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的一個陰冷清晨,上海提籃橋監獄外的空氣潮得發黏。鐵門開啟時,獄警輕聲說了句:“老姚,你自由了。”聲音并不大,卻像鐵器敲在木頭上。姚文元抬頭看了看灰白的天,無言。十八年刑期到頭,他離開牢房,只帶了幾本做舊的線裝書、一副老花鏡和一張硬座車票。
他沒有立即回家,而是繞到火車站對面的公共電話亭。電話那頭的金英沉默片刻,“我到站臺等你。”短短七個字,姚文元眼圈微紅。掛掉電話,他把呢帽壓得更低,擔心排隊買票時有人認出那張在紀錄片里出現過的面孔。
車廂里擠滿返鄉務工者,吆喝聲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姚文元整整九小時沒離座,手里攥著人民日報,目光卻空洞。身旁的小販試探問他要不要熱茶,他搖頭。曾經的“文革筆桿子”對任何陌生搭話都保持戒心,這種戒心在獄中養成,出獄后也難以褪去。
下車時已近黃昏。站臺上,金英圍了一條暗紅圍巾,皮膚蠟黃,遠遠招手。兩人對視幾秒,沒有擁抱。姚文元只是低聲說:“麻煩你了。”一句“麻煩”把夫妻二十年冷暖含糊勾勒。回到出租車里,他才知道妻子這些年被調去街道辦小檔案室掛了空編制,工資七成,全靠弟弟接濟。
落腳湖州,是因為那里有親戚舊宅,巷子深,鄰里閉口。房子前后院雜草半人高,恰能掩住行跡。入住第三天,姚文元遞出兩份親筆信,請求經地方部門上報中央。第一份信里,他愿意撰寫自述,主題限定“文化大革命親歷”。他說,自己負有配合審查、留存史料的義務。第二份信件更為直接——申請恢復黨籍,理由是“思想認識徹底轉變”。
關于第一項,相關部門回復:可酌情考慮,但須送審備案,不得私自外流。第二項回復只一句話——“不予討論”。這口回絕沒任何鋪墊,簡練得像軍令。姚文元看完薄薄一頁白紙,只抿嘴點頭,隨后把信折成四折放進抽屜,沒有再提。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因受挫而停筆。每天清晨六點,老式鬧鐘一響,他提筆寫兩小時。紙張是當地小學淘汰的作文簿,他覺得順手。寫累了,就翻毛主席選集、法蘭西革命史、林語堂散文。警衛兼護工老陸常笑:“姚先生可真能熬夜。”姚文元淡聲回答:“字不寫完,心不踏實。”這句話像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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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末,市場經濟風頭正勁,湖州街頭私營店鋪林立。可姚文元幾乎足不出戶,他對外界最大的好奇是城鄉糧食供應。某日他在新聞里聽說稻谷連年豐收,急急對老陸說:“放開吃也得有個票證約束,不能浪費。”老陸憋不住笑:“時代不一樣嘍。”話音落下,兩人都沉默。此情此景,折射出姚文元思想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模式,認知斷層明顯。
在監獄時他堅持每天看《新聞聯播》,出獄后同樣如此。屏幕里播到改革開放成果,他眼里復雜閃爍,又迅速平復。可對張春橋、江青的名字,只要出現,他必定按靜音鍵,似乎按掉回憶。他在草稿里寫過一句話:歷史是滾動軸,誰都攔不住。稿紙后來被他自己撕碎,扔進火盆。
養老費每月四千,對普通退休職工來說不算少。他卻花得極省:兩人份青菜豆腐,外加便宜藥。金英常年慢性病,體重不足九十斤。2004年冬,她撐不住,清晨在棉被里咳了幾聲就斷氣。火化前,姚文元對殯儀館人員說:“墓碑刻‘慈母金英’即可。”別人提醒應刻夫妻合名,他擺手:“不必。”
2005年12月23日凌晨,姚文元因多臟器衰竭去世。遺體無告別儀式,骨灰盒與金英合葬。墓碑特地選花崗巖無字面板,只在背后刻日期。主持下葬的民政干部一度猶豫,畢竟無名無姓前所未見。姚文元生前交代:“有名會累及后人,匿名于我最好。”最終,墓園只登記一串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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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給外界的手稿共三箱,約八十萬字,經多次送審,絕大部分因內容敏感擱置。個別篇章在內部資料里零星引用,公開發表至今無期。警衛老陸退休時提過一句:“那些稿紙,大概再也見不到陽光。”回答他的是檔案室吱呀的鐵門聲。
姚文元的一生,好與壞,功與罪,都被時間磨平。唯一能確定的是,1996年那兩個請求,一個獲準,一個被拒,像兩道分水嶺——前者讓他有機會把往事寫成冷冰紙張,后者則把他永遠留在黨籍名冊之外。至于歷史評價,還需更多資料、更多證言、更多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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