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是滇軍出身的將領，為何在去世時老蔣會扶棺大哭？

1937年2月17日，南京鼓樓醫院傳來噩耗，陸軍一級上將朱培德因注射抗貧血藥劑而引發血液中毒，不幸逝世，年僅四十九歲。蔣介石聽聞后，悲痛萬分，憑棺痛哭失聲，其挽聯上寫道：“來日大難，萬端方待理，更誰共在肩重負。”朱培德作為蔣介石口中的“第一人才”，他的猝然離世，不僅讓國民黨高層為之震動，也讓遠在延安的朱德深感惋惜。誰能想到，這兩位云南講武堂的“模范二朱”，朱培德卻先下車了。

朱培德出生于云南鹽興的仕宦之家，十八歲時考入云南陸軍隨營學校，后并入云南講武堂第一期，與朱德成為同學，二人并稱“模范二朱”。兩個人之間的名字只差了一個字，但是這兩位從云南講武堂走出去的。滇軍將領后來的成就和人生機遇卻大相徑庭，人生的境遇坎坷就是如此難以捉摸。

朱培德的資歷是很老的，在護國戰爭期間，他就作為滇軍的重要骨干成為護國軍第二軍支隊長，后來他又隨軍進入了廣東，又調任駐粵滇軍旅長。從云南進入廣東也開始了朱培德從滇軍將領逐漸走向國民黨中央軍的轉變過程。

而真正奠定他歷史地位的，是他對孫中山革命的堅定支持。護法戰爭期間，朱培德率部擁護孫先生，擔任援贛軍第二軍軍長。由于朱佩德在這一系列戰斗中的精彩表現，他也在1921年加入國民黨后，更是被任命為中央滇軍總司令。

作為滇軍出身的將領，朱培德的發展歷程和本土滇軍將領是大為不同的。從唐繼堯到龍云，這些本土滇軍將領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但是朱培德卻深度融入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

在滇軍的歷史中，朱培德的路徑是很獨特的。

他所率領的滇軍部隊，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不斷發展壯大，逐漸接受了孫先生和國民黨的領導，從而最終擺脫了地方色彩，融入了國民黨中央軍。

朱培德與范石生、金漢鼎等滇軍同僚相比，朱培德的政治成就也更為突出。他不僅在北伐期間擔任右翼總指揮，成功攻占江西，還在中原大戰時，為蔣介石坐鎮南京，精心謀劃軍隊的調配與后勤補給。就從蔣介石的性格來說，能夠擔此重任足夠看出老蔣對朱佩德是相當信任的。

更為可貴的是朱培德的戰略眼光不僅僅局限于國內，他深刻認識到在國內軍閥混戰的時候，外部邊防就會顯得相當脆弱和危險。在1930年中原大戰落下帷幕之際，朱培德在參謀本部發表元旦，他相當直白地說道“以后大家總應該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備上去了”，這種戰略眼光和氣魄，遠超當時的諸多地方軍閥。

對于老蔣來說，他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共患難但卻不能共富貴的典型人物。當初張靜江、戴季陶等一派元老推他上位，然而在其掌握巔峰權力之后，對于這些當年幫助過他的老兄弟們卻逐漸心生狹隘，最終無論是張靜江還是戴季陶職業生涯結束的相當落寞。

1932年，蔣介石將身邊的幕僚按照“賢”“才”標準進行劃分時，把朱培德排在了首位。蔣馮戰爭期間，蔣還委托他“留京震懾”，代行總司令之職。老蔣的這種信任既是對朱培德軍事能力的認可，也是對朱培德的高度信任。

1928年，朱培德主動解除了滇軍總司令的職務，將軍權交還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這種姿態在其他地方實力派中是極為罕見的。

由于朱培德的高風亮節，老蔣也把他當作是良師益友。1931年前后，當蔣介石在“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之間猶豫不決時，朱培德敏銳地指出：“惟恐國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后，仍不能臥薪嘗膽，則民族更形墮落。”朱培德的這種見解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蔣介石后來的選擇。

但是很明顯，朱培德這樣從滇軍基層摸爬滾打中成長起來出來的老派將領，他對于蔣介石的態度并不是單純頑固的。1927年他曾冒險將朱德迎接到南昌，并任命朱德為公安局局長。當年7月下旬，他已經察覺到朱德、賀龍、葉挺等人聯系密切，必有重要舉動，然而在這個關鍵時期他卻選擇請假上廬山療養，把南昌的軍政要務交給了朱德處理，這在客觀上為南昌起義提供了條件。

朱培德的突然離世，留下了巨大歷史遺憾。蔣介石在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感慨道：“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戰禍乎？”這種追憶，不僅是對軍事助手的懷念，更是對戰略謀士的深切呼喚。從云南講武堂的狀元之才，到孫中山贊譽為“虎將”；從北伐戰爭的檢閱總指揮，到抗戰準備的實際主持人，朱培德的人生軌跡也堪稱傳奇。

這位曾經對中國近代化進程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最終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溘然離世，沒能見到中國抗戰勝利的那一天不失為一種遺憾，但是他也沒有經歷1949年選擇的殘酷也不失為一種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