“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行政違法行為，如吸毒、毆打他人、賭博等，核心是“限制公開與常規查詢”，記錄本身仍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統，并未被徹底刪除；以吸毒行為為例，若僅因吸食少量毒品被行政拘留，其記錄適用封存制度；若因走私、販賣毒品構成犯罪，則需納入刑事犯罪記錄管理，不適用此封存規則。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針對的是“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行政違法行為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人權法與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趙宏稱：“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沒有區分違法和犯罪兩者之間的區別，吸毒行為是違法，不是犯罪。犯罪，比如說我們說你販毒，或是說你制造毒品、販賣毒品，這些是犯罪行為，刑法對于這類行為的打擊力度是很大的。但其實吸食毒品行為，它本來就是一個治安違法行為，法律上來說，如果吸食毒品，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處罰就是最高15天的拘留。”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學院教授包涵稱：“立法本身并沒有縱容吸毒者的意思，沒有任何縱容他，或者說要希望他就是完全不受法律懲戒、不受法律的這種否定評價的意思，不在這。從整個的治安違法來看，它都是很輕微的違法行為，因為我們之前在刑法里已經建立了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的封存的制度，既然犯罪的記錄都是可以被封存的，那么違法的記錄為什么不可以被封存？就我個人來看，這也是一種立法的進步。”

此外，一些公眾擔憂，“鄰居吸毒記錄封存會侵犯自己安全權”，對此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對吸毒人員的管理一直實行“動態管控”，公安機關會對戒毒人員進行定期回訪、檢測。同時專家表示，公眾的安全權需要保障，但不應建立在犧牲他人隱私權與人格尊嚴的基礎上。

趙宏稱：“禁毒法里明確規定，我們要提供給吸毒人員社會復歸的這樣一個機會，這個封存不是就意味著說，我們就要對這個吸毒的行為進行法律上的輕縱，好像我們就是放棄了對于吸毒行為的打擊、對于毒品的管控，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邏輯之間是不能合邏輯的，就是不能把這兩個事情糾纏在一起。”

法學專家介紹，記錄封存并不是“風險隱身”，公眾擔心的“吸毒者從事高危職業”問題，目前在法律層面已有多重防線，記錄封存不會削弱職業準入監管。我國《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幼兒園工作規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法規，已對網約車司機、幼師、保安等關鍵崗位作出“無吸毒記錄”的準入要求，這些均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查詢”的法定情形。比如幼兒園招聘時，可依據《幼兒園工作規程》依法查詢應聘者的吸毒記錄，記錄雖被封存，但法定監管需求不受影響。

包涵稱：“違法的記錄，包括犯罪的記錄，實際上是被執法機關包括司法機關登記在案的，并沒有說完全給它消除，我們并沒有建立前科消除這樣的制度，從來沒有說這個人基于這種封存，然后他之前的違法記錄就消失了。一些行政法規里頭，比如道路交通管理法等之類的這樣一些行政立法里頭，已經禁止吸毒者去開校車或者拿運送危險化學品等等之類的，或者他拿駕照本身就是要受一些限制的。也就是說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這種違法記錄封存，并不影響執法機關去依法登記吸毒人員，也不影響在戒毒的過程當中對他們的信息進行保護，而這些立法很早以前就已經確立了。”

此外，還有人擔心警方“不再通報藝人吸毒案件”，導致“涉毒行為隱匿化”，削弱警示效果。專家表示，其實封存記錄并不意味著保護某些特定人群，而是對所有人的同等保護。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人權法與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趙宏解讀

趙宏稱：“對于所有的有違法前科者，有違法前科的或者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在憲法上他們也是有人格尊嚴的。我覺得他不是說對某一種人、某一類人的特別保護，而是對所有人的一個保護，這里面也包括對于有違法前科者的一個保護。封存的意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就是法律從此前的重罰重刑開始向法治文明轉變。”

為何要設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

治安管理處罰法為什么要設立“治安記錄封存”這項規定呢？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2023年，全國公安機關查處治安案件4035萬件，平均每年807萬起。這意味著每年至少有800多萬人被治安違法處罰，這些案件中，不少涉及吸毒、小額盜竊、推搡打架等輕微違法，治安違法記錄的公開對這800多萬人都帶來了哪些影響？通過一個案例一起來了解。

今年26歲的山西姑娘小王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北京工作，22歲的那年因為跟男友感情糾紛，吵架升級成打架，被警方拘留3天。讓她沒想到的是，這一次的治安處罰從此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小王告訴記者，在高鐵站一些需要刷身份證的場所，身份證查驗機器發出的異常警報聲音是她幾年來出行最大的困擾，也遭受了不少非議。

現在，出門游玩成了小王既害怕又向往的事。

治安處罰對小王來說是出行的不便，對湖南常德的唐先生來說是失去了成為一名消防員的機會。唐先生從小是一名留守兒童，由農村的爺爺奶奶帶大，8年前，因為蓋房子時與鄰居發生矛盾，雙方發生肢體沖突，他被治安拘留3天。

2023年，唐先生報考了當地的消防員崗位，并通過了筆試和體能考核，但最終因為這次治安違法處罰記錄，與消防員工作失之交臂。

采訪中，記者還碰到了很多類似經歷的人，安徽的施先生因為網上發表不當言論被治安處罰后，考公務員以省第一名的成績被刷了下來。新疆一名立過二等功的轉業軍人因為打架，屢次在應該升職的時候被叫停。治安處罰像無形的枷鎖，讓這個群體在就業、考公、晉升等方面止步，甚至還影響子女積分入學、申請公租房等等方面。

包涵稱：“這一次的立法實際上是對傳統的‘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的這樣一個觀念或者說困境法律上的回應。從以往的觀念來講，最重的犯罪和最輕的犯罪實際上在共享‘違法記錄’的影響制度，哪怕是非常重的故意殺人、搶劫強奸這樣的罪和非常輕的違法，像盜竊，我在路上遛狗不牽繩，也可能會構成違法。所以說這種記錄如果伴隨終身，可能會在這個人回歸的路上造成非常尖銳的矛盾。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對一個違法者能夠去接納他，能夠在受到懲罰以后、改過自新之后又去接納他，這是一個社會成熟、寬容度提升的象征。這個社會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犯錯，在犯了錯以后，還能不能回到社會里頭來，我覺得這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說這既是憲法和法律對公民的人格尊嚴和勞動權的一種保障，同時也體現了懲罰和回歸之間的這種比例原則，既然有懲罰，我們就得提供讓他回歸到社會里頭來的這樣一種路徑。”

新規旨在懲戒與挽救之間尋求平衡

治安記錄封存制度為輕微違法者卸下“終身標簽”，法學專家指出，這項制度彰顯了法治進步，它既不是否定過去，也不是縱容錯誤，而是在懲戒與挽救之間尋求平衡，給真心悔改者一個重新開始的可能。記錄可以封存，但人生必須繼續。這項政策的深意，不僅在于保護個人隱私，更在于打破標簽化的歧視，為迷途知返者點亮一盞回歸的燈。

編輯 李憶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