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丨站在97歲的光陰里，回望人生的不瀟灑

宗璞與父親馮友蘭

蘸墨記山河，燈火照春秋，生命不息地前去即是目的。

97歲的作家宗璞，在新作《長路行》中以四季為經緯，串聯起一部跨越世紀的個人與民族精神史詩。

從清華園襁褓中的嬰孩，到西南聯大硝煙里的少女；從清華圖書館的書香浸潤，到昆明鄉間炮火中的炊煙；從親友漸行漸遠的沉寂，到年邁后沉浸書香的孤寂——宗璞用《春卷》《夏章》《秋篇》《冬輯》四個部分，織就知識分子的生命編年史。書中不僅有清華園的青草、圓明園的斷柱、昆明鄉村的煙火，更鐫刻著馮友蘭、聞一多等一代文人的風骨，以及戰火中課堂的讀書聲、燕園左鄰右舍的溫情。

宗璞說：“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

那青草覆蓋的地方

那青草覆蓋的地方，藏著一段歷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

清華園內工字廳西南，有一片小樹林。幼時覺得樹高草密，一條小徑彎曲通過，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樹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當時稱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長住宅。最靠近樹林的是乙所。乙所東、北兩面都是樹林，南面與甲所相鄰，西邊有一條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廳后荷花池。我們曾把折好的紙船涂上蠟，放進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從沒有一只船到達。

先父馮友蘭先生作為哲學家、哲學史家已經載入史冊。他自撰的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概括了自己的學術成就。他一生都在學校工作，從未離開教師的崗位，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是和清華分不開的，是和清華的成長分不開的。這是歷史。

一九二八年十月，他到清華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號居住，一九三〇年四月遷到乙所。從此，我便在樹林與溪水之間成長。抗戰時，全家隨學校去南方，復員后回來仍住在這里。我從成志小學、西南聯大附中到清華大學，已不覺得樹林有多么高大，溪水也逐漸干涸，這里已不再是兒時的快樂天地，而有了更豐富的內容。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父親離開了清華，以后不知什么時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這一片青草覆蓋的地方。

清華取消了文科，這不只是清華，也是整個教育界、學術界的重大損失。同學們現在談起還是非常痛心。那時清華的人文學科，精英薈萃。也許不必提出什么學派之說，也許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長期在一起難免互有熏陶，就會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不要說一個學科，就是文、理、法、工各個方面也是互相滋養的。單一的訓練只能培養匠氣，這一點越來越得到共識。

父親初到清華就參與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華的歸屬問題，從隸屬外交部改為隸屬教育部。他曾作為教授會代表到南京，參加當時清華的董事會，進行力爭，經過當時的校長羅家倫和大家的努力，最后清華隸屬教育部。我記得以前懸掛在西校門的牌子上就赫然寫著“國立清華大學”。了解歷史的人走過門前都會有一種自豪感，因為清華大學的成立，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的標志。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親最有創造性的日子。除教書、著書以外，他一直參與學校的領導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哲學系主任，從一九三一年起任文學院院長。當時各院院長由教授會選舉產生，每兩年改選一次。父親任文學院院長長達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職務。十八年的日子里，父親為清華文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現在還少研究。我只是相信，學富五車的清華教授們是有眼光的，不會一次又一次地選出一個無作為、不稱職的人。

在清華校史中有兩次危難時刻。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羅家倫校長離校，校務會議公推馮先生主持校務，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吳南軒奉派到校。又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底，臨近解放，梅貽琦校長南去，校務會議又公推馮先生為校務會議代理主席，主持校務，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世界很大，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馮先生后來的日子是無比艱難的，但他在清華所做的一切無愧于歷史的發展。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他愛學生。他認為清華學生是最可寶貴的，應該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傷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進步學生免遭逮捕。一九三六年，國民黨大肆搜捕進步學生，當時的學生領袖黃誠和姚依林躲在馮友蘭家，平安度過了搜捕之夜，最近出版的《姚依林傳》也記載了此事。據說當時黃誠還作了一首詩，可惜沒有流傳。臨解放時，又一次逮捕學生，女學生裴毓蓀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記得那一次軍警深入內室，還盤問我是什么人。后來為安全計，裴毓蓀轉移到別處。七十年代中，毓蓀學長還寫過熱情的來信。這樣念舊的人，現在不多了。

學者們年事日高，總希望傳授所學，父親也不例外。解放后他的定位是批判對象，怎敢擴大影響。但在內心深處，他有一個感嘆，一種悲哀，那就是他說過的八個字：“家藏萬貫，膝下無兒。”形象地表現了在一個時期內，我們文化的斷裂。可以慶幸的是這些年來，“三史”“六書”俱在出版。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明知馮先生已去世，但他讀了“貞元六書”，認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寫作者的名字。

父親對我們很少訓誨，而多在潛移默化。他雖然擔負著許多工作，和孩子們的接觸不很多，但我們卻感到他總在看著我們，關心著我們。記得一次和弟弟，還有小朋友們一起玩。那時我們常把各種雜志放在地板上鋪成一條路，在上面走來走去，不知為什么他們都不理我了。我們可能發出了什么響聲，父親忽然叫我到他的書房去，拿出一本唐詩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誦的第一首詩，白居易的《百煉鏡》。這些年我一直想寫一個故事，題目是《鑄鏡人之死》。我想，鑄鏡人也會像鑄劍人投身入火一樣，為了鏡的至臻完美，縱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日午時”）化為鏡的精魂。不過又有多少人了解這鑄鏡人的精神呢？但這故事大概也會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樣，埋沒在腦海中了。

此后，背詩就成了一個習慣。父母分工，父親管選詩，母親管背誦。短詩一天一首，《長恨歌》《琵琶行》則分為幾段，每天背一段。母親那時的住房，三面皆窗，稱為玻璃房。記得早上上學前，常背著書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親的鏡臺前，背過了詩才去上學。

乙所中的父親工作順利，著述有成。母親持家有方，孩子們的讀書聲笑語聲常在房中飄蕩。這是一個溫暖幸福的家。這個家還和社會聯系著，和時代聯系著。不只父親在復雜動亂的局面前不退避，母親也不只關心自己的小家。一九三三年，日軍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們趕制寒衣，送給抗日將士。一九四八年冬，清華師生員工組織了護校團，日夜巡邏，母親用大鍋熬粥，給護校的人預備夜餐。一位從聯大到清華的學生，許多年后見到我時還說：“我喝過你們家的粥，很暖和。”煮粥是小事，不過確實很暖和。

那青草覆蓋的地方，雖然現在草還不很綠，我還是感覺到暖意。這暖意是從逝去了而深印在這片土地上的歲月來的，是從父母的根上來的，是從彌漫在水木清華間的一種文化精神的滋養和庇蔭來的。我倚杖站在小溪邊，驚異于自己的老而且病。以后連記憶也不會有了，這一片青草覆蓋的地方，又會變成什么模樣？

三幅畫

戊辰龍年前夕，往榮寶齋去取裱的字畫。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見取物字據。其實原字據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代替的是張掛失條，而現在連這掛失條也不見了。

業務員見我懊惱的樣子，說，拿走吧，找著以后寄回來就行了。

我們高興地捧了字畫回家。一共五幅，兩幅字三幅畫，一幅幅打開看時，甚生感慨。現只說這三幅畫。

三幅畫均出自汪曾祺的手筆。

老實說，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我從不知汪曾祺擅長丹青，可見是何等的孤陋寡聞。原只知他不只寫戲還能演戲，不只寫小說散文還善舊詩，是個多面手。四十年代初，西南聯大同學排演《家》。因為兄長鐘遼扮演覺新，我去看過戲。有兩個場面印象最深，一是高老太爺過世后，高家長輩要瑞玨出城生產，覺新在站了一排的長輩面前的惶恐樣兒。哥哥穿一件煙色長衫，據說很瀟灑。我只為覺新傷心，以后常常想起那傷心。一是鳴鳳鬼魂下場后，老更夫在昏暗的舞臺中間，敲響了鑼，鑼聲和報著更次的喑啞聲音回蕩在劇場里。現在眼前還有老更夫的模樣，耳邊還有那聲音，澀澀的，很苦。

老更夫是汪曾祺扮演的。

時光一晃過了四十年。八十年代初，《鐘山》編輯部舉辦太湖筆會，從蘇州乘船到無錫去。萬頃碧波，洗去了塵俗煩惱，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我坐在船頭，乘風破浪，十分得意，不斷為眼前景色歡呼。汪兄忽然遞過半張撕破的香煙紙，上寫著一首詩：“壯游誰似馮宗璞，打傘遮陽過太湖。卻看碧波千萬頃，北歸流入枕邊書。”我曾要回贈一首，且有在船諸文友相助，亂了一番，終未得出究竟。而汪兄這首游戲之作，隔了五年，仍清晰地留在我記憶中。

一九八六年春，偶往楊周翰先生家，見壁懸畫圖，上棲一只松鼠，靈動不俗。得知乃汪兄大作時，不勝驚異。又有一幅極清秀的字，署名上官碧，又不知這是沈從文先生筆名。楊先生則為我的無知而驚異，笑說，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實在是的，我常處于懵懂狀態，這似乎是一種習慣。不過一經明白，便有行動，雖然還是拖了許久。初夏時，我修書往蒲黃榆索畫，以為一年半載后可得一張。

不想一周內便來了一幅斗方。兩只小雞，毛茸茸的，歪著頭看一串紫紅色的果子，很可愛。果子似乎很酸，所以小雞在琢磨吧。

這畫我喜歡，但不滿意，懷疑汪兄存有哄小孩心理，立即表態：不行不行，還要還要！

第二幅畫也很快來了。這是一幅真正的贈給同行的畫，紅花怒放，下襯墨葉，緊靠葉下有字云：“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臨風亦自得，不共赤城霞。”畫中花葉與詩都在一側，留有大片空白，空白上有煙灰留下的一個小洞。曾囑裱工保留此洞，答稱沒有這樣的技術。整個畫面在臨風自得的恬淡中，卻有一種活潑的熱烈氣氛。父親看不見畫，聽我念詩后，大為贊賞，說用王國維標準來說，這詩便是“不隔”。何謂“不隔”？物與我渾然一體也。

我這時已滿意，天下太平，不再生事。不料秋末冬初時，汪兄忽又寄來第三幅畫。這是一幅水仙花，長長的挺秀的葉子，頂上幾瓣素白的花，葉用藍而不用綠，花就紙色不另涂白。只覺一股清靈之氣，自紙上透出。一行小字：為紀念陳澂萊而作，寄予宗璞。

把玩之際，不覺唏噓。謝謝你，汪曾祺！

澂萊乃我摯友，和汪兄也相識。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澂萊與我一同下放在涿鹿縣。當時汪兄在張家口一帶，境況比我們苦得多了。一次開什么會，大家穿著臃腫的大棉襖在塞上相見。我仍是懵懵懂懂，見了不認識的人當認識，見了認識的人當不認識。澂萊常糾正我，指點我這人那人都是誰；看我見了汪兄發愣，苦笑道，汪曾祺你也不認識！

澂萊于一九七一年元月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緣由。我曾為她寫了一篇《水仙辭》的小文。現在誰也不記得她了，連我都記不準那恐怖的日子。汪兄卻記得水仙花的譬喻，為她畫一幅畫，而且說來年水仙花發，還要寫一幅。

從前常有“性情中人”的說法，現在久不見這詞了。我常說的“沒有真性情，寫不出好文章”的大白話，也久不說了。性情中人不一定寫文章，而寫出好文章的，必有真性情。

汪曾祺的戲與詩，文與畫，都隱著一段真性情。

三幅畫放到一九八七年才送去裱，到一九八八年春節才取回。在家里再翻手提包，那掛失條竟赫然在焉。我只能笑自己的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