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青前夫去世，臨終前嘴里不斷喊著：江青是什么人？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門城樓下禮炮轟響，觀禮臺上有人輕輕擦去鏡片上的霧氣——他就是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人群沸騰，黃敬卻顯得有些出神，一位同僚小聲問他“身體還行嗎？”黃敬只是淡淡點頭，隨后把目光重新投向城樓。誰也不知道，短短九年后，這位革命元勛會在病榻上喃喃自語，反復念著“江青是什么人？”

黃敬本名俞啟威，出生于書香世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齊魯校園里最亮眼的學生領袖之一。為了宣傳抗日，他成立“海濱劇社”，白天辦刊，晚上排戲，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同學們戲稱他“人形馬達”。就在劇社搭景的木架后，他第一次見到當時名叫李云鶴的江青。舞臺燈一亮，一場糾纏近三十年的故事悄悄翻頁。

青島、上海、北平，這對青年在動蕩中奔走，又在爭吵中分離。黃敬想把全部時間投入地下工作，江青則渴望鎂光與舞臺，兩人志趣漸行漸遠。一次深夜爭執后，江青憤然拍門離去，臨走前的那句“此處不留娘，自有留娘處”刻在黃敬腦海，像是裂紋第一聲脆響。

1933年黃敬被捕，江青求助無門后去了上海，登臺、拍照、結識文藝青年。黃敬獲釋后千里尋她，兩人在弄堂狹窄的窗口前重逢。然重逢的甜蜜轉瞬即逝，經濟拮據、革命忙碌、藝術夢想，三股力量把二人撕得粉碎。黃敬選擇北方，江青南下，信件越寫越少，最后只剩一句寒暄式的“順祝安好”。

隨后登場的，是出身破落世家的才子唐納。江青衡量再三，與唐納登記，卻始終拿黃敬作尺子：學歷、談吐乃至握筆的姿勢，都暗暗比較。婚后不久，江青在一次文化界集會上遇見黃敬，她壓低聲音說：“晚上談談？”黃敬搖頭：“有這個必要嗎？”短短七個字，劃定了兩人此后所有對話的基調——避而遠之。

1936年底，江青謊稱母親病重，從濟南繞道天津，直接出現在黃敬宿舍門口。“我從沒愛過唐納，”她幾乎是宣言式地說，“真正的感情在你這兒。”房間里燈光昏黃，黃敬沉默片刻，回了一句“請自重。”這段對話只有寥寥二十余字，卻像鐵鎖，把他與江青徹底分開。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黃敬化名“蔣堅忍”輾轉太原、延安，后來成了八路軍總政治部的重要干將；江青則以“江青”之名在延安魯藝講課，第二年嫁給毛澤東。表面看各奔前程，實際上兩條線卻偶爾相交——那都是江青主動制造的交點。

延安時期、建國前夕、甚至1957年“蝶戀花”發表后，江青三次遞條子、寫便簽或托人帶話，請黃敬“敘舊”。黃敬的回答永遠是“不見”。表面上的禮貌，背后卻是強烈的拒絕。他身邊的同事發現，只要文件里出現“江青”二字，黃敬會皺眉，隨后喝一大口熱茶，像在壓什么火。

1951年，華北城鄉物資交流會在天津開幕，毛澤東親臨現場，對黃敬大加贊許。那一夜黃敬睡不著，翻來覆去，最終對夫人范瑾說：“工作上我能對得起任何人，唯獨感情上，最怕舊事找上門。”范瑾理解地點頭，只叮囑一句：“別讓外務拖垮身體。”這一句勸告后來顯得格外沉重。

時間來到1958年初。黃敬積勞成疾，高血壓、肝硬化、心臟病接踵而至。當時的醫護記錄顯示，他時而清醒，時而胡言。護士回憶，老人抓著床單低聲喊：“江青是什么人？不，我的妻子不是你……”每說一遍，臉色就白一分。醫生讓家屬減壓，可在那個政治與私事難分的年代，減壓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2月初，黃敬彌留，天津市政府大院燈火通明。同事守在走廊，沒人敢議論病榻上重復的那句話。19日凌晨，心電監護儀的曲線歸零。噩耗傳到北京，有干部低聲說：“一個拼命干事的人，被舊情陰影拖住了。”話音剛落，即被同伴拉袖提醒——那不是普通舊情，那是領袖夫人。

黃敬逝世后，遺體送往八寶山。追悼辭只字未提江青，連“生前同學”都省去。參加儀式的人心照不宣，大家更愿意談他如何推動156項重點工程、如何親自改進第一臺國產工業機床。至于病榻嘆息，則成了彼此默認的禁區。

二十年后，“四人幫”覆滅。媒體披露江青往事，黃敬最后的問句再次被提起。歷史學界普遍認為，那句“江青是什么人？”是生理痛苦與心理重壓的混合產物，也是早年情感裂痕在極端條件下的回聲。站在檔案文件與當事回憶之間，能看到一個兇猛的時代如何把個人命運撕扯得支離破碎。

1991年5月，江青在看守所自縊。消息傳出時，極少有人再提起她與黃敬的往昔。兩人的故事就像一道疤，留在新中國史冊的一角，提醒后人：情感的裂痕若被權力放大，便可能成為壓垮一位革命老人的最后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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