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軍控制西北近百年，卻為何始終不敢獨立？這還得歸功于左宗棠

有些事，從根上就注定了結(jié)局。

1934年的寧夏，馬鴻逵就是天。

城頭上的青天白日旗看著威風(fēng)，可誰都知道，南京的政令出不了他馬家的府門。

他的衛(wèi)隊就是街上的法，他的簽字就是百姓的命。

前腳剛簽完新一年的征糧令，把老百姓的口糧刮得干干凈凈，后腳就坐到電報機前，給南京的蔣介石拍電報，一口一個“領(lǐng)袖”，一聲一聲“效忠”，那股子親熱勁，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的。

這種本事，馬家練了快一百年了。

他們是西北的狼，自己圈地盤，自己養(yǎng)兵，活得像個土皇帝。

可脖子上的那根繩，始終緊緊連著中原。

他們鬧，他們搶，但從來沒喊過“獨立”這兩個字。

這頭野性難馴的狼，怎么就甘心被人牽著走？

這事兒，得從半個多世紀(jì)前說起，從左宗棠在西北大地上落下的一顆棋子說起。

那一步棋，看著平平無奇，卻鎖死了馬家百年的命數(shù)。

時間倒回到同治年間，河州，今天的臨夏。

那會兒的大清國，里里外外都是窟窿。

洋人的軍艦在門口堵著，東南打成了一鍋粥。

西北更亂，陜甘一帶烽煙四起，整個新疆都快丟光了，一個叫阿古柏的家伙在那兒稱王稱霸，北邊的沙俄更是瞪著眼珠子，隨時準(zhǔn)備撲上來撕塊肉。

朝廷里吵得不可開交，一幫大臣說，別管那鳥不拉屎的新疆了，把海防搞好是正經(jīng)。

就在這片爛攤子上，河州出了個狠人，叫馬占鰲。

這人有腦子，能打，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隊伍，跟官軍對著干。

最厲害的一次，在太子寺那個地方，他設(shè)下埋伏，把清軍名將傅先宗打得全軍覆沒。

這一仗，讓馬占鰲的名字響徹西北，成了朝廷眼里最扎手的一根刺。

可怪事來了。

當(dāng)左宗棠抬著自己的棺材，帶著那支從血水里爬出來的湘軍殺過來的時候，剛打了大勝仗的馬占鰲，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傻眼的事——他派人去投降了。

這不是慫，這是把算盤打到了骨子里。

馬占鰲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能打敗傅先宗，那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都在他這邊。

可左宗棠帶來的是什么？

是整個大清國吊著最后一口氣撐起來的精銳，是國家的意志。

跟一個將軍斗，贏了也就贏了；跟一個王朝的國運斗，那是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他從左宗棠身上，嗅到了一股不一樣的味道。

他看到了一條路，不是打打殺殺，而是把馬家的身家性命，綁到朝廷這艘大船上，換一個合法的身份，求一個長長久久的富貴。

左宗棠也不是一般人。

他看著送上門來的馬占鰲，沒有一聲令下殺個干凈。

他想得更遠。

西北這地方，太大了，也太窮了。

光靠外地兵來鎮(zhèn)壓，今天平了這里，明天那里又冒煙，得花多少錢，死多少人？

長久不了。

要讓這地方安生，終究還得靠本地人管本地人。

于是，一個大陽謀就這么鋪開了。

左宗棠沒搞大屠殺，就殺了幾個領(lǐng)頭的刺兒頭，算是給朝廷一個交代。

對馬占鰲和他的主力部隊，全盤接收，給他們番號，叫“董字三營”。

馬占鰲搖身一變，從“反賊”成了清軍的管帶。

他的手下，像馬海晏、馬千齡這些能打的干將，也都跟著升了官。

這支新收編的部隊，成了左宗棠手里的新刀子，被他派去砍別的還不服軟的勢力。

馬占鰲低下了頭，但他給子孫后代掙下了一份近百年的家業(yè)。

左宗棠呢，看似做出了妥協(xié)，實際上，他慢條斯理地給這頭猛虎，套上了三道看不見的鏈子。

這三道鏈子，不是鐵打的，卻比鐵鏈子還結(jié)實。

左宗棠要的不是一時的太平，他要的是從今往后，西北這片地，再也翻不起能顛覆朝廷的大浪。

第一道鏈子，拴在兵權(quán)上。

左宗棠允許馬家有自己的隊伍，這是面子，也是里子。

他給了馬家軍清軍的正式編制，發(fā)軍餉，給官職，讓他們打仗都打得名正言順。

可這支軍隊的指揮權(quán)，卻被捏得死死的。

馬家軍雖然自成一體，但上面總有一個湘軍的將領(lǐng)壓著。

有大的軍事行動，你得請示，得匯報，想自己拉著隊伍想去哪就去哪？

門都沒有。

給你安排的活兒，大多是偵察、看守糧道、追剿小股土匪這種雜事。

這招高明就高明在，既用了你熟悉地形、打仗兇猛的優(yōu)點，又讓你碰不到核心的戰(zhàn)役指揮。

說白了，你就是有力的胳膊腿，但腦子長在別人身上。

馬家軍的力量，必須得靠著朝廷這棵大樹才能使出來，離了這棵樹，你啥也不是。

第二道鏈子，鎖在飯碗上。

仗打完了，左宗棠沒急著回京城邀功。

他卷起袖子，在西北干起了建設(shè)。

他搞了個善后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搞屯田。

把那些因為打仗荒掉的土地，重新分給當(dāng)?shù)乩习傩蘸屯宋榈谋淙シN。

稅收也改了，按地畝收稅，公平合理。

這些事聽著普通，卻是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西北為什么老是亂？

一個字，窮。

飯都吃不飽，人就容易玩命。

左宗棠的屯田，一下子解決了兩個大問題。

第一，他帶來的幾萬湘軍，吃飯問題解決了，不用再千里迢迢從中原運糧。

第二，整個西北的經(jīng)濟，被他牢牢地和朝廷的體系捆在了一起。

馬家軍要吃飯吧？

要養(yǎng)馬吧？

糧食從哪來？

從屯田區(qū)來。

屯田區(qū)是誰在管？

是朝廷的官員。

老百姓能安安穩(wěn)穩(wěn)種地過日子了，誰還愿意跟著你去造反？

誰想砸大家的飯碗，老百姓第一個不答應(yīng)。

這么一來，誰想在西北割據(jù)，先得問問自己能不能扛得住斷糧。

第三道鏈子，最狠，是拴在人心上的。

軍事和經(jīng)濟，是硬家伙，看得見摸得著。

文化上的改造，才是真正管長遠的軟刀子。

左宗棠在蘭州干了一件大事，他重建了甘肅貢院，大辦書院，請來有學(xué)問的大儒講課。

他把中原那套科舉考試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到了大西北。

這一下，給西北所有有野心的年輕人，包括馬家的子弟，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以前在這片地上，想出人頭地，靠的是手里的刀快不快，馬騎得好不好。

現(xiàn)在，多了一條路，你可以去讀書，去考試，中了舉人、進士，就能當(dāng)官，就能走進國家的權(quán)力中心，光宗耀祖。

蘭州的貢院，后來成了好幾所現(xiàn)代大學(xué)的前身。

從這里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讀書人，他們腦子里想的，心里認(rèn)同的，都是“大一統(tǒng)”的國家，是那個能給他們功名前途的中央政府。

這種文化上的認(rèn)同感，比什么都厲害。

它能慢慢地把地方上那種離心離德的想法給磨沒了。

馬家的后人，或許能當(dāng)上一省的主席，但他手底下那些管理地方的文官，那些有頭有臉的鄉(xiāng)紳，心里向著的，永遠是那個更廣闊的天下。

左宗棠這盤棋下得太深了，深到他死后幾十年，整個西北的局勢，都還在按照他畫的道道走。

馬占鰲死了之后，他的家族開枝散葉，到了民國，就分成了青海的馬步芳、馬步青兄弟，和寧夏的馬鴻逵、馬鴻賓叔侄。

這幾個人，在中國最亂的幾十年里，把家族的勢力推到了頂峰，成了名副其實的“西北王”。

他們有自己的軍隊，收自己的稅，在自己的地盤上，說一不二。

可他們就是不敢扯旗造反。

不管北京城頭換的是袁世凱的五色旗，還是南京掛上了青天白日旗，他們總是在第一時間發(fā)電報，表示擁護。

就拿1934年那事來說，盜了東陵的軍閥孫殿英想搶寧夏，馬家?guī)仔值苈?lián)手把他打了回去。

可打贏了之后，他們不敢擅自處理孫殿英的地盤和部隊，而是乖乖地等著蔣介石下命令，等著中央的嘉獎令。

為什么這么聽話？

因為左宗棠當(dāng)年上的那三道鎖，還在死死地鎖著他們。

那個“省主席”“軍長”的名分，是中央給的，沒了這個名分，你在法理上就是叛匪，手下的人心就散了。

西北那窮地方，要養(yǎng)活龐大的軍隊，要買洋槍洋炮，還得指望中央政府給的軍餉和接濟，自己單干，就是自斷財路。

更重要的是，左宗棠當(dāng)年種下的文化種子，早就長成了參天大樹。

地方上的讀書人、老百姓，都習(xí)慣了有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分裂不得人心。

等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馬家軍更是積極得很。

馬鴻賓的部隊在綏遠跟日本人死磕，打得極慘烈。

馬步芳也派了騎兵師出省抗戰(zhàn)。

這里面有民族大義，但也是一筆精明的政治賬。

國家有難的時候，我出人出錢，向中央表了忠心，戰(zhàn)后我的地位自然就更穩(wěn)固。

可是，時代終究是變了。

當(dāng)解放戰(zhàn)爭的炮聲響徹中國時，馬家軍遇到的，是一個完全不按舊規(guī)矩出牌的對手。

人民解放軍不是晚清的官軍，也不是民國的軍閥。

它帶來的是一套全新的思想和制度。

馬步芳想靠著蘭州的天險頑抗到底，結(jié)果被解放軍摧枯拉朽一般地擊潰。

他一輩子搜刮的黃金、建立的軍隊，在一個代表著未來的力量面前，脆弱得像紙糊的一樣。

馬鴻逵見勢不妙，卷著金條跑了。

倒是馬鴻賓識時務(wù)，選擇了起義。

1949年秋天，馬步芳帶著搜刮來的巨額財富，從西寧飛往重慶，再轉(zhuǎn)香港，最終流亡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曾經(jīng)的“青海王”再也沒能回到故土，最終客死他鄉(xiāng)。

他的堂兄弟馬鴻逵則逃到了臺灣，不久后又去了美國，在洛杉磯度過了他的余生。

參考資料：
《左文襄公（宗棠）年譜》，羅正鈞 編，岳麓書社，1983年版。

• Lipman, Jonathan 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清史稿·左宗棠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周偉洲. 《西北馬家軍閥史》，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