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1974年的那年冬日。
那時,我是個剛滿十八歲的后生,初中畢業,家徒四壁,世代與黃土為伴。讀不起書,只能在家和父輩們一起下地勞作,但心里卻總是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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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我看到村部土墻上、被風吹得嘩嘩作響的征兵通知。
這征兵通知,頓時在腦海里久久作響,讓我仿佛看到一道改變命運的光。
畢竟當兵,是當時像我這樣的貧農子弟能走出大山、見識外面廣闊天地的唯一途徑。
可是同時,我又擔憂起來。全公社名額就那么幾個,哪個不是削尖了腦袋往里鉆?
論家庭,我家是村里數得著的困難戶;論背景,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連村干部的家門朝哪開都不清楚。
我唯一的“非常之處”,大概就是農閑時總愛蹲在村部那間雜物兼辦公室的屋子里,如饑似渴地翻閱那些過期許久的報紙。為此,我沒少聽鄉鄰們的調侃:“永春,字里行間還能刨出金疙瘩來?”
“真是個書呆子喲!”這些善意的嘲笑,像細小的麥芒,扎在年輕而敏感的自尊上,讓我在人多時越發沉默,只能把對外面世界的全部向往,都寄托在那幾張泛黃的報紙上。
體檢倒是順利通過了,我這副從小干農活練就的身板,結實得很。
可我心里明白,體檢過關只是拿到了入場券,真正的較量在后面的評議。
那天,我躲在人群后面,聽著屋里傳來的爭論聲,心提到了嗓子眼。
果然,有人推薦張家的兒子,有人說李家的侄子更活絡,輪到我的名字時,現場出現了一陣短暫的沉默,接著有人含糊地說:“永春嘛,人是老實,肯下力氣,就是……有點悶,書生氣重,怕到了隊伍里吃虧。”
就在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的時候,我聽到了那個改變我一生的聲音。是村支書趙德山趙叔!他磕了磕旱煙袋,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沉穩:“我說兩句。我看永春這娃,行!當兵保家衛國,不光要力氣,更得要腦子,明事理!他愛讀書,這是優點!咱村要送,就送這樣的好苗子!我贊成林永春!”
那一刻,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巨大的狂喜之后,是洶涌而來的感激。
回到家,母親激動得直抹眼淚,父親則悶頭抽著煙,半晌,對母親說:“娃他娘,把咱秋天攢的那半斤核桃拿出來,讓永春給支書送去。天大的恩情,咱不能忘了本分!”
那半斤核桃,是用一塊洗得發白的舊手帕包著的,捧在手里,我卻覺得有千斤重。那是一個貧寒家庭能拿出的、最鄭重的謝禮了。
那天晚上,月色清冷,我揣著這包滾燙的心意,再次站在趙叔家門前,手舉起又放下,心里排練了無數遍的感謝話,在敲門的那一刻全忘光了。
是趙叔親自開的門,他見到我,似乎并不意外,側身讓我進屋。
屋里點著煤油燈,光線昏黃,卻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說明來意,雙手把那包核桃遞過去。
趙叔沒有接,他示意我坐下,自己又裝了一袋煙,深吸一口,才緩緩說道:“永春,你的心意,叔懂。但這核桃,你拿回去,給你爹娘補補身子。”
看我急著要說話,他擺擺手,語氣嚴肅起來:“我推薦你,不是圖你這點東西。我是覺得你是塊好料,值得栽培!你愛讀書,求上進,這比啥都強。記住叔的話,到了部隊,好好干,干出個人樣來,就是對我、對咱清河村最好的報答!男人家,眼光要放長遠,心胸要開闊!”
那包核桃,最終原封不動地被我捧了回來。
但趙叔那番話,卻像燒紅的烙鐵,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帶著這份沉甸甸的囑托和一顆感恩的心,我告別了親人,走進了綠色的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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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的生活,是全新的天地,也是艱苦的錘煉。
隊列、戰術、體能訓練……每一項都不輕松。但我心里憋著一股勁,想起趙叔的期望,想起家鄉的厚土,再苦再累我也咬牙堅持。
我不僅訓練刻苦,政治學習也格外認真,把愛讀報的習慣帶到了連隊,還經常給團里的廣播站寫稿子,漸漸成了連里的“筆桿子”。
我時刻記著趙叔說的“眼光要放長遠”,不滿足于當一個只會喊口號的大頭兵,利用一切機會學習文化知識。
當兵第三年,因為我表現突出,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8年,被推薦去參加預提干部培訓,于1979年3月份提干,成為連隊的三排長。
1979年冬天,是我入伍后第一次獲準探親。
此時的我,穿著四個兜的干部軍裝,胸脯挺得筆直,心里裝著滿滿的成就感和對未來的憧憬。
我用積攢的津貼買了兩瓶好酒,再一次踏進了趙叔家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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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我的腳步是踏實的,心情是喜悅的,只想好好敬趙叔一杯酒,告訴他,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開門的依然是趙叔,他見到我,臉上綻開了欣慰的笑容,用力拍著我的肩膀:“好小子!精神!像個當兵的樣子!”
趙嬸也聞聲出來,拉著我的手噓寒問暖。
就在這熱鬧的當口,從里屋走出一個姑娘,穿著一件素凈的碎花棉襖,圍著紅圍巾,眉眼彎彎,笑容像冬日里的暖陽。
趙叔笑著介紹:“這是我閨女,小梅,在公社中學當老師,剛放假回來。”
“永春哥。”她落落大方地叫了一聲,聲音清脆。
我的目光和她對上,心里莫名地慌了一下,趕緊點頭回應。
那頓晚飯,吃得格外熱鬧。
趙叔仔細問著部隊的情況,我一一作答。
趙嬸看著我這個她眼中的“出息后生”,越看越喜歡,話趕話地就問到了我的個人問題:“永春吶,在部隊上,談對象了沒?”
我老實回答:“嬸子,還沒顧上呢。整天不是訓練就是學習,也沒遇上合適的。”
趙嬸還想再打聽,一旁的趙叔瞇著眼睛,看看我,又瞅瞅旁邊低頭淺笑的小梅,突然哈哈一笑,聲音洪亮地說:“我看你倆就挺般配!永春,你覺得小梅咋樣?要不,你們年輕人先通通信,了解了解?”
這話像顆石子投進平靜的湖面,我的臉“唰”地一下就紅了,心跳得像擂鼓。
小梅也羞得喊了一聲“爸”,臉頰飛起紅云。桌上氣氛一時有些微妙的尷尬,但奇怪的是,我心里除了窘迫,竟還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竊喜。
趙小梅老師,知書達理,溫婉大方,像山澗里清澈的溪流,悄然流進了我的心田。
回到部隊后,我懷著忐忑又激動的心情,鋪開信紙,第一次給一位姑娘寫信。這比讓我跑五公里負重越野還要緊張,字斟句酌,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終,我還是鼓起勇氣,像匯報工作一樣,坦誠地介紹了自己在部隊的生活、學習和思考。
信寄出去后,便是漫長的等待,每一天都顯得格外漫長。
當我終于收到小梅的回信時,幾乎是顫抖著手拆開的。她的字跡清秀工整,文筆流暢自然。她給我講她班上的孩子們,講他們求知的渴望和頑皮的趣事;講她教學中的困惑與收獲;講她對鄉村教育未來的樸素夢想……
她的信,像一扇窗,讓我看到了一個同樣充滿理想和熱情的青春世界。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長達一年的書信往來。薄薄的信紙,承載著厚厚的思念和兩顆逐漸靠近的心。我向她描繪軍營的號聲與橄欖綠,她向我訴說鄉村教室的晨讀與晚霞。
我們討論保爾·柯察金的堅韌,也分享生活中的點滴感悟。在文字的交流中,我們發現彼此的精神世界如此契合,那種基于理解和共鳴的情感,比任何轟轟烈烈的告白都更加堅實、深厚。
情愫,便在這一次次的鴻雁傳書中,悄然生根、發芽,最終長成了參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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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節,我和小梅在親友的祝福中,舉行了簡樸而溫馨的婚禮。沒有豐厚的彩禮,沒有排場的宴席,但我們有最珍貴的嫁妝——彼此的了解、信任和深深的愛意。
婚后,我們相互扶持,走過了人生的風風雨雨。
我在部隊當到副營長,然后從部隊轉業分配到縣發改委工作。因為工作認真負責,我從普通科員一路進步,最后在政協副主席崗位退休。小梅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幾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她熱愛的鄉村講臺,把無數孩子送向了更廣闊的天地。
如今,我們都已退休,鬢角染霜。兒孫繞膝的傍晚,我常常會想起這一生的歷程。我常對孩子們說:“我這一生,最要感恩的,就是你們的外公,他不僅改變了我的命運,還成全了我美滿幸福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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