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神獸︱“天馬”為何在漢代封神

自古以來，馬都是人類生活的伙伴。它以其忠誠、勤勉與靈性等特征，陪伴幫助著人們。在那遙遠的《詩經》時代，馬就棖觸著人類情感，開啟了詩意空間。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感激馬對戰士征途的助力；“執轡如組，兩驂如舞”，盡顯彬彬君子的優雅風姿；“陟彼高岡，我馬玄黃”，訴說女子對愛人的思念；“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表達對隱士的傾慕與挽留。沿著《詩經》所開創出的文化傳統，后代也留下了無數關于馬的佳話與詩篇，馬所引發的文化和習俗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

那么，馬一開始就是現在的模樣么？在歷史的長河里，馬被賦予了哪些情感與精神特質？

馬的馴化與改良

馬被人類馴化大概可追溯到5500年之前，最早是在位于今哈薩克斯坦的柏臺遺址發現了馬骨和馬骨制作的漁叉，之后家馬和養馬技術向東和向西傳播到其他地區。

我國最早的家馬出現在黃河上游地區，位于今甘肅省永靖縣的齊家文化大何莊遺址、永靖縣蓮花鄉的齊家文化秦魏家遺址皆發現了隨葬的馬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發掘了多個車馬坑，可確知商代晚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存在家馬。

漢代以前，中原本土馬的體型不同于后來，較為低矮。如1955年陜西眉縣李村出土一件西周昭王、穆王時期的“盠”青銅駒尊，高32厘米，長33厘米，重6.6千克。整器塑作一匹小馬駒形狀，昂首豎耳，面容溫和；頸后的鬃毛齊整，駒背開一口，覆器蓋；駒腹兩側雕渦紋，周緣環飾窮曲紋；垂尾，四蹄立地（圖1）。駒頸、胸部及器蓋內共鑄銘文105字，記述甲申日周王“執駒”，并賞賜盠兩匹駒。此駒尊正是紀其事而作。所謂的“執駒”之事，見于《周禮·夏官》“校人”及“廋人”職中，是周天子考牧簡畜的一種制度，即幼馬正式編入馬廄。

圖1 陜西眉縣李村出土“盠”青銅駒尊

此件青銅駒雖刻畫的是小馬，不過也能看出它腿短、個頭矮，此乃中原本土馬的特征。后來馬的基因發生改變，得益于西漢武帝自西域引入汗血寶馬的舉措。

漢武帝時期，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后，烏孫王遣使給武帝獻上良馬數十匹，漢武帝將之命名為“天馬”。同時，張騫也帶來了西域大宛國（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盛產良馬的信息：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武帝派遣貳師將軍兩次出兵大宛國，客觀上擊垮了匈奴與大宛之間的結盟，并擴大了漢王朝在西域地區的影響。而在主觀上，漢武帝發兵是為取大宛寶馬，《史記·大宛列傳》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漢書·李廣利傳》中有同樣的記述，顏師古注：“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體現漢武帝遠征戰略的目的是“破宛擇取其善馬”。漢軍擊破大宛貳師城，得到大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雌雄馬三千余匹進獻漢武帝。至此，驃壯健美的大宛國“漢血馬”被命名為“天馬”，而烏孫馬改名為“西極”馬。

大宛天馬的引入，帶來馬種的改良，使之由中原本土的粗短矮小馬變為高頭大馬。這有利于騎兵部隊軍馬的選用與訓練，對于漢王朝軍力的增強有重要意義。另外，天馬還具有精神信仰的意義。

“天馬”的精神信仰

最早記載“天馬”的文獻，見于《山海經·北次三經》：“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山海經》中的“天馬”，不同于漢武帝命名的“天馬”，它所反映的仍是先秦時期中原本土的神獸傳說。

漢代天馬出現的歷史背景已然不同。在漢武帝本人追求升仙和長生不死的觀念驅動之下，昆侖神話傳入中原地區，社會自上層而下流行升仙長生的風潮。同時，隨著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劇，西域良馬和中原本土的神仙思想相結合，產生了有別于《山海經》中“天馬”的新概念，從而西域“天馬”的引入，正是迎合了漢武帝的精神訴求。

《漢書·禮樂志》載漢武帝得到大宛馬后，專為其作《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其中“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等句，顯示漢武帝對天馬的追求來自神秘文化信仰的理念基礎。

霍巍先生指出，來自西域的良馬“其初始的意義在進入到中土之后卻已經被徹底地加以了神化和改造，與中國先秦以來的以升仙不死為中核的‘昆侖’神話系統發生了密切聯系。這些西域的良馬被賦予能夠托舉乘者登仙，通過昆侖、天門（閶闔）最終進入‘天國’的神奇功能，因而被稱為‘天馬’”。對天馬的追求意味著一場聲勢浩大的向著傳說中的不死之地昆侖仙境進發，并由具有奇異功能的“天馬”承擔人們的靈魂飛升到昆侖、天門，進而到達永生不死境界的社會運動風卷全國。

漢人擅長塑造馬的藝術形象，也源于自西域引入良馬后、經過基因改良所培育出不同于本土的漢馬的史實。漢代良馬具有頭小頸長、胸部寬厚、骨骼硬朗、肌肉結實的外部特征。

如1999年甘肅金昌市金川區雙灣鎮趙家溝墓群出土一匹東漢青銅馬，高39厘米，長28厘米，寬10厘米，此馬傳神再現漢代駿馬的風采。但見它身高體健，傲然挺立，神采奕奕。其頭顱高昂，雙耳豎立，瞪眼開口，似在高鳴；曲頸挺胸，臀部飽滿，四肢挺拔而健長，使得馬的個頭頗高（圖2）。青銅馬的整個體態矯健而昂揚，體現出當時奮發進取、噴薄而出的時代精神。

圖2 金昌市博物館藏東漢青銅馬

戰馬風姿

漢武帝引入西域寶馬，改良本土馬種后，極大提升了漢王朝騎兵的作戰力。漢代藝術中的戰馬形象展示出王朝風采與時代氣象。

陜西綏德中角鄉白家山出土一塊畫像石，石面的畫像題材豐富、氣勢宏大，包括有狩獵、戰爭、放牧、家居生活等不同場景，展示了東漢社會的多個景象。畫面最左方是狩獵圖，在連綿起伏的山嶺中，一名獵手騎馬、兩名徒步，追逐著各種動物四處奔逃，所捕獲的獵物有野羊、鹿、狐貍、野豬等，天上有飛鳥。其次是戰爭圖像：一支騎兵精銳隊伍如雄鷹捕獵一般往前沖刺，氣勢如虹。隊伍前方三名騎兵并駕齊驅正在沖鋒，有的彎腰、有的俯身散馬蹄，山中埋伏著的敵人正張弓迎面伏擊他們。緊隨其后的騎兵們勇往直前，有的執弓；有人持鉤鑲；有的手提一頭顱，昂首朝天，十分得意，他的馬前倒著被砍下頭顱的敵人；有的則拋擲剝下的敵人甲胄欲請功。再次放牧圖，最前方兩人在馬前相對而立，一人遞一袋東西給另一人，抬手撫對方的頭；另一人低頭接物，兩個人似在依依送別。隨后的馬群和羊群簇擁著一匹駱駝，駝峰間坐著兩人在放牧，一派悠閑自在狀。畫面最右端為家居生活圖，右上角有一蟾蜍，下有兩人對坐玩投擲球類的游戲；右下角有一孕婦執便面，她前面一人躬身俯首捧盤狀器、另一人舉斧形器與之相對，男女交合，兩人廝打，極富有生活氣息（圖3）。

圖3 綏德中角鄉白家山畫像石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千乘萬騎馳騁在一望無際的曠野，青春熱血在此盡情拋灑，壯士意氣由此揮發無遺。此石上的馬匹或為戰爭圖中的坐騎，勇猛驍戰，威風凜凜；或為日常所馴養的家畜，溫和敦厚……不同場景下的形象氣質不同，反映出漢代人塑造馬形象的得心應手、準確真實。

綏德白家山村另一塊反映戰爭場景的畫像石，石面四周刻邊框，畫面左端為拜謁、殺俘、獻俘圖，拜謁圖居上，圖中首領端坐，身后一名侍者為其舉著華蓋，首領面前有兩人下跪，三人或持物或持笏站立；殺俘和獻俘圖居下，兩名士兵各持一人手足將之抬起、將要行刑，他們后方又有兩名士兵逮捕著一人在等候。石面其余大部分畫面皆為行進中的騎士圖，馬隊分作兩列，自右向左依次前行，騎士背弓縱馬，戰馬奔騰，氣勢威猛，似有獵獵的風呼嘯而來（圖4：a、圖4：b）。

圖4 綏德縣白家山村畫像石拓片及其局部（筆者拍攝）

日用之馬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農耕社會里，馬之于人類的意義重大。與先秦時期的馬相比，漢代的馬由于得到漢武帝的格外重視，被賦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常與帝國的威儀、天子的狩獵、宏大的典禮等結合，而顯得雄奇壯觀。

日常生活中，馬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交通工具。它既可當坐騎，又能承擔各式馬車的牽引力職責。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青銅馬蜚聲中外，除了代表作“馬踏飛燕”，銅車馬出行儀仗隊中的青銅馬同樣令人震撼。在這組出行儀仗隊中，青銅馬或作為坐騎、或作為馬車的牽引力工具、或單獨出現，從各個角度反映了漢代出行儀仗的規模、馬的不同形態與氣勢，規模壯觀。其中馬車包括斧車、軺車、輂車等不同形制，讓人體會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的禮儀規格，也感受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的文化氣息。

有一匹單獨站立的青銅馬饒有趣味。只見它三足立地，右前蹄抬起，頭向左偏，瞪眼開口，帶有幾分優游從容的意態（圖5）。

圖5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青銅馬

漢代的車輛主要由馬拉動。成都青杠坡三號墓出土一件軺車畫像磚，此磚的車騎圖自左往右行，輕車快馬。軺車自漢代開始流行，車輿的四面敞露，雙車轅，大多只駕一匹馬，也有駕兩匹馬的，《隋書·禮儀志》曰：“軺車，案《六韜》：‘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顧之車也。”由于車輿體量小，軺車的車速較快，所以又稱之為輕車，多用作出行儀仗的前導車。在這塊磚面的畫像上，軺車在后，車箱樹一傘形蓋，一御者駕車，一尊者端坐；兩旁有騎吏與伍伯護駕（圖6）。此磚上的馬匹皆膘肥體健，帶一股雍容之氣。

圖6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成都青杠坡三號墓軺車畫像磚拓片（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1953年成都揚子山漢墓出土一件輜車畫像磚，此磚繪制了漢代女性乘坐輜車出行的場面。磚面上模印一輛輜車，車蓋橢圓形，頂部隆起，車廂為重輿，分為前、后兩部分。女主人端坐于后輿中；御者坐前輿，左手持鞭，右手拉韁繩，正在駕馭揚蹄奔騰的飛馬。輜車右側前有一人持杖開路，后有一侍女手捧花狀物跟隨（圖7）。其中的馬匹曲頸低首，正奮力前奔，它鬃毛齊整，肌肉飽滿，四蹄勁健、翻飛有如騰云之勢。

圖7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成都揚子山漢墓輜車畫像磚（筆者拍攝）

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作為狩獵的坐騎。司馬相如《子虛賦》云：“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陶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描寫游獵時車馬疾馳、獵獸如風的壯觀場面，這里的“馬”既是坐騎，也是被追逐的對象，共同構成了動態的、充滿力量感的狩獵圖景。

1971年陜西米脂官莊一號墓出土一塊東漢橫額石，石面畫像分為內外兩欄，外欄為流動的云氣紋，云氣間從左到右依次夾雜著熊、龍拉軺車、羽人騎鹿、龍、雄鹿、飛鳥等圖像。內欄為狩獵圖像，從左往右的圖像依次是一只狐貍半探出身子，一名獵手騎馬拉弓，反身向后瞄準一只正向他撲來的猛虎，千鈞一發；虎的身后還有一名獵手，手持長矛刺中了虎腿。這組圖像后，又一名獵手正在與熊搏斗，但見他左手舉高盾牌、格擋朝他撲來的熊，右手持長劍欲刺；熊后也有一名騎手，拉弓射箭。畫面空白處點綴著飛鳥和瑞草（圖8）。此石上的馬作為狩獵工具，體健靈活，有力輔助了騎手的狩獵活動。

圖8 米脂官莊一號墓橫額石拓片

馬還可作為通信的工具。嘉峪關市魏晉5號墓出土一塊彩繪驛使圖畫像磚，長35厘米，寬17厘米。磚畫四周有邊框，中央描繪了一名驛使騎馬穿越在河西走廊傳書的場景。他戴幘，著交領長袍，右手拉韁繩，左手舉著簡牘狀文書；他所騎的馬正在疾馳，它膘肥體壯，聚精會神地注視前方，四蹄騰空盡可能地向前后奔躍，尾巴隨之平揚起來作一撇、前濃后枯淡，具有寫意的意味（圖9）。

圖9 甘肅省博物館藏彩繪驛使圖畫像磚

這塊磚畫上的驛使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古代郵差形象。此圖曾在1982年被定為中國郵政的標志，同年為紀念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郵電部還發行《驛使圖》紀念郵票一枚。

神話中的馬

馬還具有神奇的功能，漢代人通過給它增加角、羽翼等元素，使之在形象上得以神化，賦予其神話寓意。漢代的神馬圖像主要有麒麟、天馬等類型，另外還有一種馬以“龍為友”的神話。

（一）麒麟圖像

著名神獸麒麟在文獻記載中，有三種原型：馬、鹿和羊。似馬說，如《御覽》卷八八九引《說文》：“馬身，肉角，牛尾。”

馬形麒麟圖像如在四川內江白馬一具石棺上，畫面從左往右依次是：一匹麒麟拴在神樹樹干上，一尾魚游動，五只神鳥或展翅翱翔或佇立，體態舒展（圖10）。其中麒麟頭頂耳朵豎立，獨角挺立，昂首曲頸，尾巴輕拂，三足立地，右前蹄微抬，意態閑適而優雅。

圖10 四川內江白馬石棺畫像拓片

（二）天馬圖像

漢代的天馬圖像多塑作帶翼馬形象，這在銅牌飾、畫像石、畫像磚、壁畫、銅鏡等器物上皆有表現。

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一枚漢昭帝元平元年（前74）迎天馬簡，長23厘米，寬1.3厘米，厚0.3厘米。此簡記錄了漢昭帝派使者到敦煌迎接大宛“天馬”的史實，簡文為：“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司詔使戶籍民迎天馬敦煌郡，為駕一乘傳，載御一人。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圖11）該簡中的“天馬”，即指大宛汗血馬。

圖11 甘肅省簡牘博物館藏迎天馬簡

西漢洛陽畫像空心磚上，帶翼的天馬圖像相當常見。如洛陽一塊畫像磚上模印兩匹天馬，它們一前一后正在飛馳。它們的形態相仿，皆昂首向天，似在蕭蕭地嘶鳴；頸項長伸，頸背部的鬃毛似剪作三花；肩上兩條圓形曲線代表羽翼，尾巴上揚；軀體重心在前半部，右前腿向前邁出落地，左前腿向上半抬，后半身斜向上方，后兩蹄尚在騰空，表現出它們急促的飛姿（圖12）。

圖12 西漢洛陽天馬畫像空心磚拓片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面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銅鏡，直徑21厘米，緣厚1.3厘米。鏡為圓形，圓鈕，圓鈕座，環繞一圈連珠紋。鏡背由四枚乳釘均分為四區，每枚乳釘紋外又各繞一圈連珠紋。鏡背四區的圖像隔鈕而置，由上而下、自右往左依次為西王母、白虎、東王公和天馬。其中西王母頭戴高冠、東王公頭戴三山冠，兩位神人皆著交領長袍，拱手端坐，左右各有三名羽人跽坐俯首而拜。白虎居右，回首咆哮，肩生雙翼，尾巴高揚，四足奔騰，氣勢高昂，其左上角鑄兩字篆書榜題“白虎”。天馬居左，也回首嘶鳴，頸背的鬃毛齊整，馬尾上揚，四蹄在奔躍如飛，其右上角鑄兩字篆書榜題“天馬”（圖13）。

圖13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銅鏡（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漢代的天馬形象影響深遠。酒泉丁家閘5號魏晉墓前室北壁圖中繪一匹天馬。它除了鬃毛、尾巴是紅色，全身其他毛發雪白一片，頭頂帶角，昂首豎耳，開口嘶鳴，曲頸挺胸，鬃毛飛揚，尾巴揚起，四蹄騰空飛躍在云氣中，造型生動得獵獵生風，神態昂揚，凸顯出一種奮發向上的精氣神（圖14）。時人想象中的天馬形象與氣勢，大概如此。

圖14 酒泉丁家閘5號魏晉墓天馬圖壁畫

故宮博物院藏一件北朝天馬紋青銅帶扣，帶扣乃北方草原民族束腰皮帶上的裝飾部件。此件帶扣前方留一方形孔，用以系和固定腰帶，表面塑一匹天馬圖像。天馬昂首，肩生羽翼，尾巴高揚，前蹄向前伸，后蹄也向前頓，整個體態好像在蓄勢待發、即將要一奔千里，背景飾有云氣紋（圖15）。

圖15 故宮博物院藏北朝天馬紋青銅帶扣（筆者拍攝）

（三）天馬徠，龍之媒

我們今天所說的“龍馬精神”，其實在漢代流行著一種天馬“龍為友”的神話傳說。而古人常將馬和龍相聯系，認為這兩種動物之間有共通性，這一認識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

如《周禮·夏官·廋人》曰：“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在周人看來馬和龍可視作同類，區別僅在于身高。

《史記·樂書》載《太一之歌》：“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漢書·禮樂志》作“今安匹，龍為友”，前述“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者則有“天馬徠，龍之媒”句。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指明天馬與神龍乃同類。

《后漢書·馬援傳》記載東漢名將馬援曾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在此龍和馬相聯系的原因是它們共有的出色飛行或旅行能力，可分別代表天上與地下的交通能力。東漢王充《論衡·龍虛》云：“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認為馬和龍在外形上有相似性，龍的形象是多種動物的拼貼組合，其中原型之一即馬。

杭侃先生認為所謂的“龍自草原來”一說，可能源自草原民族對馬的尊崇，又因為馬是群居動物，草原上一匹高頭大馬嘶鳴在前，萬馬奔騰在后，那氣勢磅礴的景象與龍身有相似性。

以上，古人認為馬與龍或因外形上有相似性，或因各自的功能特征有相似，或有著類似的信仰功能，而將它們聯系在一起，體現出時人的神話思維。

相關圖像如四川樂山九峰鄉出土一具石棺上，側面刻輜車和神獸圖像。車由一匹翼馬所拉動，翼馬優游舉蹄徐徐而行，羽翼展開，尾巴揚起又垂下；輜車后方游動著一條青龍與一尾魚，青龍頭帶角，瞠目，開口吐舌，曲頸，張牙舞爪，龍身修長而蜿蜒；遠方還有一座帶斗拱的殿堂（圖16）。在這塊畫像石上，天馬與青龍相組合在一起，乃天馬以“龍為友”的形象展示，顯示出浪漫的神話色彩；它們的線條曼妙而流暢，顯示出高超的藝術審美力與造型能力。

圖16 四川樂山九峰鄉石棺畫像拓片

結語

漢代的馬不僅是人們生活的伙伴，還超越了其作為動物的本身，承載著政治宣揚、文化認同和審美表達等多重功能。如馬是祭祀、朝會、巡狩等重大典禮的成員，通過對馬匹的數量、毛色、車駕等的配置加以嚴格的禮制規定，彰顯著皇家的秩序與規范。戰馬改良促使軍力提升，展示著漢帝國的強盛國力、雄厚物質基礎和赫赫軍威。“天馬”西來，被神化的馬承載著求仙通神的精神信仰，作為上天賜予的祥瑞和使者，象征著大漢天子長生不老的綺炫幻想。在日常場合，對馬動態美和力量的追求，體現了漢代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

大漢雄風，威加四海。通過歷史文獻記述和諸多漢馬圖像，我們感受著兩千年前漢代人對馬的喜愛與崇尚，回到那個“千乘雷起，萬騎紛紜”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