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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三百年前,曾經有個準格爾汗國,存在了七十多年,后來就沒了,準格爾從此成為了一個地名。也正因為如此,烏蘇啤酒如今那是杠杠的國產品牌。要做更宏大敘事的話,那就是讓我們擁有了一個疆域更遼闊、物產更豐富、安全級別更高的西部疆域。
這個結果的產生,其前提是準格爾被滅族,物理意義上的滅族。聽上去是不是很殘忍,但是凡事皆有因果。就不說準格爾降而復叛,叛而復降,不斷得反復無常,因為這畢竟牽扯到民族生存權問題。與其對我們的殘酷殺戮相比,他們的滅亡可謂死得其所。
烏雅兆惠車輪放平歷來便有爭議,但以車輪高度作為排除異己的殺人標準那是準格爾這種蠻族屠殺我們的規則,憑什么我們不能有更為嚴厲的規則去針對那些試圖將我們從人類歷史中抹去的屠夫。
說到這,可能有些人東郭先生綜合癥又要犯了,定要舉起人性的大旗,吼出文明的口號,用一副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公子做派要求咱要與人為善、好人好報的說辭來說教一番。
但是別忘了,任何種族文明得以延續的基礎是這個種族必須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那些高談闊論、一副悲天憫人的所謂文明人,他們那些之所以還能說出從人牙慧里掏出來的那點東西,就是因為他們的祖先沒有被車輪丈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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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對我們而言,中華民族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就是日本侵華,沒有之一。
一個民族之所以存在,文化是根本,而文化的載體只能是人。
日本人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它們做了兩件事兒:一件是搞大屠殺,看看咱們全國各地有多少日本侵華的萬人坑就知道了。另一件是從語言文字上根除中華文化,東北就不說了,寶島臺灣如果再多淪陷五十年,日語就將取代漢語。
如今依然有大量的日本人要么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要么揚言當年殺得太少了,沒有把我們殺絕。對于這種言論,我們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這是日本右翼的言論。難道真的就是這樣嗎?
在我們的史觀和輿論環境中,對于日本侵華,總喜歡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民眾分開來看。言必稱日本軍國主義是壞蛋,日本民眾是好的。無視兩個國家、兩個民族進行的是一場總體戰。這種愚蠢的態度,無非是試圖通過自己的大度寬容來贏取對方的那一丟丟善意。
可笑的是,當生活中遇到哪個單位或哪個部門的哪個人對這些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者得罪他了,這些人卻又往往揪著這個單位或這個部門不放,單位部門不給個說法就要死要活,而不是只針對那個惹了他的肇事者,這不是雙標,這叫精神分裂。
我們沒有徹底清算日本侵華的罪惡,只一味釋放善意,從無有效的手段,客觀上助長了日本再次膨脹的野心,他們從未停止過的挑釁終將會得寸進尺付諸行動,真到那時,是該用到這個輪子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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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危亡、民族存續,本質上是一個消除外部威脅的過程。
至于如何消除外部威脅,方法無外乎兩種:要么將這種威脅從物理上干凈徹底地消滅;要么通過教化讓這種威脅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前一種,簡單直接,也沒必要背負太多的道德負擔,死人終究是不會說話的。千百年后挖出來,最多就是贊嘆一下他曾經的文明而已。對于這一點,文明燈塔的昂撒人已經做出表率,感恩節吃頓好的聊做紀念而已。
至于第二種,倒可以以阿美莉卡為師。裝個籠子、拿根棍子、拴條繩子,把日本當狗來養。
說到狗,有人說狗是人類的朋友,這話定義上就是錯的。只能說狗是它主人的朋友,否則無法解釋狗咬人這個客觀事實,狗不咬的,也只是它的主人罷了。一個外人,和他人的狗套什么近乎。
我們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生存權益,否則中華民族不可能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前提是各民族得承認我們是團結融合的實體。
對于賊心不死依然瘋狂亂咬的日本,方法也只能是上述兩種。要么讓它做死人,要么做它的主人,直到它學會做人,由鬼變成人,才配得上“他”的稱呼,終究讓他們變成我們,才能對得起子孫,才能免除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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