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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11月21日,特朗普正式對外披露“28點俄烏和平計劃”,其大致設想是在凍結現有戰線的基礎上實現停火: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接受軍力上限,并默認俄方繼續控制克里米亞和部分東部領土。協議曝光后,很快遭到美國國內親烏派以及部分歐洲國家的反對。澤連斯基在全國講話中警告,烏克蘭“面臨一個艱難選擇:要么失去尊嚴,要么冒著失去關鍵盟友(美國)的風險”。
11月23日晚間,美烏雙方在日內瓦會談,會后雙方均釋放出強烈的積極信號。“28點和平計劃”被修改并縮減為“19點”。25日,美烏官員宣布烏克蘭已原則同意新版和平計劃。然而,新方案中被縮減或擱置的烏軍規模限制和領土劃分問題,恰恰是分歧核心,俄方恐難以接受。
烏克蘭國內政治也爆發新的震蕩——11月28日,被視為烏克蘭政壇“二號人物”的安德烈·葉爾馬克因卷入腐敗丑聞宣布辭職。他是烏克蘭首席談判代表,領導與美俄談判的代表團。其離任將削弱烏克蘭的內部協調能力,使俄烏與美烏談判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撰文指出,特朗普的俄烏“和平計劃”比此前嘗試的協議更具體,在烏軍規模限制、北約不駐軍和西方安全保障等關鍵問題上,開始觸及俄烏雙方的真正關切,因此在現實層面上,比單純維持現狀可能更接近一個可談判的基礎。
但文章也強調,需要警惕的不是這份有缺陷的協議本身,而是西方主流政策已經滑向沒有戰略的拖延:一邊反對談判、否認領土妥協的正當性,一邊又不愿長期承擔巨額軍援和經濟成本,結果就是讓烏克蘭在戰場上持續流血、讓歐洲公眾長期買單。
文章認為,在烏克蘭動員困難、腐敗問題暴露、美歐支持下滑、戰場難有決定性逆轉的情況下,與其寄望所謂“勝利”,不如承認除了妥協和平之外并無什么好選項,把這類不完美的和平框架當作嚴肅談判的起點,是目前所有糟糕選擇中相對更負責任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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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
斯廷森中心的“重新構想美國大戰略”項目擔任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喬治城大學的兼職助理教授
烏克蘭戰爭局勢并不順利。經過數月激烈戰斗,堡壘城市波克羅夫斯克(Pokrovsk?)已被俄軍攻陷,而總統澤連斯基卷入了一起腐敗丑聞,已導致其多名內閣成員下臺。
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正在再次推動一項高層級、快速達成的和平協議——外界普遍預計這會失敗,就像他過去幾次倡議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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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美國和烏克蘭代表團在日內瓦舉行會談。圖源:法新社
甚至在上周五這份擬議中的和平協議遭泄露之前,華盛頓支持烏克蘭的人士又開始了他們最喜歡的消遣:希望特朗普會出現政策轉向,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和金融支持。與此同時,歐洲各國首則都不斷高調宣稱自己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以及有決心填補美國留下的缺口——哪怕在實際操作中,它們的援助正在持續減少。
這種一廂情愿掩蓋了一個更陰暗的事實。盡管特朗普試圖與俄羅斯的和平進程功能失調,但幾乎所有人都放棄了比烏克蘭可怕現狀更好的任何前景。白宮的新計劃可能會失敗,但與之相比,放棄和平進程的其他選項更加糟糕。
特朗普剛上任時,就明確表示,自己打算在烏克蘭政策上與拜登政府劃清界限。不過,前總統拜登的政策,至少在一開始并不像聽上去那樣軟弱無力。政府官員認為,只要向烏克蘭提供抵抗俄羅斯所需的武器和喘息空間,那么一旦和平談判真正啟動,烏克蘭就能處于更有利的位置,從而談判出有利的解決方案。
然而在實踐中,這一戰略遭遇了不少問題:烏克蘭并未能取得許多西方策劃者原先設想的那種驚人的軍事勝利;西方內部幾乎沒有就“如何判斷談判時機已到”達成一致;而對持續援助烏克蘭的公眾支持也幾乎立刻開始下滑。自2023年起,西方決策者就面臨著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選擇:要么繼續為烏克蘭提供昂貴的支持,要么收回“無論需要多久”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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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他已指示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前往莫斯科與總統普京會面,同時,美國陸軍部長丹·德里斯科爾(Dan Driscoll)將與烏克蘭方面會談。圖源:路透社
特朗普重返總統職位,一刀砍向了這個“戈耳迪之結”(譯者注:現代語境里,戈耳迪之結Gordian knot常用來比喻:極其復雜、看似無法解開的難題)。他愿意——甚至是渴望——與莫斯科談判,并且也愿意無視歐洲國家的看法。他早期的策略包括對烏克蘭及其歐洲盟友施壓——其中就包括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美國副總統萬斯與澤連斯基之間那場轟動一時的激烈沖突——同時,他也重啟了與莫斯科的對話,包括在阿拉斯加舉行的特朗普與普京峰會。
然而,會談并未取得進展,目前仍不清楚和平計劃是否足以推動局勢向前發展。遲遲難以敲定協議,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這些談判免不了任何復雜和平進程中常見的那些阻礙。談判中需要討論的議題非常復雜,雙方互信嚴重不足。更棘手的是,美國最終最終必須與基輔以及其歐洲盟友協調,而這些參與方都有各自不同的觀點和利益訴求,希望在協議中有所體現。
其次,更麻煩的一點是總統那套非傳統談判方式本身制造了不少問題。
特朗普在推動和平時,往往過分看重和平的“外在包裝”:例如,為一份幾乎沒有實質內容的協議在媒體面前舉行簽字儀式——就像塞爾維亞那次那樣——或者在和平條款的基礎細節尚未敲定之前,就與俄羅斯在阿拉斯加舉行高調峰會。這些排場在電視上看起來也許很體面,但原則上,峰會本應是圍繞細節進行長時間談判之后的終點,而非談判一開始就擺上的起點。
這種把“最終場面”置于“具體細節”之上的做法,又被特朗普政府內部關于“是否應當追求和平計劃”的明顯分歧進一步放大——例如,與其他人相比,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的支持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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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奧(右)和烏克蘭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烈·葉爾馬克(左)。圖源:Getty Images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有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假設:一旦停火協議達成,并伴隨鋪天蓋地的媒體狂歡,那大概就是特朗普失去興趣的時刻。因此,俄方對一種“快速且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停火”并無太大興趣,因為那樣會在幾乎沒有獲得實質回報的情況下削弱自身籌碼;他們更愿意在談判的同時繼續打下去,并希望能隨著時間推移,把那些更重大的問題一點點談妥。
其中部分障礙是有可能被克服的。特朗普這份新的和平計劃,在細節上遠比之前幾次嘗試更為具體,也開始觸及雙方的一些關鍵關切。然而,這項計劃遭到歐洲各國政府以及華盛頓親烏派的強烈抨擊。一位美國參議員在剛過去的周末將其形容為俄羅斯的“愿望清單”,而歐洲各國政府也迅速表態稱其不可接受。不過,這份計劃事實上仍然是向前邁出的一步。
對烏克蘭而言,這份草案中既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對烏克蘭軍隊規模設置較高的上限、而在武器種類上似乎并無明顯限制,這對烏方來說是一項收獲,不過在領土方面作出的讓步則相對嚴厲。
對俄羅斯而言,禁止北約部隊駐扎烏克蘭是其長期訴求,而這份計劃的確作出了承諾;但與此同時,計劃又向烏克蘭承諾由西方提供安全保障,而這在此前一直是莫斯科的紅線。許多細節仍有待敲定,不過就連基輔方面在面對這份協議時,也保持著謹慎的沉默,而不是公開大聲批評。
然而,如果這份計劃未能如預期般帶來進一步談判——或者如果美國在歐洲的伙伴成功阻止它——那么這場戰爭似乎就注定會繼續打下去。
事實上,對歐洲而言,戰爭的持續也許并非完全不受歡迎。真正解決這場沖突會引出一整串棘手的政治問題:如何把烏克蘭納入歐洲體系,如何兌現戰時作出的“加速其加入歐盟”的承諾,甚至還要如何向歐洲公眾解釋,過去三年那些勝利在望的豪言壯語其實都是言過其實。在所謂“愿意者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內部——這是一個用來討論,一旦實現停火,歐洲各國愿意為烏克蘭承諾和采取哪些行動的論壇——相關討論長期以來都是承諾滿滿、兌現寥寥。
在各方都態度強硬的背景下,西方媒體的大量注意力集中在:特朗普是否或何時會從追求和平再度轉向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白宮凡是做出哪怕一點看起來更偏向烏克蘭的舉動,都會被視作“轉向”的證據——從允許歐洲國家為烏克蘭購買武器,到對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盧克石油公司(Lukoil)實施新的制裁,皆屬此類。
不過,包括這次新和平協議推動在內,特朗普的核心目標一直十分清晰。白宮在這方面有自身的考量。
首先,戰場局勢極其慘烈。交戰雙方都在緩慢地輸掉這場消耗戰,不斷把人力與裝備投入到極其微小的領土爭奪之中,而經濟代價則持續攀升。如果無法達成和平協議,那么一年之后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現實幾乎未有太大改變——但雙方卻在此過程中都變得更糟。
而烏克蘭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流失實力。該國無法進一步動員更多人力,這又加重了美國支持縮水所造成的沖擊。在經歷短暫的增援高峰之后,隨著各國面臨經濟逆風,歐洲對烏克蘭的支持也在下滑。事實上,如今歐洲內部有很大一部分討論聚焦在:能否說服各國沒收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以此作為繼續為這場沖突再提供一兩年資金來源的方式。此外,即便是依然保持強烈愛國熱情的烏克蘭民眾,也愈發厭倦這場戰爭及其代價。
接二連三的腐敗丑聞同樣在侵蝕公眾情緒,最近的一起甚至已經波及到澤連斯基辦公室本身。烏克蘭國家反腐敗局近日公布了針對季穆爾·明迪奇(Tymur Mindich)的調查結果,他是澤連斯基的前商業伙伴,被指控從國有能源公司中中飽私囊。無論總統本人是否牽涉其中,這樣的印象本身就已經造成了嚴重損害。
現任政府似乎認為,這場丑聞在澤連斯基被削弱之際,提供了一個推進和平計劃的機會。然而他們在這點上很可能判斷有誤——這起丑聞同樣削弱了澤連斯基在烏克蘭內部支離破碎的政治格局中推動任何和平協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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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總統辦公室主任、澤連斯基的心腹干將安德烈·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11月28日宣布辭職。葉爾馬克對該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政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他還是烏克蘭首席談判代表,領導與美俄談判的代表團。圖源:路透社
不過在戰略層面上,特朗普關于“在烏克蘭問題上,沒有比和平更可行的好選項”的直覺是對的;其他每一種“勝利路徑”的設想都存在重大缺陷。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既昂貴,又在操作層面困難重重。與此同時,烏克蘭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展開的縱深打擊行動確實帶來了一定經濟痛感,但遠不足以迫使沖突迅速結束。制裁的情況也是如此。
然而,令人遺憾的事實是,華盛頓和歐洲首都中許多烏克蘭的支持者,基本已經放棄了對更好局面的期待。過多反對談判的論點,本質上只是為繼續走現在這條路找理由,希望未來能突然出現更好的轉機。這算不上一個像樣的戰略。這種做法也意味著:烏克蘭人被迫在未來多年繼續承受戰火,而歐洲公眾則要在同樣長的時間里承擔持續的經濟支出。
編譯:張樂詞 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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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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