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日本近年的步伐有一種說不出的焦躁感,像一個本來端著熱茶坐得穩穩當當的人,突然開始頻頻站起、來回踱步、時不時瞄一眼門口,仿佛外面的風聲都是沖著自己來的。十年前,日本政府推動安保法,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三年前干脆在三份安全保障文件中寫下“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量”的野心,決定打造“敵方基地攻擊能力”,把“專守防衛”掏得只剩殼。如今,高市早苗上臺,動作更快、語調更硬,像是要把日本戰后幾十年的和平定位直接按下刪除鍵。
這陣勢不只是加速,而是猛踩油門。
她提出要在明年就修訂那三份安保文件,時間比原計劃提早兩年。防衛費要漲,武器出口要放開,“無核三原則”還得掂量掂量到底要不要繼續當“國策”。這套操作下來,日本戰后七十多年積攢的和平傳統,像被擺在桌上做切割前的魚,已經聞到刀鋒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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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費是最能看出一個國家心態的指標。戰后日本長期把防衛費壓在GDP的1%,這是當年的集體共識,是寫在社會心理里的“安全閥”。現在,高市要把它推到2%。按現行的三份安保文件,這本來是五年后的目標,但她干脆在今年的補充預算案里先行實現。不是因為需求突然暴漲,而是為了趕進度。
這是一種典型的“數字先行”策略。目標不是從防衛需求里長出來的,而是從政治動作里冒出來的。日本政府甚至計劃通過增收所得稅來補資金,但增稅何時落地沒人能說出準話。防衛費結余的話題也屢屢被提起——花這么多錢買什么、要怎么花、為什么現在就花,這些問題被壓在預算表單里,沒人愿意細算。
這時有人會說,美國希望盟友把防衛費提高到GDP的3.5%,北約和韓國都在往這方向走,日本跟著也正常。問題是,每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周邊局勢、社會心理都不一樣。安全不是比數值高低的競賽,防衛費更不是越大越穩,日本必須自己判斷,而不是跟著外部壓力走形。
而在預算以外,更大的煙火來自武器出口政策。過去,日本雖然也出口裝備,但有“五類限定”: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這個限定像裝在武器出口上的剎車片,限制日本不把軍事生產變成全球生意。現在,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的聯合執政協議已寫明,明年國會例會就要“廢除”這個限制。
剎車片拆掉,車往哪里沖就不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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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經在做試探:與英、意聯合開發的下一代戰斗機,將允許出口第三國;用聯合生產形式向澳大利亞出口護衛艦。這些都意味著日本從“只保衛自己”向“參與國際軍售”邁了不小的一步。一旦“五類限定”消失,日本很可能沿著這條路徑一路向前,成為一個能夠自由出口武器的國家。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當年那個以和平憲法自豪的國家,正在悄悄把自己從和平框架里抽離出去。
不能不提的,是高市早苗對“無核三原則”的態度。這條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不是某個政黨的口號,而是日本國民從廢墟中走出的道德自覺,是廣島和長崎寫進國家心底的痛。高市卻表示,“既然依賴美國核保護傘,‘不運進’不現實”。言下之意,是不是要重新審視、甚至松動這一根本原則。
這不僅是政策選擇,更是一個國家面對自身歷史時的姿態。如果連“無核三原則”都可以重新定義,那被寫進教科書的和平理念,會不會也隨之變得模糊?
安保政策的修訂,是一條不可逆的道路。走出去,不容易再回頭。
如今的日本,像是在努力突破戰后給自己設下的限制,一項項把當年的紅線畫成灰線。但突破后的世界,不一定是更安全的世界。因為安全不是靠多一件武器、多一筆預算、多一個數字換來的,而是靠信任、合作、透明度以及對區域穩定的責任感撐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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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若執意走上強化軍事力量的道路,不只是國內要承受更高的稅負和社會分歧,整個地區也會感到壓力。這種壓力不是別人夸大,而是從政策本身散發的信號:日本不再滿足于和平國家的定位,正在往一個更主動、更激進的方向滑行。
看著這些政策不斷推進,很難不產生擔憂。日本戰后最寶貴的,是那份由痛苦換來的克制,是把和平作為底線的共識,而不是用更多武器來換取所謂安全。
任何國家想要安全,都需要力量,但力量之外,更需要方向。一個和平國家如果忘了為什么選擇和平,像是在走夜路的人——越走越快,卻看不清前面。
現在的日本,需要的不是再造軍力的沖動,而是那份在廢墟中學會的慎重。政策可以修改,預算可以增加,但歷史的記憶不能失落。只有牢牢抓住那份記憶,日本才不會迷失在不斷加速的腳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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