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國條款”重響東瀛：中國為何引而不發？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臺海局勢與日本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掛鉤的露骨言論，猶如向東亞投下了一顆外交震撼彈。中方反應迅速而凌厲，除了一系列外交反制，中國駐日使館更是在社交平臺罕見援引《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明確指出若日本以軍國主義國家狀態復活侵略政策，中國有權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而對日動武。這一基于國際法的強硬警告，將歷史的聚光燈重新打在了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的身份上，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戰略叩問：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問題和領土主權上的不斷挑釁，手握法理和歷史優勢的中國，為何展現出引而不發的戰略定力？這究竟是實力不濟的“儒性”，還是更高維度的戰略清醒？

一、 “敵國條款”重響：一次直戳歷史脊梁的法理亮劍

高市早苗的言論，遠非普通的外交失禮。它公然將中國內政與日本安全捆綁，粗暴干涉中國核心利益，是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戰后國際秩序的嚴重背離與挑釁。對此，中方的回應是立體的。除了外交上的嚴正交涉和“必將迎頭痛擊”的軍事警告，最具震撼力的莫過于亮出《聯合國憲章》第53條與第107條構成的“敵國條款”。

這一條款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留給戰勝國的特殊法律工具，旨在防止德、日等“敵國”的侵略政策死灰復燃。它授權戰勝國為“防備此等國家再施其侵略政策”，可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直接采取行動。中方此次明確援引，是一次精準的法理“點穴”。它清晰無誤地告知日本及國際社會：第一，日本的戰敗國身份及其軍事權利所受的限制，是具有最高國際法效力的《聯合國憲章》所明文規定的，不容遺忘或篡改。第二，日本當前在西南諸島（包括琉球群島）加速軍事化、公然干涉臺海的危險動向，已經觸碰了“再施侵略政策”的紅線，中國完全有權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日方對此辯稱，“敵國條款”已被聯合國大會決議認定為“過時”。然而，國際法學理清晰指出，一項條約條款不會因“過時論”而自動失效，其廢止必須經過《聯合國憲章》第108條規定的極其嚴格的修正程序。更何況，正如朝鮮代表曾在聯合國指出的，與經歷了徹底去納粹化、深刻反省的德國不同，日本對其歷史罪責的清算遠未完成。從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到如今妄言武力介入臺海，日本的行為不斷證明，滋生軍國主義的土壤并未根除，“敵國條款”所預設的預防性立法動機在東亞依然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二、 琉球之問：未竟的清算與錯失的歷史窗口

中方的法理亮劍，自然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日本所謂“西南諸島”防衛的核心——琉球群島（日稱沖繩）。用戶提問中提及的與那國島，正是琉球群島最西端的島嶼，距離中國臺灣島僅約110公里。日本近年來在此加強軍事部署，將其變為監控臺海的前哨，本質上是在復活其軍國主義的地緣戰略遺產。

從國際法和歷史事實看，琉球地位存在重大爭議。1879年，日本以武力強行吞并了獨立的琉球王國。二戰后期，《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之主權“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土地均應被剝奪。據此，琉球在戰后理應脫離日本控制。歷史也的確如此，戰后琉球由聯合國托管，美國行使行政權。然而，冷戰格局扭曲了正義。1952年，美國在排斥中國、蘇聯等主要戰勝國的情況下，與日本非法締結《舊金山和約》，并在此后于1972年將琉球的“施政權”私自交還日本。中國政府早已明確，這份排斥主要當事國的所謂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它完全不能構成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的法理依據。

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國曾有機會以更有利的方式解決琉球問題。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兩次主動向蔣介石提出，將琉球交予中國管轄。然而，出于對日后中日再生恩怨的擔憂以及戰略短視，蔣介石兩次以“中美共管”為由婉拒，導致《開羅宣言》最終文本只字未提琉球歸還。中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胡煥庸在當時就極力主張收回或托管琉球，并警告“如琉球果仍還日本，則若干年后，臺灣必有再度被侵之虞”。這一跨越時空的遠見，在今天聽來依然振聾發聵。

因此，當前日本對琉球的控制，建立在非法條約和冷戰遺產之上，其法理基礎是脆弱的。中國學界和民間對琉球地位未定的討論，有著堅實的歷史和國際法依據。中國完全有理由就此提出質疑。但中國沒有選擇以激進的“占領”方式來打破現狀，這背后是基于對現實戰略格局的深刻洞察和更為成熟的全局考量。

三、 戰略清醒：不行使“占領權”背后的多維博弈

在實力與法理均占據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引而不發，展現出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清醒。這絕非怯懦，而是在復雜地緣棋局中追求最優解的智慧。

首先，是避免落入“代理人戰爭”陷阱的深遠考量。 美國有長期策動代理人戰爭的傳統，其核心邏輯是讓代理人沖在前線消耗對手，自己則躲在幕后掌控全局、獲取最大利益。當前的日本，正被美國塑造為“印太戰略”的關鍵支點。美國推動日本軍事松綁，從“專守防衛”轉向“攻防兼備”，加速美日軍事一體化，其意圖之一就是打造一個有能力在東亞前沿對抗中國的“強大代理人”。如果中國因領土爭議或歷史問題與日本陷入高強度軍事沖突，甚至升級為戰爭，則正中美國下懷。中國將不得不消耗巨大國力與一個被武裝到牙齒的“代理人”纏斗，而美國則可坐收漁利，并可能聯合更多盟友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因此，保持戰略定力，不被日本的挑釁帶入消耗戰的節奏，是中國頂級戰略智慧的表現。中國的應對之策是“強自身”，即持續加速軍事現代化，尤其是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確保在任何沖突中能讓干預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從而從根本上懾止戰爭。

其次，是實施“精準反制”與維持“斗而不破”的平衡藝術。 中國的回應并非無所作為，而是一套精準的組合拳。在法理上，援引“敵國條款”是高位亮劍。在經濟上，中國擁有諸如稀土出口管制等“外科手術式”制裁工具，能精準打擊日本的高科技和軍工產業，同時保持核心經貿關系的“斗而不破”，為關系轉圜留有余地。在軍事上，中國海空軍力的常態化和突破性巡航（如艦機前出琉球附近海域），本身就是最有力的主權宣誓和實力展示。這種“敲打與誘導”并存的策略，目的是讓日本決策層清醒認識到挑釁的嚴重后果和與中國合作的現實利益，從而約束其右翼冒險沖動。

再次，是“分化敵”與“擴盟友”的高明外交手腕。 中國清晰地認識到，日本的挑釁行為是其國內右翼政治勢力與美國外部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策略是區分對象。對于日本政府內的右翼分子，予以堅決揭露和回擊；但對于日本民間和平力量及經濟界，則保持溝通與合作，利用緊密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中日貿易額遠超日美）來制約其戰爭沖動。同時，中國積極深化與韓國、東盟等周邊國家的關系，構建廣泛的伙伴網絡，防止被孤立。更重要的是，中方善于利用美日同盟內部的矛盾。歷史上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打壓日本經濟的教訓猶在，近期雙方在軍費分攤、武器部署上亦不乏分歧。揭露美日同盟的不平等本質，有助于促使日本社會反思其是否甘愿永遠充當美國的戰略棋子。

最后，是超越零和博弈、著眼塑造未來秩序的地緣智慧。 中國當前的核心目標，是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并確保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被中斷。在東海、臺海方向，中國通過海警船的常態化巡航和有效的海空管控，已逐步掌握了維權主動權，這是一種成本更低、可持續性更強的“實際控制”。相比之下，一次激進的軍事占領行動，雖能帶來短暫的輿論轟動，卻會徹底顛覆地區格局，將中國拖入一場前景莫測的全面對抗，消耗用于民族復興的寶貴戰略資源。中國的選擇，是堅守基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國際法秩序，通過持續的力量存在和堅定的外交斗爭，一點一滴地鞏固自身的法理和事實優勢，等待歷史機遇的水到渠成。

四、定力之下，是駕馭歷史的自信

綜上所述，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與領土問題上的頻頻挑釁，中國援引“敵國條款”卻引而不發，展現的絕非實力不濟或所謂的“儒性”，而是一種基于強大實力、深厚法理和高超戰略思維的綜合自信。

這是一種“手握王牌，但不輕易攤牌”的定力。中國清楚地知道自身權利所在，也完全有能力采取更激烈的行動。但中國更深刻地認識到，當今大國博弈的勝負手，已不僅僅取決于戰場上的攻城略地，更在于戰略意志的比拼、國際人心的向背和長遠發展格局的塑造。中國不在歷史舊賬上采取單邊冒險行動，恰恰是為了牢牢掌握塑造東亞未來的主動權和道義制高點。

中國的戰略，是保持一種強大的、可升級的威懾，讓任何挑釁者都明白“玩火者必自焚”的絕對后果；同時，又以巨大的戰略耐心，推動地區國家共同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與和平秩序。這背后，是對國家發展命運的絕對負責，是對地區人民福祉的深遠考量，是一個成熟大國在穿越驚濤駭浪時應有的沉穩與智慧。時間，終將站在歷史正義與戰略清醒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