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軍力嚇不倒日本，石破茂說得一針見血，還會走老路的

最近，中日爭端幾乎每天都在升溫，中方持續加碼，而日本仍然拒絕撤回相關言論。即使之前已經有日本人在網上列出，中日軍力對比并強調中國有核彈，引起不少討論，但為何日本右翼分子還在挑釁，為何中國軍力嚇不倒日本？日本前首相石破茂說得一針見血。

石破茂的歷史鏡鑒

石破茂在近期一檔電視訪談節目中的發言，引發日本輿論場的廣泛討論。他沒有直接評價當下的中日軍力差距，而是將目光拉回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場，拋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當年日本與美國國力相差10倍，所有人都清楚實力不濟，最終還是選擇開戰。

如今的日本，是否正在重陷類似的問題？”這番話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直指日本社會深處一種難以根除的集體心理——在特定輿論氛圍下，激進姿態往往會壓倒理性判斷，形成“誰強硬誰主導”的決策傾向。

這一分析很快得到日本社會內部的呼應。有歷史研究者在社交媒體上復盤了1941年日本對美宣戰前的輿論生態：當時的首相東條英機因遲遲未下定決心開戰，一度被部分民眾貼上“懦夫”的標簽；而當他最終宣布宣戰，并說出“不試試怎知結果”“戰爭成敗系于時運”等言論后，輿論風向瞬間逆轉，其舉動被塑造成“勇氣”的象征。

更值得警惕的是戰敗后的輿論反噬——當年高呼開戰的群體，轉眼便以“被右翼蒙騙”為由推卸責任。石破茂的警示，正是點出這種歷史循環的危險性。

三重國民心態

石破茂的言論之所以引發共鳴，在于其精準戳中了當下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復雜心態。觀察日本輿論場不難發現，這種心態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且呈現出鮮明的數量對比。真正秉持反戰立場、深刻反省二戰侵略罪責的群體，在日本社會中始終處于少數。

根據日本民間和平組織2025年發布的民調數據，在18至65歲的日本民眾中，能清晰說出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承認日本殖民統治對亞洲各國造成災難的比例不足15%，這部分群體也常因公開表達反戰觀點而遭遇輿論圍攻。

占比最廣的是第二類群體，石破茂本人便是其中典型。他們會公開批評高市早苗的激進言論，看似立場“客觀務實”，核心邏輯卻并非反對戰爭本身，而是擔憂“戰敗的后果”。

這類群體大多能清晰認識中日之間的國力差距，對中國近年來在海軍艦艇、高超音速導彈等領域的發展有明確認知，其反對挑釁的本質，是害怕日本重蹈二戰戰敗的覆轍。他們從未質疑“侵略行為是否合理”，僅糾結于“侵略能否成功”，若局勢發生對日本有利的逆轉，其立場隨時可能動搖。

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極端右翼，則構成了第三類群體。作為安倍晉三一手提攜的政治門生，高市早苗的激進姿態有著清晰的軌跡：頻繁參拜靖國神社、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如今更是將涉臺言論與日本集體自衛權掛鉤，創下1945年戰敗以來的危險先例。

這類群體正處于類似二戰時期“拱火宣戰”的狀態，不斷通過煽動民族情緒、渲染“外部威脅”制造緊張，試圖將日本推向軍事擴張的老路。

反戰敗而非反戰

石破茂的言論更揭示了一個容易被誤解的事實：在日本的政治語境中，所謂的“鴿派”與國際社會普遍認知的反戰力量存在本質區別。

即便像石破茂這樣對激進政策提出質疑的人物，其核心立場仍是“反戰敗”而非“反戰”——對于二戰時期日本侵略他國、造成數千萬無辜民眾死亡的歷史罪責，他們從未有過真正的悔過與反思。其反對當下挑釁行為的邏輯，僅僅是基于“打不過就不該打”的現實考量，若未來國力對比發生變化，這種“務實”態度隨時可能轉化為對擴張的支持。

這種獨特的政治生態，使得日本社會的理性聲音始終難以占據主導。在當下的日本輿論場中，即便只是呼吁“冷靜對待中日爭端”，也可能被貼上“非國民”的標簽，遭到右翼勢力的圍攻。

2025年11月，日本某大學教授因在專欄中建議“尊重一個中國原則以避免沖突”，不僅受到死亡威脅，其所在大學還遭到右翼團體的圍堵抗議。這種氛圍下，激進言論不斷升溫，理性思考空間被持續壓縮，形成了“越強硬越政治正確”的惡性循環。

軍國主義的基因

追溯歷史不難發現，日本右翼勢力的激進傾向，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日本社會長期存在一種“生存危機”的焦慮感，而在軍國主義思想的扭曲下，這種焦慮被轉化為“對外擴張天經地義”的強盜邏輯。這種邏輯并非現代產物，早在近代之前，日本就曾多次試圖突破地域限制向外擴張，只是因當時中國等亞洲國家國力強盛而未能得逞。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快速提升，而此時的中國正處于清末衰敗時期，這種國力對比的逆轉，讓日本的擴張野心徹底爆發。從甲午戰爭到全面侵華，日本以“解決生存空間”為名，對中國及周邊國家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即便在1945年戰敗后，這種思想也并未被徹底清除，反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斷蟄伏、復蘇。近年來，日本不斷架空和平憲法，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2025年防衛費預算創下歷史新高，在西南諸島密集修建軍事設施，將“出云號”等直升機驅逐艦改造為準航母，這些舉動都暗合了“以軍事擴張解決生存危機”的歷史邏輯。

法理與實力的雙重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勢力試圖重走擴張老路的舉動，正面臨著法理與實力的雙重制約。2025年11月，中方在多次外交交涉無果后，由常駐聯合國代表致函秘書長古特雷斯，明確重申《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

這一條款由第53條、第77條和第107條構成，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確立的國際法核心內容，賦予中、美、英、法等戰勝國在日本再現侵略苗頭時，可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直接采取軍事行動的合法權利。

這一法理重拳直接擊中了日本的軟肋。盡管日本政府試圖通過致函聯合國、公開宣稱“不接受敵國條款”等方式狡辯，但《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確立的戰敗國地位，以及日本在投降書上的簽字認可，都讓其辯解顯得蒼白無力。

與此同時，中方的反制也延伸至經濟領域，全面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等措施，讓日本民眾切實感受到了挑釁帶來的代價——沖繩那霸港的金槍魚集裝箱被迫返航，橫濱魚市場的冷凍海鮮大量積壓，這種“民生層面的威懾”比單純的軍事展示更具沖擊力。

國際社會的反應也讓日本陷入孤立。美國雖與日本保持同盟關系，但在此次爭端中僅強調自身核心利益，并未對日本的挑釁言論給予明確支持；歐洲多國媒體直接批評日方舉動加劇地區緊張，擔憂軍國主義復活；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也公開表示，日本的激進言論不利于地區和平穩定。

歷史與現實都已證明，8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以慘敗告終，80年后的今天，在國際法框架與實力對比的雙重制約下，任何試圖重走老路的行為，都必將面臨更慘痛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